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平 庸
田 心
(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一)
不要看了标题就以为这是一篇杂文，不，平庸是我的好友的名字。他父亲郝老师是我们上的那个大学的教授，和气可亲，与世无争，所以给儿子起这么谦卑的名字吧。
平庸在上学时凡事不出头露面，寡言少语的，同学们以为他真的很平庸。多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了文革，我们不用上课了。1966年冬天，京郊白雪皑皑，大学区里荒凉冷清。一半以上的师生外出串联尚未归来。各种各样的总部、兵团和战斗队虽然取代了原来的院、系、班级等组织机构，但一个学校只要不上课，什么样的组织机构都好像搞笑。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突然成了学院里最大总部的核心组成员，于是我作为起初与他一起成立战斗队的元老，就沾他的光，一人住上了文革前六个学生住的那么大宿舍。他自己则至少在不同的宿舍楼里占据了三处宿舍。他又把院图书馆封存的封资修书籍搬了一大摞放在我宿舍里，让我得天独厚地读起了以前难得一见的莫泊桑、巴尔扎克、迭更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一本接一本。那时我刚满十九岁，一脱离教条思想的桎梏，就像野马脱缰，饥不择食。我很快被那些封资修毒素害得春心荡漾，恨不能立刻变成莫泊桑笔下的俊友杜洛阿，跟哪个多情少女坠入到温柔乡里去。无奈人穷志短，我有贼心也没有贼胆，充其量只能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想象着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瞎写一些所谓的英雄所见。后来沉到长江里的满满十七厚本日记，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段无政府时期写的。
就在那时，平庸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候因为不上课，原属一个大班的同学倒变得很生疏了。他和我之间本来就没有交情，连对方的名字也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只交谈了几分钟，就感到互相臭味相投，从此成了一生一世的好友。
我很快发现平庸其实并不平庸。他也读过许多封资修书籍，与我颇有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他的书香门第背景令我肃然起敬。我们推心置腹长谈的地点很快就从我的宿舍挪到了他的家，那是在学院教工宿舍区的一套三室无厅的公寓，也就是我们学院从清华大学同名系独立出来时分给郝副教授的住宅。
平庸的妈妈是个典型的中年美女，人人都会以为她是平庸的姐姐。我经过好长时间的挣扎才把“郝妈”喊出口。她肌肤白皙，身段优美，加上以前烫的头发波浪尚未平伏，在家里又常穿起扫四旧以前的裙子、旗袍和高跟鞋，我就把她想象成我正在阅读的巴黎或彼得堡贵妇人。她本该当贵妇人的，因为平庸的外公是国民党的省长，又对共产党的某公有过一段恩情。平庸的爷爷是留德归来的科学家。郝老师跟郝妈结婚时是国立浙江大学的高才生。可无论哪个皇裔贵胄当时只要住在国内，岂能躲得过文革浩劫呢？郝妈后来也被贬到学院锅炉房里用手推车运炉渣，那是后话。
平庸和我喜欢躺在他床上聊天。常常是郝妈推门进来，说：“一对猪娃，该起来吃食了。”我们就起来吃她做的西南美食：回锅肉、豆瓣鱼、宫爆鸡丁，等等，每饭必有菠菜豆腐汤或番茄鸡蛋汤。西南菜的一个特点是油多，那时每人每月只有几两猪肉几两油，不知她如何能把每个菜做得那么油光发亮、引人垂涎。郝老师则早生华发，看去像是郝妈的父亲。他很少跟我们说话，总是一个人端坐在主人房的书桌边，挑灯夜读。有一天平庸问我：“你知道我爸看的是什么书吗？”我反问：“专业书？”平庸说：“连环画。”我听了莫名其妙。后来几年中我才渐渐醒悟：这正是郝老师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挨过批斗的诀窍。
