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抗战胜利后，随着旅沪人士资金、技术、人才与先进观念的回乡，菱湖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重建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菱湖建设协会对民间力量的动员与聚合产生了关键性的组织作用。在重建过程面临着开发与保护、进取与保守、公益与私利的两难困境时，一方面，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不断调整重建规划，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挥了劝导、协调、干预功能，使重建工作能够摆脱困境，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战后菱湖重建不仅展示了返乡的旅外人士与乡绅势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而且也显示了政府对民间社会的调控。
【关 键 词】江南/市镇建设/民间力量/乡绅
抗战胜利后，以章荣初、潘公展为代表的菱湖籍人士面对残破的家乡，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重建运动，在当时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关这次菱湖镇建设的背景、过程及其成效，笔者曾撰写过专文（1），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在这次以民间力量为主的市镇重建活动中，民间力量是怎样动员与聚合起来的？民间力量内部存在着哪些分歧？又是如何与政府互动的？
一、民间力量的动员与聚合
在菱湖战后重建中，包括企业家、地方人士、一批热血青年在内的民间力量起了主导作用，以章荣初为代表的旅沪菱湖同乡的桑梓情怀是菱湖重建活动中民间力量聚合的感情纽带，菱湖建设协会及青树基金团的成立为菱湖重建的实施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战胜利后，“一般抗战工作同志回到菱湖，目击家园残破的惨状，忧心如焚”，专门组织了“菱湖镇复兴建设委员会”，并拟定了计划（2）。1945年12月31日旅沪菱湖同乡157人假上海贵州路湖社举行了茶话会，会议决定发起组织菱湖建设协会，推举潘公展、唐伯耆、章荣初等九人为筹备委员。章荣初在会上表示：“我务必为桑梓有所建树，方无槐于先祖和后人。”（3）随后，他成立了青树基金团，负责建设资金的筹划与管理。经过十个月的筹备，1946年10月1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菱湖建设协会，正式会员200余人，大多为侨居沪上的菱湖乡贤，包括官绅商学各界人士，会所设在天津路山西路口的丰业大楼，菱湖设办事处。不久，举行第一次理监事会议，选举潘公展为理事长，章荣初为副理事长，王雪峰任菱湖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建设协会理事。潘公展、章荣初提出建设协会的工作原则，“就是以发展教育和农村经济为最大目标，并以工商业的繁荣为配合，而以增进人民福利为依归”④，下设秘书处、设计委员会、各种专门委员会及蚕桑推广、农田水利、文化教育、工业管理、工程设计、公共卫生等六部。菱湖建设协会加上此前成立的青树基金团，构成一个完整的民间组织，“建设协会是负责设计建议和监督的机构，青树基金团是负责人力和财力的策划调度与执行机构。前者有的是‘权’，后者有的是‘能’，这‘权’与‘能’的划分是相当合理的。建设协会菱湖办事处的设立，其主要任务，在于沟通地方人士与旅沪同乡的意见”（5），菱湖建设协会的成立基本上完成了民间力量重建菱湖的动员与聚合，标志着以章荣初、潘公展为首的上海菱湖同乡规划资本、技术乃至现代观念回乡的开始。
为了配合菱湖建设协会的工作，菱湖地方人士组织了多个外围团体，深入民间基层，广泛动员民众，进一步凝聚了民间力量。1946年7月设立的菱湖农民养鱼生产改进会，下辖13个支会，分布在附近的村落中，会员达1300人，“利用改进会的坚强的基础和力量，帮助建设协会”（6）。另一个外围团体是蚕业协进会，“奠定了一个乡村蚕桑组织的基础，与养鱼生产改进会，并驾齐驱了”（7）。此外，菱湖地方上的一批热血青年还成立了菱湖镇建设委员会建设工作队，推举杨文虎为总队长，并制定了12条章程，计划先填筑北圣宫到渤澜桥的河道，改建青年路（8）。在上述民间团体的组织与动员下，菱湖重建所筹集到的资金与物资相当可观，仅据《菱湖日报》记载，菱湖重建过程中民间资金与财产的投入如下表所示。
