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医生，祖父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已故去，遗下五子一女，祖母好赌，餘下的钱几乎全让她老人家花在牌桌上了，父亲行四，五叔是遗腹子，两兄弟自幼生活清苦，但却聪敏过人，学业很有成就。
后来，父亲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考进了广州的一所医学院，叔父则靠着自身的努力，考上北京的燕京大学，四十年代去了美国，在联合国作中文翻译的工作。
父亲大学刚毕业，遇上中日战争，作为一名热血的爱国青年，父亲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抗日救亡的队伍，他当时已是医生，便组织了一个医疗抢救小组，开了一辆救护车，深入中国腹地的大后方，抢救战场上受伤的伤员。
谁叫他做这些事的？没有人命令他去做，惟有一股爱国、救国的热情支持着他。
三十年代末，父亲与母亲婚后去了上海定居。当时，肺结核（肺痨）是一种如同今日的癌症一样的恶疾，不论谁人一旦患上，便喻示着已离天堂不远了。全中国不知有多少人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没有特效药医生也束手无策。
父亲决心向肺结核病“进攻”，当他在四十年代中，研究此症初露头角的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医学教授，在上海发现了这位奋发的青年，与他攀谈一番之后，决定送他去美国进修。
三年后，父亲在哥大的学习成绩斐然，校方欢天喜地的要留下这位胸怀大志的青年，然而，就在那时，遥远的东方传来了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四百万雄师过大江，共产党即将一扫国民党史的颓丧、腐败，而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父亲婉言谢绝了校方盛情的挽留，提着为上海肺病医院购置的X光机――那是诊断肺病不可缺少的，还有先进的血压计、血沉计等化验用的仪器，只带了一小包为子女买的玩具，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赶回了上海。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父亲庆幸着自己那么适时地回来，终于亲耳听到了这句令人热泪也滚下来的话语。他想起从美国回上海的途中，路经香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年迈的母亲一再叫他留下
：
“你看我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趁我还没全瘫在床上，你就回来香港吧，叫家嫂带孩子们也过来，一家团圆，多好！共产党啊，唉，靠不住啊……。”
“不，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怎么可以在这里住下去？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要回去作一名新中国的医生。等我回去安顿好，把你接过去住几年也不错嘛。”
祖母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啊，从小就这个脾气，想好的事，十匹马也拉不回你，也许……。”话未说完，祖母呛咳起来，一阵紧似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父亲轻捶着她的背，忽然祖母吐出一口带血丝的痰来。
肺痨？
刚刚从美国进修回来的父亲，对肺病了如指掌，马上意识到祖母患了什么病。但行期日近，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就等于永远也走不出香港，见不到新中国的成立了。
父亲叫来他的兄弟，匆匆忙忙嘱咐了几句如何应付祖母的病，便背着行李上路了。新中国在向他召唤，新中国在等着他，新中国像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
新的国家、新的责任、新的人民，父亲的热血沸腾着，为了支援解放后人才缺乏的北京，竟将全家从温暖的南方迁到当年飞沙走石的首都。
“北京那里虽然破旧，但她却是新中国的首都，想到此，我便激动万分。”父亲后来这样跟我们说。
新中国成立第四年，一九五三年，上级说要搞“三反运动”，“三反”即反贪污、反官僚、反浪费。有天医院党委的同志找父亲谈话：
“有人揭发你，说你有贪污行为，你看你怎么解释？”