1967年，二月逆流冲破了各个大学的冷清氛围。我们学院各系饭厅里天天晚上开起了热火朝天的声讨会，我却每天晚上往平庸家里跑。一天晚上，郝老师照常在灯下读连环画，我在平庸的房间听郝妈摆着解放前夕各种货币价值巨变的龙门阵。快九点了，平庸还没有回来。我看出郝妈忧心忡忡，正要发问，郝妈却主动问我：“田心，你知道平庸在哪里吗？”我说不知道。郝妈脸色多云渐阴，去到过道头上检查了门锁，又把另两间房的门带上，回来递给我一张折成四折的皱巴巴的纸，好像是洗过的。我接过来，很容易地就展开，读了起来。郝妈不安地到过道上走来走去，显然，她已经读过了那张纸。
那是一封信，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信头信尾都没写主席语录和敬祝主席和副主席的口号，凭这一点就很像运动初期公布的反动学生通信。一看内容，我的呼吸立刻急促了：
“亲爱的庸，我的心肝宝贝！我现在脑子里全是你！你的雄伟填满了我空虚的体，你的柔情化解了我内疚的心。庸啊，我感谢你能原谅我在给你写了三十多封信如石沉大海的情况下，误许他乘虚而入，稀里糊涂地把少女的贞操给了他。我感谢你不跟我计较初夜权（我知道那是男人最看重的），而我毫不怀疑你所给我的是你的童贞！我是多么幸福啊，巴不得分分秒秒跟你在一起！爱你爱你爱你！你的凤”
我抬头看着重新坐下的郝妈，她的眼睛里已经有了泪水。“我好害怕……”郝妈毫不掩饰地在我面前擦起眼泪，倒像我成了她的长辈，我觉得我应该安慰她。“郝妈，不用怕，从这人写过三十多封信被退的事来看，好像是平庸对我说起过的北外女生林之凤，他们是上高三时认识的。”我不知道平庸是否告诉过郝妈关于林之凤的事，总之她根本没有向我追问写信人的详情，却向我坦白了她所怕的是什么。“田心，你记得你们系党总支的那个干部跟六系那个女生的事吗？他们半夜里被学生从被窝里抓出来，那么冷的天，两个人都被剪了阴阳头，穿着单衣，女的背上写着‘我是大破鞋’、男的背上写着‘我是大流氓’，连夜在全校游街啊。还有三系的那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在东操场那边相好，两个人都被人剥得精光、打残废了扔在围墙外边呀。”
我重新拿起那张纸端详着，回想着平庸告诉过我的关于林之凤的事。我说：“她父亲好像是什么兵种的司令呀，家住在有亲人解放军站岗的四合院里，应该不会出那样的事吧。”郝妈点点头说：“他们要是在她家里做那些事就好……”郝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平庸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传了过来。郝妈赶紧示意我收起那张纸，她就跑过去开门。我本来迭起了那纸，但我突然改变主意，又故意把它摊平放在桌上。平庸一进来，就一眼看见了那张纸。
平庸若无其事地坐下来，接过了郝妈递给他的水，喝了一口，说：“田心也不是外人，既然你们都看了，我也就不用瞒着。我跟她是真心相爱，她还说想怀上我的孩子。”
郝妈立即板起脸说：“你昏了头啦？就是不搞文革，你们二年级的学生出这样的事，也要开除！”
“我跟她正式结婚就是。一年级新生里不是也有结过婚的吗？爸爸跟您结婚的时候是几年级呢？”
“你，你，你犟嘴……”郝妈举起了拳头，在空中挥舞着。我赶紧站起来抓住她的手，说：“郝妈，您先休息吧。我陪平庸再聊聊。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我就把她推出去，关上了房门。