菱湖新村基地。《菱湖日报》1946年7月21日 沈树桐：沈氏家族之共有产，自愿不取分文，捐助作建设菱湖新村基地。
《菱湖日报》1947年2月6日 菱湖医院地址堪定后，“沈恒丰米行及沈柏青、陆福康、沈承祚诸先生，他们知道医院的
《菱湖日报》1947年1月1日地址堪定后，立刻慷慨地把祖产赠给地方，再由地方移赠于建设协会”，兴建学校基地上“之住屋产主，愿以全部推让，所有宗祠家庙的遗址，已解决十分之六”。在菱湖医院落成之前，旅沪的菱湖乡贤沈贵三、潘渭川、费孝侯等21人，发动菱湖同乡捐款捐物，在南栅拱宸桥北夏宅筹建了“时疫医院”，
《菱湖日报》1946年8月1日、8月11日、10月10日、10月21日多次收到民间组织与个人捐款，第1次23.8万元（9），第2次36.2万元，第3次1218.9万元（10），第3次57万元（11）。上述三次捐款共计法币1299.7万元。热心教育的社会组织与人士共计捐款法币464.3万元，弥补菱湖国民学校教育经费的《菱湖日报》不足。
1947年1月6日、1月11日、2月1日旅沪菱湖乡贤沈承昭，捐资3000万元，发起筹设图书馆一所，采购各种书籍，容纳其中，以嘉惠好学者。地方舆论对民间力量的动员与聚合起了推动作用。菱湖建设协会掌握了地方公共舆论，抓住了市镇建设的话语权，通过舆论唤起地方民众的重建热情，培 养菱湖地方民众的精神凝聚力。
《菱湖日报》1946年10月21日 菱湖建设协会筹备人之一的沈开成创办了《菱湖日报》，在舆论导向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该报从1946年5月11日复刊到1947年6月1日宣布停刊，主要版面用于报道菱湖建设协会的消息、进展状况，或用于刊登菱湖早期现代化建设的规划、讨论文章等。据笔者初步统计，关于菱 湖重建消息53篇、讨论文章37篇、建设规划（含章程草案）21篇、有关菱湖重建的公益广告、鸣谢广告、启事、来函照登等27篇、专访、总结性文章2篇， 共140篇，其中1946年10月10日还专门发表了“建设特刊”。这类关于菱湖建设的文章、消息在当地及上海的菱湖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菱湖日报》刊登公益性的文字广告为菱湖重建呐喊，“建设是大众的事，决不是某一个人的事”，号召乡人为建设捐款捐物，“公益的建筑物征用了你的土地，你应当慷慨地捐 助，为儿孙造福，如因公益需要，而你反要抬高价值，阴谋阻挠，必为社会所不齿”，“要故乡繁荣必须建设，建设菱湖是全镇人们的责任”（12）。《菱湖日 报》还发布了一系列鼓舞精神的口号、标语，如“实践重于理论、行动重于空谈”，“建设应以菱湖全区人民的意思为意思”，“群策群力共同复兴菱湖”，“纪念 祖先必须关怀故乡”、“建设之要首重民生”，“破坏建设的就是菱湖人的公敌”（13） 等。此外，菱湖建设协会青树基金团还于1947年7月1日、8月1日、10月20日连续编印了三期《菱湖建设特刊》，潘公展亲自题写刊名，撰写发刊词，免 费分发各界人士。
二、菱湖建设中的两难困境
民间力量的动员与聚合并非一帆风顺，在制定菱湖战后建设方案与实施过程中，始终面临着重建与保护、公益与私利、进取与保守之间的两难困境。早在菱湖建设协会发起筹备时期，建设协会就确定了菱湖镇的都市化规划，重点是街道的拓宽与功能区的相对集中。计划中修建八条干路，设置十大功能 区，涉及到填河造路及拆房建屋。陆功伯、沈树桐、孙维梅、卞尚斋等乡绅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菱湖镇“天然是优美的水乡，镇内河港纷歧，镇外尽是泽 国，其建设应因地制宜，先从整理水利入手”（14），保持菱湖水乡特色，而“尽填镇内河道，筑成干线马路九条，能使镇外人民涉足而至乎？抑可通车马乎？” 拆屋重建，“不问愿与不愿，划成八区，而强行征购之，造成强凌弱，众暴寡，竟置国家法律于度外，试问古今中外有如此办法乎？”所有建设“必须认定国有、公有、共有、私有四种的性质”（15）。陆功伯的信发表后，引来菱湖镇民一片口诛笔伐声，菱湖各界代表暨青年召开了一个大会，发表了反驳式的宣言，明确表示：“吾人不谈建设则已，若欲谈之，则决不能违背时代趋势，一味以迂就现实为藉口，因陋就简，粉饰了事，是因循而不是彻底手段，吾人今欲商业致于发达之 境，人民趋于富庶之途，与夫挤于现代市镇模范之域，则舍此建设，别无良策，简陋粉饰之谈，殊非吾人众意之所赞同也。”（16） 菱湖“街头并且发现了标语和漫画”，“都很愤慨地说姓陆的是菱湖的罪人”（17）。其实，在菱湖镇重建规划上形成的两派不同意见，并非简单地赞成与反对，陆功伯等人并非一味地阻止建设，而是提出了重建与保护之间的协调问题，似乎很难说他们的言行就是“一味迂就现实”。 