“我？贪污？”父亲睁着茫然的眼睛，讲不出一句话。
“你还想狡赖？人家都把你供出来了，想抵赖也不容易。”那位同志似乎认定父亲一定是犯了贪污罪，口气颇为强硬。
原来，那是父亲曾工作过的上海某医院的一名会计，因“三反”运动逼得太急，胡乱点了几个人，说是贪污，这其中不幸地包括了父亲。
“我愿当面对质，以洗清白。”父亲惟有这样表示。
几天以后，父亲手镣脚铐地被推上火车，座椅没有他的位置――贪污犯哪能那么舒服，他只能蜷屈在火车通道上，四个押解“贪污犯”的男人，抽着烟，吊着脚，圍坐在一处打扑克。冬夜，在荒野奔驰的火车厢中，不时地传来他们開懷的笑声与叫牌声。
对质倒也简单，不必去法院，也不必有法院派出的公证人，找来那位会计，再有几位干部同志，就在党委小小的办公室开始了。
会计哆哆嗦嗦地说了实话：
“运动一来，叫我交待谁贪污，交待不出就过不了关，我就把他供出来了，其实他没有贪污，是我冤枉他……”会计说着说着竟声泪俱下。
“我是医生，从不做这种事！”父亲以为从此可以一洗冤屈。“我离开这家医院去北京的时候，还曾捐赠了一批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医疗仪器，怎么会……。”
三天后，那押解父亲的四个男人，像拥了老朋友似的把父亲送回北京：
“行啦，你没事儿了。”
父亲以为这种搞错的冤案难免，既然调查过后没事，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三反运动始于初冬，结束时，寒冬尚未离去。一天父亲刚刚处理完院务，那个医院党委的同志穿着臃肿的棉制服，门都不敲一下，走进来了：
“喂，你明天不用在这儿办公了。”口气像块冷硬的石头，且不容人置辩，接着，递给父亲一个牛皮纸的信封，走出去了。
父亲打开信封，上面伶仃写了几行小字，大意是撤销父亲医院院长职务，并从同年同月起降薪降职。
父亲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忙推门追上那位党委同志：
“为什么要这样？可不可以解释？”
这党委同志十分雍容地转动着他那裹着棉制服的身躯，在暗黑的走廊里，向着父亲，几乎是宽容地一笑：
“你还不知道吗？前些日子的事，今儿就全忘啦？”
“不，那是搞错的，已经去调查过的了。”父亲辩道。
“对，对，但那也是接受审查呀，你看我们医院，接受审查的有几个人？我们的院长，能让一名接受过审查的人作吗？知识分子，可不作兴翘尾巴哟。”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暗黑的走廊中发出空洞的声响。
父亲无话可说了，呆在那里，目送着倒背着手、越走越远的棉制服，心中一片空白。
四年后，又一场政治运动悄然掩至，叫做“大鸣大放”——请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
这时的父亲，已成为一名针灸医生。留学美国的西医，怎么变成针灸医生呢？这是只有中国大陆才能发生的怪事。
一九五三年三反运动后，父亲被无端撤去了院长职务，甚至连胸外科医生也不准他做——据说怕他实行阶级报复，持手术刀杀人。
医院的针灸科前，挤着一大群男女老少病人，候诊椅坐不下那么多人，许多人就那么站着等，更有些是担架抬来的瘫痪病人。
“这杨大夫可真不得了，一针下去就见好。”
“可不是，人家是喝过洋水的西医呀。”
“哎吔，怎么西医变成了针灸大夫了？”
“这杨大夫原来是胸外科的，后来……”那病人尽量放低了声音，俯在旁边一个病人的耳朵旁说道。
“我才不管什麼审查不审查的，当大夫的，能给人看好了病，就是好人，对不对？”
候诊室的病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时钟指向六点——该下班了，可是候诊室的病人仍未散去，父亲笑咪咪地跟这个说说话，跟那个问问病情，全然不知道了下班时间。
“喂，下了班别走，要开会啊！”一个人事科的干事门也不敲，便走进来扔下这一句话，不等父亲回答，就转身走了。
父亲想起今天是女儿的生日，但……机械地看了一眼手表，无奈地叹了口气。
当父亲踏入会议室的时候，已坐满了一屋子的人，没有人说笑，香烟雾弥漫了整个空间，党委同志正在和颜悦色地作报告：
“今天，我们把大家请来，是想请大家，为我们党提意见，大家，啊，都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最懂道理，最了解党的政策，为了，啊，帮助党整风，所以啊，请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向党提意见。不要有顾虑哟，也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哟。”
屋子里静得能听到吸烟人吸烟的声音，空气像是凝住了，内科主任方大夫，靠在椅背上，双目微闭；麻醉科教授傅玉平，眼睛越过窗外，紧抿着厚嘴唇；小儿科专家梁淑真神经质地折着一张纸头，展开，又折起。