屋里暖气很足，我与平庸和衣而卧，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呆。我以为平庸会向我解释什么，我想错了。他突然侧过身，把我扳过来对着他，嘴里的热气直喷到我脸上：“田心，你没有进入过一个女人的身体，我怎么说你也想象不出，那是多么叫人销魂啊。我现在才明白汤显祖为什么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呢。”
我的心砰砰直跳，可嘴上假装正经地说：“你做风流鬼吧，我情愿做童男，一直做到洞房花烛夜。”
“你是没有遇到真正彼此相爱的对方。你知道我也是反对无爱之性的，十五岁时我的女班主任对我诲淫的感觉，还不如手淫舒服。可是林之凤跟我之间的性行为，绝对来自爱情。哎呀，你不知道，她扒在我身上，嗲声嗲气地回忆着我跟她怎样因为第一次在青年宫听华罗庚作报告迟到而认识，后来我们又怎样故意迟到而开始了约会。我去大庆劳动以后，她如何望眼欲穿，给我写了几十封信，可我一封也没收到。她一边断断续续地说话，一边从我的头发开始往下亲吻……她慢慢一件一件地脱光她自己和我……最后把我的那个放在她那雪白酥软的两个奶中间揉着……又用她那两片鲜红欲滴的嘴唇含着，用香舌绕圈舔着……啊，我怎么能受得了呢？”平庸突然向我的下身一摸，说：“怎么样，你的帐篷也撑起来了吧？”
我打了他一下，跳下了床，说：“不管她对你多么好，你也只是她的第二个男人！”我急忙离开他家，回到宿舍去自我解决。
平庸描述的那些连莫泊桑的《俊友》里也没有的情节令我想入非非。十几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那哪里能说明林之凤对平庸的爱情！只不过说明外国三级录像带进入中国的侯门相府比进入平常百姓家早了十几年而已。
平庸的艳福持续的时间不长。春节后，冰雪还没有消融。一天上午我乘公共汽车进城，路过三座门附近时，忽然看见平庸站在一条胡同口上，冻得直跺脚。我赶紧下了车，往回走到他跟前。他见了我一句话也没有问，好像知道我会到那里一样，指着胡同里面对我说：“林之凤家就在里面第三个门。我来了已经一个多钟头，过去几次，门卫怎么也不让我进去。”
“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没有？是不是门卫换了新人？”
“从来没有，门卫全都认识我。现在站岗的就是我昨天来时的同一个门卫。”
“昨天你来过？”
“是。”
“昨天你们分手的时候约了今天又见面？”
“没有，以往我都是隔一天来一次。今天我憋不住，又来了。”
我硬拉着平庸进了胡同口的小饭馆，因为他的嘴唇和双颊都已经冻得发青了。我买了一斤二锅头和四个火烧，把酒平均分进两个玻璃杯。他拿起一杯，一仰脖子，倒进嘴三分之一。接着就咳嗽，脸色由青转紫。
“你慢一点，又不是凉水。”我说。
他又倒进嘴一大口，然后就埋头吃完了两个火烧。我看着他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才开始细嚼慢咽我的那一份。
他去柜台买了半斤卤牛肉来。我知道，否则他就喝不完剩下的酒了。
“你叫门卫给林之凤打电话没有？”
“叫了，他就是不打。还说这是规矩。”
我心中有数了。我到柜台去借来了纸笔，说：“你把林之凤家的电话告诉我。”
平庸立刻说出了六个数字。
“林之凤对你说过她那个他的名字吗？”
“说过，叫刘青。但别的任何情况都没说过，我也没问过。”
“不用别的情况。”我一口喝尽了我的二锅头，拿起那记了电话号码的纸就走出了饭馆。饭馆隔壁就有一家公用电话，我敲开了小窗口，递进去四分钱和那张纸。
守电话的中年妇女说：“你这是军线，还得加一分钱。”我又递进去一分钱。
平庸紧张地跟了过来，说：“田心，你干什么？不要乱来。”
我说：“你不用管。挨我站好。”
中年妇女说：“通了。”把话筒从小窗口递给我，赶紧关上了玻璃。
我学着京腔，对着话筒彬彬有礼地说：“您是林首长家的……哦，阿姨。阿姨呀，我是刘青他爸爸，刘青告诉我说他在小凤那里，麻烦您喊他听个电话，家里有点急事。”
平庸在旁边要夺话筒。我就干脆把那传出了褓姆答话声的话筒送到他耳边。他和我都清楚地听见了褓姆的答话：“好嘞，您请等。”