但是，在这一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沉的价值冲突，即商业利益与道德、或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冲突。作为民族资本家的章荣初，从学徒起家，在竞争激烈的十里洋场上驰骋风云，致富巨万，深谙如何投资获利的窍门。但在投资建设家乡时，他一再表明，菱湖重建以公益为主，“一切财产，除工厂任何人可以投资外，荣初私人之支出，永远不作私有，亦决不为遗留子孙之想”，即便是“商店住宅，虽属私有，但其性质系由荣初出资建造及购买土地，待造成以后，如数捐助作为地方公益事业之基金，如供给学校、医院之经常费，即以该项基金所收入而维持之”（18）。他也曾当面对菱湖父老乡亲表示：“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只求对地方有利益，完全是本着同胞和同乡的立场，善尽我们对国家对家乡应当尽的一份责任罢了。”（19）
可见，章荣初参与战后菱湖重建不仅寄托着他浓浓的乡情，也体现了他勇于承担地方“公益”的责任。舆论也希望章荣初建设菱湖的举动是“‘斥私资、谋公益’的义举”（20），所以“不希望发了国难财、接收财、胜利财的人们，再来参加发这一批建设财，把持建设，垄断建设，以图自肥的份子出现在建设的阵容里”（21）。其实舆论既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告诫。但是，以陆功伯为代表的乡绅势力并不相信这样一位深谙谋利之道的章荣初会完全放弃私人利益，对他始终抱着 怀疑的态度。早在青树基金团成立之始，就有人攻击章氏的财富为不义之财，沈祖怡曾说“荣初先生之作风，有令人大惑不解者”，并且“深悔未能如荣初先生置身 沦陷区而能扩展其财富”（22），字里行间充满讥讽。在他们看来青树基金团就是“私”的同义语：“以为建设协会是公的，基金团是私的，以致引起了极大的误 会，于是征购土地马上生了问题，建设竟也因此而呈停顿状态。”（23）如建造炭酸钙厂所需地基的业主们就表示：如果“该钙厂确属地方福利事业，则产价均肯让步，如系私人企业性质，非惟不肯任章君擅自一面估价每亩15万元收 买，即高价亦不允售给，以维护应有之产权”（24）。因此，他们认为：“建设工作宜分义利二字，如荣初先生为发展私人企业计，开工厂以救济失业，设商店以振兴市面，镇人虽不能直接受其利，而间接蒙其赐者，实非浅鲜，镇人咸极赞成。如果舍己从人，设立学校，以开民智，成立医院，以惠群黎，理宜将其办法公布通衢，呈请省县政府核准，以定百年永久之福利，同此颅圆趾方，好义谁敢后人。”（25）
其实，在“义”字的背后，陆功伯为代表的乡绅势力站在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考虑的也是个人私利，即在征购土地过程中如何确保屋主、地主的利益。章荣初征购土地的建议价是法币15万元一亩，这个出价是否与当时菱湖土地的市场价相符合呢？陆功伯认为，“一亩地产，可建造二十幢房屋，假使由租主出而建造，其造费约以五年为期，期满则房屋尽归产权人所有，其一幢租价，亦须五斗米一月，则全年可得租米一百念石，以五万元一石计算，其租息已达六百万元，则产价当在千万元以上，偏僻地方，亦须百万元左右。”按照陆的计算，如果按市场价买卖，章荣初的出价远远低于市场价。因此，要求划分公私界限，“若不划清公私界限，谁肯以金钱虚掷耶”(26)！建设项目“若为私有，荣初先生既以资力为建设基本条件，似可出诸买卖方式，与地方人士商酌办理”(27)。而在章荣初看来，拆屋重建完全是为了菱湖镇民的福利，既是福利事业，当然不能按市场方式运行，所以，他咬定15万元一亩的地价，“在每项土地购买完成后开始动工，若土地不能解决，永作悬案”(28)。
平心而论，章荣初投资战后菱湖的重建的确是出于回报桑梓、服务社会的良好愿望，创办一些营利性的企业也是补充建设基金之不足，实现“以建设完成建设”的目标，他计划分别提取炭酸钙厂和缫丝厂利润的40％作为青树基金团的经费，就是其良好愿望的最好注脚。因此，即使购买土地的价格低于市场价，也理应获得道德上的同情。而陆功伯等乡绅势力主张市镇建设事业应在尊重私有产权的基础上进行，也无可厚非，因为“人民居住自由，及产权保护载之法律”，建设协会“欲以省县政府一纸备案公文任意执行，不特触犯法令，且法律规定，行政效力不能束缚法律。……即总理遗教，自治方案，于订地价一条，由人民自行报价，政府收购，在事先，亦必须人民自行报价，而不予强制”(29)。这样搬出以对自己有利的“总理遗教”作为抬高地价的筹码，强调自行报价，并不合时宜。最终，章荣初不得不调整市镇都市化建设方案，转而从乡村建设开始，从发展农业生产开始，为生产发展教育，以教育促进生产，形成市镇与周围乡村的一体化建设、农工商的全面发展，同时，在现代化建设中，注意保持菱湖水乡特色。可见，如何在道德与商业之间寻求平衡、在公益与私利之间兼而顾之，是真正摆脱菱湖战后重建困境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以陆功伯为首的乡绅在维护既得利益时以“公义”、“产权”相标榜，已经使得章荣初等主张都市化建设的人士无可奈何的话，那么，在实施乡村重建时蚕农的保守性几乎使得改良种的推广事业前功尽弃。1946年冬，章荣初费尽心力购买二万五千张改良蚕种，催青后免费分发与蚕农饲养，不料却遭到了拒绝，事后想起当初的困难情景，章荣初还心有余悸，他说：