“杨大夫，刚下班啊？”党委同志不知怎地，一眼便“看”上了父亲。“五三年搞运动时，组织上处理得不太好，听说你有些怨气，是不是？讲出来嘛，我刚才都说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嘛，帮助咱们党整风，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哟。”
父亲虽走进这间会议室，但他一直沉浸在刚才他那些病人的病历之中——王大勇的神经衰弱症，先要解决他的失眠；黎若微的耳聋症是神经性而非器质性，针刺应可治愈……。
听了党委同志这一番“启发”，父亲感到有些迷茫，四年前的事，已经慢慢淡忘，不作胸外科医生，作针炙科大夫一样为病人解除痛苦，父親每日都為治愈一個病人而興奮，他用他西醫的診斷學為病人斷症，用西方的解剖学寻找人体的穴位，他这些年来，简直就是沉浸在中西医结合医治病人的快乐之中，却没什么时间去想四年前的冤案。
看父亲一脸迷惑不解的样子，党委同志又再“启发”了：
“现在有人说三反弄得一团糟，你说是不是啊？”
父亲不知就里，附和着：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那时候，把我打成贪污犯，除没强奸妇女外，什么罪状都有了，把我囚进牢中一个多月，不准我和家里通信，四个人监督，不准说话，一天只给两个窝头吃，只准大便两次。唉，真是有苦难说呀。”
党委同志脸不变色，继续和蔼地说：
“是啊，有人说共产党残酷，你说是不是啊？”他显然在搞“引蛇出洞”的一套。
“残酷？我不知道，但有些人比国民党不不如，我在看病的时候，见过好多个因为运动而患精神病的，怎么可以对人民这样呢？”父亲越说越愤激起来，甚至指责院方不应派不懂医务的党官，指挥医生的业务，“外行怎么能领导内行？”
父亲说到这里，屋子里的空气开始活跃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些年来见到的怪现象，内科主任方大夫也说了他遇到的因受运动所逼而自杀的病人：
“我那个病人跟了我好几年，人非常正直，是个会计师，上海圣约翰毕业的，结果三反一来，他就成了单位的靶子，他怎么辩解也没用，人家就指着他说：
“你这个旧社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当会计是沾钱的事儿，怎么可能不贪污，就算没查出来，那说明你藏得好。”
我这病人跟我说了好几次，说他连续一个星期失眠，怎么也洗不清自己，后来就把我给他的安眠药集在一起，全呑下去，他老婆发现了，连忙把他送到我这儿来，又洗胃又洗肠，可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却说：让我死吧，干嘛救我？
我给他一些镇静药，就下班回家了，结果第二天上班时，护士告诉我，昨天晚上这病人爬上六楼，然后推开窗子，跳下去。
护士告诉我，他躺在那硬冷的地上时，眼睛竟比平时睁得还大，全身一点血也没出，那是内伤致死的。”
方大夫讲完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后，党委同志脸上不自然地抽搐了几下，依然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
“我看，今天的会开得不错，谢谢大家为我们的党提了那么多宝贵意见，啊，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吧。”
父亲回到家兴奋地对母亲说：
“共产党真不错，还叫我们提意见呢，国民党也没有这样过呀，看来，共产党还是有希望。”四年前的那场冤案，似乎被父亲忘掉了。
母亲忧郁地答道：
“我们小儿科今天也开了会，我没吭声，谁知道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你呀，还是小心点儿，少说两句。”
“你这人真是，人家共产党知错必改嘛，你又疑神疑鬼起来……。”
母亲不说话，走到房间里去。
一个月后医院党委召开全院职工大会，还是那位党委同志，以极严肃的神情宣布：
“杨子忠恶毒攻击共产党，后果极其严重，现经本院党委批准，杨子忠被划为极右分子，並撤销其所有职务，停薪停职，到河北接受劳动改造！”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站起来喊道：
“打倒极右分子杨子忠！”
“不准极右分子散布反动言论！”
“不准恶毒攻击共产党！”
那天在一个屋子里开会的方大夫、麻醉科的傅玉平、小儿科的梁淑真，都举起了自己的拳头，跟着那年轻人大声地呼着口号，会场上群情激昂。
父亲仿佛在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