平庸焦急地问我：“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请等呀。你看，我把上边这一头离开你的耳朵一点，好让你我都能听见。下边这一头就埃近我的嘴，要说话就由我说，不用你开口。”
过了一会儿，话筒里响起了年轻男人的声音：“爸，您怎么知道这个号码啦？您能有多急的事嘛？喂，爸……”
我用一只手捂紧话筒的下边一头，用另一只手敲了敲小窗口的玻璃。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把话筒递了进去。我看着那中年妇女一手关玻璃，一手“啪”地一声把话筒挂上了。
我拽着平庸的胳膊，说：“回家吧。”他乖乖地跟着我走到街对过去上公共汽车。
汽车开了很久，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平庸双眉紧锁，真像个平庸的书呆子。
等我们进了南校门以后，我主动说：“平庸，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答案在一本书里，就是法国作家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我知道你还没有读过。现在我那里就有，你先到我那里把书拿回家看，我马上还要进城。今天为了你，我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办呢。”
此后一连三天我没有去平庸的家。第四天晚上我去敲他家的门，开门的是郝妈。她一把把我拉到厨房里，问：“田心，平庸出了什么事？他已经四天没有出过家门。”
我说：“郝妈，外面那么乱，不出家门不好吗？”
“不是那个意思。我怕他憋出病来。”
“他被那个姓林的女的耍了，情绪低落一些。您不用担心，我慢慢安慰他。”
“哦，是那么回事。不跟那种人家的小姐来往也好。你看院办的那个牛主任，以前是多牛的人啊。就因为是某老帅的女婿，这下家被抄了个底朝天，人也被抓去两个星期了，还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呢。”
我马上联想起最近发生在我自己家亲人身上的事，叹了口气。“是啊。郝妈，我进去劝劝平庸。”
我推开平庸的房门，见他躺在床上望天花板。《娜娜》放在枕头边。他示意让我也躺下，我就躺在他边上，也望着天花板。
“看完了？”我问。
“看完了。田心，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想把林之凤比作娜娜，把我和刘青比作乔治•于贡和缪法伯爵，对吧？不，你不能根据小说去了解女人。林之凤绝对不可能像爱我一样地同时爱着刘青，就是娜娜对待乔治•于贡和缪法伯爵的心也不是等同的。”
这话令我大吃一惊。就算娜娜对待乔治•于贡比对待缪法伯爵真心一点吧，可你平庸居然能够忍受作为被同一个女人分单、双日轮流接待的两个男人之一吗？我几乎被他的这种思维气得说不出话来。但我立刻想起郝妈刚刚告诉过我的事实，就问他：“那么你已经错过了两次单日约会了，你准备明天去补课啰？”
平庸没有回答，却猛地拉过被子，把自己的头蒙上了。看到他这么痛苦，我的心软了下来。我知道他隔着被子不影响听我说话，就拉起他的一只手，说：“平庸，我知道你很爱林之凤，她也很爱你。我不是真的把她比作娜娜。娜娜跟乔治•于贡和缪法伯爵交往的时候，已经有过多么污秽的个人经历！而林之凤是跟我们同龄的大学生，又出生在干部家庭，我决不是把她比作像娜娜那样的坏女人，我不是那个意思。可平庸你想过没有，你家是知识分子家庭，她家是上层军人家庭，自古秀才和兵不相容啊。你听说院办牛主任的事没有？两个星期前还那么牛气，就因为他岳父落进了二月逆流，他马上连狗都不如了。当然，你可能要引用裴多菲的诗来反驳我了。可你再想一想，即使林之凤对你的爱情价比天高，起码她没有对你坦白过轮流接待两个男人的事。当你想到这一点时，不感到受骗的伤痛吗？”
平庸掀开被子说：“正是为这个，我大前天和昨天没有去找她。”
“你明天准备去吗？”
“我承认我很难克制自己。田心，你明天能一早就来陪着我，不让我出门吗？”
我点点头。
平庸翻身搂住我说：“田心，我真羡慕你一身轻，没有这种感情经历的缠累。”