那些蚕种运到菱湖摧青完毕分发到乡里去的时候，竟发生了意外的困难，许多蚕户因为这些新的牌子过去没有养过，在他们的头脑当中只有所谓‘老虎牌’才是靠得住的，所以他们对我们苦心孤诣设法买来的蚕种，竟不加考虑地拒绝接受。那时荣初在上海接到电报感到非常惶恐，因为这是有关十多万农友一年生计的一椿大事，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叫我怎样对得起我们菱湖的农友？(30)
菱湖乡村重建中也面临着村民“风水”观念的阻碍。菱湖建设协会理事王洗曾亲眼目睹某村修桥受阻一事，该村一座木桥：
桥椿已腐朽不堪，桥面更非常危险，经过当地人士的奔走设法，获得了热心地方建设者的资助，来重建那座木桥，谁知在动工之后，当地若干人士请了堪舆者来察看风水的结果，认为目前不能打椿，必须待到今年腊月——旧历年底——才可以打，否则据说‘要妨碍全村人口的安全’，经过堪舆者这一番话，那桥椿只得原封不动地让它存留着。(31)
这两个突出的事例足以说明菱湖重建过程中进取与保守的两难困境，章荣初免费分发已经催青的改良蚕种的举动，是为了改革菱湖农村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完全是出于企业家的进取精神，但在农民的保守性面前，章荣初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阻力，如果不是地方官员出面劝导，其结果或许如那些热心地方建设的人士修桥时所遭遇到“风水”观的阻碍一样，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三、政府与民间的互动
在菱湖民间力量的动员与聚合过程中，菱湖建设协会等民间团体有效地运用了政府权威，政府则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形成了民间主导、政府呼应的运行模式。民间主导的特点主要由民间团体负责重建规划的制定、建设资金的筹措及重建的具体实施，菱湖建设协会吸引了旅居沪上的菱湖籍官、绅、商、学界人士，将民资、民智等民间力量动员并聚合到菱湖重建工作中。政府呼应则体现在官方人士出面领衔民间组织、地方大员及时视察菱湖、当地政府积极配合重建等。
民间主导不仅符合战后国家财政极度短缺的现实，也是近代农村市镇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如果说上海、汉口等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尚需政府主导的话，那么农村市镇建设则应放手让民间主导，充分发挥民间的积极性、创造性。因为市镇建设的根本还是农村经济建设，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市镇才能繁荣，建设才有保障。菱湖人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一墟一镇要等待政府来办，人力、物力、时间，事实上所不可能的”(32)。菱湖建设协会精神领袖潘公展曾在该协会成立大会上明确指出：“战后要复兴，不能完全希望中央或省府用到这小小的地方来，因为国家还有很重要的工作，因此，我们更觉得小地方应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先行建设起来。”(33) 正是在这种共识之下，从事菱湖市镇建设的民间团体不仅组织起来了，而且在民间力量的动员与聚合过程中，唱响了菱湖重建的主旋律。
但是，民间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譬如在菱湖建设协会成立时，就有人认为该团体完全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要求厘清公私界限，对民间力量充满了不信任，希望利用国家的权威推进建设工作，“似应先明白该项建设为荣初先生将来捐归公有？抑为私有之慈善事业？……若为公有，则荣初先生似应将创办基本要素如基金之呈献，预算决算之方案，建筑之设施，落成后之保管等，呈报政府核示”(34)。因此，在地方建设中，国家与社会的适度互动有助于建设过程的顺利展开。具体而言，政府对菱湖重建的呼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菱湖籍的国民党大老，时任国民党中委、上海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出任菱湖建设协会的理事长，成为协会的精神领袖。如此一位民国重量级人物挂名一个乡镇建设协会的领袖，在菱湖民间乃到全国都具有精神向标的价值，使民间力量的动员与聚合具有了更强的凝聚力。在菱湖建设协会遇到困难的时候，潘公展以理事长的名义猛烈抨击了少数人的破坏言行，他说：
