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高干子弟反文革现象

2016-05-08 郭松民

　　高干子弟(不是全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反文革，是当下中国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父辈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天下，建国后要么是元帅、将军，要么是省委书记、部长等; 二是他们都无法用一种平静、理性的态度对待文革，一听到“文革”两字或和文革稍微沾点边的声音，比如听到有人唱文革期间的歌曲，就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虽不至于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但也会发疯似的四处举报或口出恶语，令旁观者既怜且叹。

　　要理解这些高干子弟为什么反文革，首先就要理解文革。

　　文革的本质是什么? 简言之就是要把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并且带领人民打下的天下交还给人民，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实现“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而这一过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文革。如果文革能够按照预定的方向顺利前进，那么等在前方的将是远超西方资本主义“选举式民主”的社会主义“全面民主”。

　　全面民主就意味着彻底平等。就文革的基本精神而言，文革不承认任何等级制——无论是封建等级制、文化等级制还是金钱等级制，文革一概认为其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也是一种彻底的现代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推翻三座大山，使人民获得解放;第二个阶段是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即社会主义革命，具体方式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然而遗憾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却遭到了高干阶层的整体(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反对，因为这意味着要让他们交出以人民的名义掌握的权力，至少也是要和劳动群众分享权力(比如“革命委员会”中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并且容忍人民掌握话语权(指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文革惨烈复杂的政治博弈及失败，均和高干阶层的这种态度有关。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高干子弟对文革的态度了——即便是出于“阶级本能”，他们也会选择站在父辈一遍，而且，由于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同“党和领袖”有着战争年代长期出生入死所结下的深厚情感，所以他们的态度通常更加激烈和极端。

　　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文革，中国会怎样?

　　答案是，可能会很像今天的朝鲜。在朝鲜，当年追随金日成在长白山打游击的“抗日老战士”后代，基本上实现了整体接班，朝鲜甚至找到了制度化的接班形式——万景台革命学院。在这所“红色贵族”学校里，朝鲜的烈士和高干子弟从小接受一种类似军事贵族式的教育，成年后大部分成为朝鲜的上层军政精英。

　　但文革的疾风暴雨，使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接班形式完全失去了可能。文革乍起，高干子弟发明了“红卫兵”这个词汇，并亮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试图争夺话语权、垄断对文化革命的解释权并顺势完成接班，但由于这一口号与文革的彻底平等精神完全相悖，在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批判“反动的血统论”之后，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就土崩瓦解了。此后的数年，对此前一直像“贵族”那样生活的高干子弟来说，不啻是一场噩梦：不仅接班看上去似乎完全不可能，自己甚至也沦为社会的底层。

　　文革不能再来——这应该是这些高干子弟在梦中也要说的话。

　　随着文革的失败，他们的父辈又逐渐恢复了地位与权力，但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整个高干阶层都“祛魅化”了，在人民心中，他们再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了，再也不是半人半神的一群了，按照血统接班，再也没有理所当然的正当性了。文革被他们杀死了，但文革变成了一个幽灵，继续在神州大地上徘徊，时刻威胁着权贵们再次获得的特权。

　　近四十年来，作为文革失败的逻辑结果，中国再次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封建等级制事实上大范围重建，金钱等级制从无到有，已成世界范围内差距最大的“台阶”之一。而许多高干子弟(不是全部)凭借父辈的权力、余荫，高踞各种等级金字塔顶端，从他们的角度看，视追求彻底平等、全面民主的文革精神为洪水猛兽，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但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经历了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人类追求平等、民主的努力是不可遏制的。任何人都不能靠诅咒文革来使自己世世代代永远据有权力和财富，权力和财富都只有用来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时候才有正当性——这个道理，那些高干子弟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