我说：“平庸，我真羡慕你有这种大起大落的感情经历。”
第二天我们在一起时，郝妈送进来一封给平庸的本市平信。其实我们三个人都认识那信封上的笔迹：是林之凤写的。平庸当着我们的面拆开了，我们三人轮着读了那封落款是昨天日期的信。当时大学教授家里都没有电话，邮政信件是唯一的联系手段。
“平庸：你前天不来，今天又不来，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来了。其实大前天的这时候刘青就打电话对我说了‘有人搞恶作剧’的事，然后你前天没来，我就猜到是你做的。我怎么能对你解释清楚呢？只好任凭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任何表白也没有用了。所以我在此什么都不想表白，只向你承认我生来就具有见异思迁的恶劣品性。先入为主，刘青是我的第一个男人。他也是各方面都比你优秀的男人，我们两家又门当户对。我决定对他以终身相许。如果你我之间前一段时间的交往使你产生了什么关于未来的幻想，那我只能说声抱歉。再见了平庸，你会遇到比我合适的女人，祝你幸福！林之凤 某年月日中午”
从那一封装在平庸的衣袋里被洗过的信，到这一封经邮局送来的信，也就个把月的时间间隔吧。一个出自侯门的多情才女，就像夏夜的雷鸣电闪一样把我惊醒，我正想起床去仰望那酝酿雷电的夜空，可那整个夜空却迅速地挪移得不知去向，剩下的是深邃无边的黑暗。
郝妈嘴里重复着“再见了平庸”，就去厨房里做饭了。她说田心已有好几天没有在这里吃饭，且帮平庸甩掉了一颗定时炸弹，所以要弄几样好菜来庆祝。
平庸销毁了林之凤的两封信。这是那个时代人的明智之举。
(二)
此后的两年间，中国每个家庭里都发生了太多的事，平庸的家里也一样。1968年秋天复课闹革命，我们学院四、五年级的学生和专业课老师都去工矿现场搞斗批改，郝老师去了新疆。他去了不久就得了肝炎，逐渐转重，最后被送回北京，连家门还没进就住进了北医三院。郝妈1955年曾回老家参加过伪省长父亲的葬礼，终于东窗事犯，被从院科研处下放到锅炉房推炉渣。工宣队、军宣队和复课热闹了一阵，然后大学区的一切又车复原撤。
林之凤事件和父母的厄运对平庸的刺激不小，他变得更加寡言少语。1969年春节后，天气开始转暖，郝妈把冬天糊严的窗缝纸都撕掉了，经常把各个房间的窗户打开通风。平庸就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俯瞰前方的青年园和园边通往附中的曲径。洁白的玉兰花率先在光秃秃的高枝上绽放。接着园子里最多的桃树，棵棵都冒出密密麻麻的苞蕾，远看是一片浅红色。沿着曲径两旁的柳树则不知不觉地长出了嫩绿的新芽。也许是春光引起了平庸的幻觉，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那条路上老是有一个大眼睛的女孩经过，每次都抬头望我。”我说：“你真是风流情种的本性难移，老实了两年，又胡思乱想开了。”他分辩说：“不是，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在这里多坐一会儿，没准就能看见。”于是我搬了一张椅子，在他身边坐了半个钟头，看见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婆走过来。我起身要走，问：“你说的就是她吧？”平庸答：“就是就是，就是她！看，她抬头望我了。”
显然他说的是另一个人，我赶紧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啊，在老太婆后面十多米，过来一位身材高挑的少女。她穿着满街可见的深灰色棉猴，让风帽搭在肩后。套着大红的毛线编织围脖，斜背着那时代人人都背的装语录本的挎包。下身是深蓝色的棉裤，脚上穿着跟男孩一样的褐色翻毛皮鞋。但她的上述穿戴，都是在她恢复低头行走之后我才注意到的。当她抬头望平庸房间的窗户时，我看到的只有她那双眼睛。那真是一双美丽、奇特的眼睛！我感到从直线距离大约二十米远处射过来两束神奇莫测的光，温情脉脉，若即若离。小说里的“勾魂”二字正可表达那目光的魅力。她就那样痴痴地朝这窗户望了足足有一分钟，当然脚下并没有停步。她低头之后，我才注意看她全身的穿戴，可对她面部除眼睛之外的部分毫无印象了。平庸告诉我，说她面部皮肤很白，鼻子和嘴都小巧玲珑，眉毛浅淡。平庸说她其它方面并无特别惊人之貌，唯有那一双眼睛叫任何人过目不忘。