少数人却只知为个人打算，为私欲着想，他们凭着一时的意气，不择手段地破坏协会的工作，甚至底毁章先生的名誉。这种行为对于章先生可以说无损毫末，反而表现出这些人道德的破产，人格的堕落。
潘还表示“万一再有人破坏会章诋毁会誉，协会全体同人决不坐视，一定要予以相当的制裁”(35)，这番表态对建设者无疑是一种鼓励，对破坏者则是一种震慑。
其次，在菱湖建设过程中，浙江省政府官员亲临视察，在一定程度上对菱湖重建产生了鼓舞作用。早在菱湖建设协会成立之时，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就曾表示：“如能推动全力创办菱湖建设，省府方面当求之不得，其必全力扶助”(36)。在菱湖重建的关键时刻，沈鸿烈于1947年6月26日亲临菱湖，他先后参观了菱湖化学厂、青树中小学、菱湖临时医院，充分肯定了章荣初参与菱湖重建的热情与成就，“章先生是一位企业家，他有远大的眼光，和缜密的计划，他不但要彻底改革农业生产，而且更要求得农业的科学化和工业化。所以他要办工厂利用就地的原料，安插当地的劳力，以机械来扩大生产，解决更大多数人的生活，这计划完全正确，完全切合客观环境的要求”，再次表明了“政府决竭全力协助去除障碍”的态度，并支持浙江省二区专员於树峦对少数阻碍分子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少数捣乱份子煽动破坏阴谋，於专员下令逮捕交法院惩办，这措置很得当，以后万一再有这种情事发生，本人也一定要严予惩处”(37)。这次视察及谈话对菱湖重建产生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第三，在菱湖重建过程中，官方人士及时出面化解了民间力量所遭遇到的一些阻力。如前所述，在市镇建设理念与规划上，以章荣初为代表的进取力量与以陆功伯为代表的乡绅势力相持不下，观点颇为冲突，章荣初与菱湖建设协会主张按现代化标准重建菱湖，但是以陆功伯等人极力反对，两派僵持不下，使菱湖建设面临着极大阻力，甚至一度造成菱湖建设协会暂停工作。这时，民间力量需要政府权威在菱湖重建的进程中给予必要的支持，“建设菱湖，应尽量利用当地人力、财力、物力，配合地方政治力量，复兴地方经济”(38)。浙江省民政厅厅长阮毅成曾公开表示：“菱湖建设，便是国家建设，所以反对菱湖建设，便是反对国家建设，破坏菱湖建设，便是破坏民主，破坏地方。”(39) 浙江省二区专员於树峦曾亲笔致函沈树桐等乡绅，希望在涉及建设基地出让方面“格外通融，完成善举”(40)。在诸如土地征购等问题上，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仅靠民间力量，寸步难行。如医院、学校建筑用地，因产主阻挠，最后章荣初不得不请政府出面，“赐予有效之协助，先行派员来菱插牌，再办征购手续，以利进行”，吴兴县政府发布公告，令菱湖区署“先就该区划定地段，予以牌示，暂停其他建筑，候令收购”(41)。在给蚕农免费发放改良蚕种遭到拒绝时，“王区长、丁区长、倪主任、张主任等到处奔走解释，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在遭遇上述困难时，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其后果不堪设想。截至新中国成立，菱湖战后重建虽未完成预期的目标，但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当时参观过菱湖建设的政府官员与社会各界人士均对此予以肯定。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曾如此描述他的菱湖之行：“这次到吴兴来视察，最使我感到安慰的就是菱湖建设的成绩。这建设工作不仅在吴兴、在浙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就以全国来说，也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奇迹。”