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舆论对日本的关注有增无减，中国赴日旅游游客也继续呈现井喷式增长。然而，我们真的了解日本吗？——在参加4月3日由环球网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共同组织的首届“中国网络名人日本行”活动时，《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丁刚表示，“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才刚刚开始”。今日起，环球网陆续推出丁刚老师的系列评论文章——《如何认识我们的近邻日本》，每天一期，共五期，欢迎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参与!
日本之行，最吸引我的不是清水寺的古色古香和樱花灿烂绚丽，而是东京市郊的一条小街。小街靠近一座购物中心，时间在这里倒退回旧电影中的景象。行人稀少，房屋低矮，整洁宁静，看不见中国都市街区如今已习以为常的送货三轮。小巧玲珑的店铺一个挨着一个，理发店、书店、杂货铺、邮局……。这不是京都清水寺旁那些专为游客而修复的古老街区，而是普通日本人生活的普通街区。
问过一位日本同行，他说在东京市区也有这样一些小街。无法想像，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公认最忙碌、最繁华的大都市——东京，居然会有这样一些保留着传统慢生活韵律的街区。显然，这样的生活也是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们所渴望维系的。
日本在历史上有两次因受到外国文化剧烈撞击而惊醒、奋起，一次是七世纪遭遇中国文化，一次是19世纪受西方文明冲击。这使得后人自然而然地认定日本是世界上最善于模仿也最善于将外部冲击化为内部动力的国家。
中国的日本研究也有很多是从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的渊源入手，并着重于寻找日本文化中与中国相通因素的。提到改善和中日民间关系，人们想到最多的也是这些因素。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日本是在所有文化中与中国文化最相近的文化，也最容易引发共鸣的文化。但结果可能是，两种文化的碰撞最终产生的综合作用。
京都某自动售货机上的中文广告，看上去不知所云(作者供图)
美国学者霍尔在《日本史》中有这样的分析，“单从中国化考察日本的七、八世纪，就忽略了日本历史上的国内成分。这两个世纪里的主要政治及社会变化，绝不能简单解释为急剧倒向中国文化的副产品。645年的大化政变，认为是有意识地追赶中国的开始，但也是努力搞中央集权化、使新兴贵族阶级的特权制度化的开始。”
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人一到日本，首先会感叹的是大街小巷和公共场所的会如此干净。垃圾箱虽然很少，但没有乱扔垃圾的现象。在京都清水寺的旅游区里，我看到有日本人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塑料袋，把冰激凌的包装纸放进去，再装回背包中。朋友告诉我，他们会一直背着这个塑料袋回家，放回家中的垃圾袋。
日本人的卫生习惯也与外力的影响相关。因为大瘟疫而改变公共卫生体系和民族卫生习惯的例子中，最典型的当属日本。1858年，美国海军一位感染了霍乱的水手把病毒带到日本，一场大瘟疫在日本暴发，3年中共夺去28万人的生命。因瘟疫所迫，日本解除了对西医的禁令。而在这之前，日本人的医学知识主要来自于中医。公共卫生的概念从此伴随着西医进入日本社会，日本人对疾病和健康有了全新认识。
1868年，明治政府宣布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这场改革也意味着日本人卫生观念的大变革，它促使日本民众更加重视公共卫生，把保持健康与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与民族能否强大联系在一起。研究日本史的美国学者苏珊·伯恩斯认为，从那时起，日本人不再将疾病看作是个体和私人的事情，而是蕴含在民族力量和威望这些新兴的概念之中。
除了战后的社会变化,制度重建也为日本文化坚守维护传统创造了条件。为什么日本能够在大规模地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保留或恢复了很多传统社区呢？
日本东京大学西村幸夫教授曾在《再造故乡魅力——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一书中，讲述了17个故事。我走在那条不知名的小街上，就想到了这17个故事，也想到了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社区民众。战后日本政治和制度的重构，使得这些普普通通的民众成为决定自己社区面貌的主要力量。
传统上，日本基层的自我组织能力就比较强，而美军占领期间推行的制度建设更是加固并且提升了日本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力。美国学者霍尔在《日本史》中写道，“没有一次占领是如此注意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日本的文化评论家加藤周一也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只能是采取民主主义原则、科技文明和日本的传统文化的结合的形式。加藤所说的民主主义原则就与战后美国主导的变革相关。
我想再用一个时髦的词——工匠精神来说明这一问题。在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的成员经常赞叹和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日本人的工匠精神。短短几天，我们就感受到，日本人对生活和工作的精致追求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火车站旁的一个小便当店，柜台左下侧装有一个只有一尺来宽的洗手池;旅馆里提供的梳子有一定的弧度，正好可以贴着头梳理;牙刷是小头的，可在口腔里灵活地转动;所有的公共厕所小便池旁都带有一个装着除味剂的小盒子;咖啡杯有把，茶杯无把，原因是手摸茶杯不觉烫时，杯中的茶正好在60度左右，是茶香最浓的温度;木筷子不是一头粗一头细，而是两头都细，一双筷子两头可用，既当公筷又做私筷……
车站里的小便当店特意安装了洗手池(作者供图)
没有生活中普遍的精致，很难有各行业工匠的高度精致。没有一种能够让精致的追求在生活与工作中充分张扬的体制，传统的工匠精神就有可能会被对利润的追逐所磨灭。工匠精神是道德的产物，也是体制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日本现代制造的灵魂，绝不是靠高工资、高投入就能换来的。
撇开表象看日本。今天日本这座高楼，是在外力与内力综合作用下砌成的。今天的日本仍然可以找到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些因素，但更多的却是在传统与现代、传统与外部冲击的融和、碰撞中构建而起的。
很多中国游客来日本，看到有很多汉字，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感觉很亲切，像是找到了知音。这只是表象。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日本仅仅看出是尾随美国的“贴身仆从”，以为搞定了对美关系就可以搞定对日关系，对日本的认知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中国不能小看日本，而应该在这个小而强、细而精的邻国的映照下，反思自己，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著有《日本第一》一书的美国著名“中国通”傅高义说过：“中国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并已经取代日本成为GDP‘世界老二’。尽管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但中国仍然应该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非‘学美国不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