那么她为什么每次一走到那里就要抬头向平庸的窗户望那么久呢？平庸自作多情地觉得有戏，可立即被我的试验否定了。我当场就下楼去，走到那女孩刚才的位置，抬头望平庸的房间窗户，望见的是一块黑乎乎的方洞。因为窗户是在暗处，玻璃打开之后，是一层生了锈的铁纱窗。人在里面离纱窗很近，看外面明处很清楚。但纱窗里面是什么，远处的人什么也看不见。我回到房间后，坐到平庸的椅子上，他下楼去重复了一遍这个试验，然后我们都百思不得其解。读者往下读就会知道：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永远的谜，无人能破解。
平庸弟兄三人，他是老大。二弟愚昧一直在西南老家跟爷爷奶奶住，三弟无用当时在我们学院附中上初三，回老家去过了一个漫长的春节，此时刚刚回到北京。平庸断定那个大眼睛女孩是附中的学生，就在第二天出三元钱的高价，请无用到他房间坐坐（就坐在我头一天坐的位置），假装询问爷爷奶奶在老家的情况。就在大约同样的时间，那个女孩果然又出现了，又是那么若即若离地向这窗户望过来。平庸装作是第一次看见，问无用说：“这个女生是你们学校的吧？”
无用朝下面看了一眼，说：“她呀，是我们学校大名鼎鼎的校花舒甜，高三的。她家就在隔壁的学院。”隔壁的学院也是清华大学以前的一个系，也有附中，但只有初中没有高中，可能这就是舒甜上我们学院附中的原因。
平庸如获至宝，巴不得无用赶快离开他房间。谁知无用接过三元钱之后，对我说：“田心哥，我大哥说你那里有很多翻译小说，我想去你那里借几本看看。”听口气好像要马上去我的宿舍。平庸连忙找出一直也没还给我的左拉作品《娜娜》和《小酒店》给了无用。等无用出了房间，我说：“给初中生看那种书，合适吗？”平庸说：“给大学生看照样不合适。问题是我现在急需你陪我去一趟附中。”
我们到了附中才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高三的学生已全部分配好上山下乡的地点，不日就要起程。整个主楼里乱哄哄的，我们就趁乱查看了那本上山下乡花名册。平庸因为别有用心，就把舒甜的那一张表格内容牢记在心。
接着平庸就要我陪他去隔壁的学院。我一看楼道里的挂钟，时已近午。我大哥因得罪过国家最高权力核心的人，已被关押了一年多。最近因落实主席对总政的政策而获释，但放出来时已是精神病人，当天又进了安定医院。批准我第一次去探访他的时间就是那天下午两点，所以我不能陪平庸去隔壁的学院。站在附中门口，我第一次把我大哥的事简单地告诉了平庸。我知道平庸虽然风流，但也胆小，可能我若不陪他去，他自己未必会去隔壁的学院。所以我说：“平庸，实在对不起。要么今天下午你自己去，要么明天我陪你去。”平庸很感动地搂着我的肩膀说：“明天吧，你那事更重要。保重！”
第二天上午舒甜没有从平庸家窗前路过。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们找到了她家所在的那栋楼。那是很简陋的筒子楼，因为她的父亲是隔壁学院总务处的工人，虽然当了工宣队员，但住房还没有换。平庸突然胆怯，要我一个人上去。我说哪怎么行，若是情况顺利，你得乘胜攻心呀。最后我们约定：如果我一刻钟左右未下楼，表明有戏，他再上去。
我忐忑不安地敲了门。随着一声银铃般的“谁呀”，门就开了，开门的正是舒甜。离近了，我才知道我完全不敢正视那双眼睛，我立即低下了头。
我说：“我是隔壁学院的……想来问问上山下乡的事。”
她说：“请进。”接着把门关上，示意我坐在一张小方凳上。我环视了一下屋内，一览无余：那是如今广东所谓一室一厅的单元。客厅、饭厅、厨房、厕所，全在外间，就是广东所谓的厅里。厅里供人可坐的只有几个小方凳，没有一张椅子。因不是吃饭时间，饭桌就折叠起来立在墙边。厅与卧室之间是一面墙，墙上开有半截玻璃的门和一个大玻璃窗，能看见卧室里的一面是一张大床，另一面是一张双层小床，外墙中部有一个窗户朝楼外，那个窗户与厅室隔墙的窗户之间用铁丝挂着布帘分隔两张床，但白天布帘是拉开的。