(42) 此外，一些社会贤达与知名人士如导淮委员会工程师、水利专家关衡青、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金陵大学农经系教授兼中国农业推广服务社社长应廉耕、同济大学土木系教授李华仪、蚕桑专家费达生等都对菱湖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43)。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取决于战后资金、技术、人才与先进观念的回乡，而且还在于其贯穿始终的民间主导、政府呼应模式的成功运作。菱湖建设协会对民间力量的动员与聚合产生了关键性的组织作用，在重建过程面临着开发与保护、进取与保守、公益与私利的两难困境时，一方面，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不断修正重建规划，另一方面，政府发挥了劝导、协调、干预功能，使重建工作能够摆脱困境，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战后菱湖重建不仅展示了民间社会之间的冲突与调适，而且也显示了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注释：
（1）彭南生：《江南市镇早期现代化建设的一次尝试》，载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近代史学刊》第二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4）（5）王雪峰：《菱湖建设工作的后顾与前瞻》，《菱湖日报》1947年1月1日。
（3）李惠民：《章荣初的创业之路》，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州文史》第8辑，第36页。
（6）《鱼业改进会会员大会，潘公展致训词》，《菱湖日报》1947年4月21日。
（7）《理想中的计划实现》，《菱湖日报》1947年5月21日。
（8）《建设先锋——青年们开始建筑青年路》，《菱湖日报》1946年5月11日。
（9）《菱湖临时救济时疫医院捐款鸣谢(第一号)》，《菱湖日报》1946年8月11日。
（10）《菱湖临时救济时疫医院经募捐款》，《菱湖日报》1946年10月10日。
(11)《菱湖临时救济时疫医院捐款鸣谢(第三号)》，《菱湖日报》1946年10月21日。
(12)《菱湖日报》1946年3月11日、1947年1月6日。
(13)《菱湖日报》1946年10月10日。
(14)《功伯致公展先生函》，《菱湖日报》1946年5月11日。
(15)《功伯等致章荣初先生函》，《菱湖日报》1946年5月11日。
(16)《陆功伯先生的信公开后菱湖人发表宣言》，《菱湖日报》1946年5月21日。
(17)《当心假借民意》，《菱湖日报》1946年6月1日。
(18)《章荣初先生复行周功伯等函》，《菱湖日报》1946年5月11日。
(19)(30)章荣初：《春蚕成绩的检讨——六月八日在春蚕成绩展览会给奖典礼上讲》，《菱湖建设特刊》第一期，1947年7月1日。
(20)(21)(23)陆靖：《献给建设协会》，《菱湖日报》1946年10月10日。
(22)(24)(27)(34)《沈祖怡先生复函》，《菱湖日报》1946年7月21日。
(25)(26)《潘公展、陆功伯先生为商榷建设来往函件》，《菱湖日报》1946年8月21日。
(28)《章荣初启事》，《菱湖日报》1946年7月21日。按照当时菱湖米价衡量其购买力(白粳米每石43000元)来看，15万法币可以购买3.49石粳米。
(29)《复章荣初先生函》，《菱湖日报》1946年5月11日。
(31)王洗：《对迷信宣战》，《菱湖建设特刊》第三期，1947年10月20日。
(32)沈开成：《我的菱湖建设计划(三)》，《菱湖日报》1946年6月1日。
(33)《菱湖建设协会在沪成立》，《菱湖日报》1946年10月21日。
(35)《菱湖建设特刊》第二期，1947年8月1日。
(36)《潘公展氏报告词》，《菱湖日报》1946年10月21日。
(37)(42)《沈主席嘉勉菱湖建设》，《菱湖建设特刊》第二期，1947年8月1日。
(38)王家程：《我对于建设菱湖的管见》，《菱湖日报》1946年8月1日。
(39)《省方大批官员来菱视察菱湖建设》，《菱湖日报》1946年6月11日。
(40)《於专员函沈树桐等商学校医院基地等问题促及早解决俾便完工》，《菱湖日报》1946年6月21日。
(41)《菱湖日报》1946年9月21日。
(43)《菱湖日报》1946年6月11日、7月11日，并参看李惠民：《章荣初的创业之路》，《湖州文史》第8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