我说：“舒甜，听说你分配到陕西延安了？”
女孩爽朗地笑了起来：“哎呀，你找的是我姐吧？我是她妹妹舒蜜。我姐今天动身去陕西了。这不，我去火车站送她刚刚回来，你要早到半个钟头家里还没人呢。我是分配到内蒙东旗的，后天才动身。”
这下我放胆地看了她。啊，姐妹两个不但有着一样勾魂的眼睛，身材、穿戴也一模一样。她那开朗无邪的笑声驱散了我的紧张，我说：“你跟舒甜是双胞胎吧？你也上高三？”
“不，我比我姐小两岁呢，我在这边的附中上初三。我的下乡名额是我爸费老大劲争取来的，我们全年级才两个名额。”
“哦，是这样。那……你姐去的是延安什么具体地名，你知不知道？”
“哎呀，不太清楚。今天在火车站那个领队的宣布，我姐要去的县叫甘泰县，有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去那个县。他们上同一趟火车的有二百多人呢，说是到了西安才分开。”
我回到楼下的时候显然还不到一刻钟，平庸听我说了以后显出失落感。我劝道：“忘了这事吧，平庸。我那天已经证明了：她抬头望的是你家墙上的一块黑方洞。你们连一面之交也没有过。我倒是跟她妹妹舒蜜有一面之交，难道我后天要跟舒蜜一起去内蒙东旗吗？”
平庸没有做声。当天晚上郝妈要去锅炉房上夜班，走前把平庸喊到过道上说：“你奶奶来了信，说愚昧已离开省城，到一个少数民族农村落户去了。还有，今天我们班长通知我，你爸爸诊断是肝癌，叫我明天去北医三院一趟。”我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地跟郝妈坐在一起，就像这天晚上，吃饭前她在厨房里喊：“平庸，你来把饭菜端去，跟田心和无用一起吃。我夜里要在锅炉房吃夜班饭，现在就不吃了。”我问平庸：“郝妈怎么老不跟我照面？”平庸回答：“因她的面苍老憔悴，而她这个人又最爱面子。”我忽然一阵心酸，食欲全无。
第二天平庸很认真地对我说：“田心，我不管你怎么看我，我心里忘不了舒甜。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寄给她，只好请教你。”
我说：“很简单。信封上这样写：陕西省甘泰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请转交北京XX学院附中来的知青舒甜收。”
我的智商果然比平庸略高一筹。十二天后，平庸就激动地给我看舒甜的来信：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平庸同志：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因为我们在西安集训了五天，一到甘泰，县里领导就把你的来信给了我，我是这里第一个收到革命家信的北京知青。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是的，我在你院附中上学时每天路过青年园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不记得望你家窗户的事，但我非常愿意与你保持革命联系。组织上为我们预备的窑洞还没有挖好，感谢党的关怀，所以我们在甘泰县革命委员会第二招待所继续集训半个月。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半个月后我的落户地点是：甘泰县西沟人民公社红星大队第五生产队。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崇高敬礼！革命同志：舒甜 某年月日”
我笑得弯了腰，说：“你肯定已经寄出了第二封信，而且是寄到甘泰县革命委员会第二招待所的。”
平庸说：“你料事如神。”
后来他们两人采用在收到对方回信之前又连着寄出三封信的办法，所以双方每隔两、三天都能收到对方的信。他们就这样通了三个多月的信。有几次平庸想叫我分享舒甜的来信，我拒绝，说不如看毛选。终于有一天，平庸逼着我看，不料那就是舒甜的最后一封信。我一看起头和落款就明白了：工人阶级的女儿舒甜已经完全被封资修的平庸俘虏了。
“亲爱的庸，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出去，但房东大娘叫我写，说她保证能帮我寄出去。前天午饭后，大队会计把你六月十八日的来信交给我，我就到窑洞对面的枣林去看信和写回信。麦子入了仓，没什么忙的，知青们吃完午饭就躺下睡一觉。我若不是为了躲开秦玲（她老想看我的信），也会躺下的。我正在枣林写信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闷响，我还以为是打雷了，傻乎乎地往天上看。一会，听见有人大喊：‘不得了，知青的新窑洞塌方了！’我向对面的窑洞一看，可不，一排窑洞全塌了，尘土还在飞扬。我赶紧跑过去，喊叫秦玲，可哪里有回答呢？我就哭了起来。大队的、公社的和县里的领导陆续都到了。开始是农民用锹挖，后来县里调了挖土机来。当亲眼看见被挖出来的秦玲血肉模糊的样子，我就晕了过去。我醒过来的时候，就躺在现在的房东家。大娘说：‘北京、上海和西安的知青埋了十三个，个个都没有救活。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冻土时挖的窑洞当年不能住人啊。’庸，全大队的十四个知青都住在这里呀，这不是亲爱的你救了我的命吗？昨天公社的领导来找我谈话，叫我一定要保密，不能给知青上山下乡革命运动抹黑。然后又叫大娘看住我，不准我往外跑。庸，不管大娘能不能帮我寄出这封信，我是一定要跑的。我起码要给秦玲家和北京的另外三个男生家报个信吧？再说，我想你，想得快疯了。吻你。你的甜甜 某年月日”
看了这信，我心里很沉重。难道世上真有缘分这回事吗？若平庸与舒甜的缘分是救命恩人与获救者，那么他们有没有婚姻的缘分呢？我一看那信落款的日期，说：“平庸，我感到舒甜已经到了北京。”
平庸说：“我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才一定要你看信。”
事不宜迟。我们连忙去到了舒甜家的楼下。那栋楼下人声鼎沸，军宣队在那里维持秩序，不准人靠近楼门。
我们一走近，很快就得知了大概情况。三天前领导已经得到了陕西方面的通告：煽动对上山下乡政策不满情绪的闹事分子舒甜潜逃，最大可能的去向是北京。昨天晚上九点左右她就到了家。她父亲立刻叫她去自首，她没理睬。她对父母说了句：“秦玲死了，她家还不知道。”接着又说：“爸，妈，我有了男朋友，就是隔壁学院的大学生平庸。”舒甜当场就想出门。她父亲本身是工宣队员，领导已找他专门谈过话，当然立即拦住女儿，让她妈火速去革委会报告。双宣队派了一名男军人和两名女工人来舒家值夜，叫舒甜交待问题。舒甜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说了，大家痛斥她造谣，然后她就以沉默抗拒双宣队的问话。六个人都通宵未眠。今天上午，学院和市里领导都来了，一切问答无非是周而复始，毫无变化。院领导请示市领导，市领导征求院领导意见，最后决定把舒甜带到院保卫处拘留。就在这时，舒甜乘人不注意，冲到卧室里，纵身就跃上了窗户。说时迟，那时快，那位军宣队员紧跟着扑了过去，抓住了舒甜的一只脚。舒甜的身子已经腾了空，无奈脚被抓住，整个身体就“啪”地一声倒砸在窗下的墙上，头部撞击墙壁的力度最大，鲜血从头发里涌流出来。军宣队员紧抓住她的脚不放，但把她拽进屋时，她已经昏迷。领导们决定暂不带她到保卫处，先通知校医来抢救。平庸和我到达楼下时，是校医上楼后约二十分钟的时候。
窑洞塌方的那天中午，舒甜到枣林去写信时，身上就背着一个语录包。那里面除了有主席语录外，还有纸、笔、平庸写给她的几十封信和一些钱、粮票。那个语录包就是她最珍贵的财产，走到哪背到哪。天气暖了，窑洞里挖出来的衣物她一样也没有要。回到北京时，她随身携带的就是那个语录包。
校医抢救舒甜的时候，双宣队开始检查她的语录包。这一检查收获巨大，解释了工人阶级的好女儿怎么会蜕变到造谣攻击上山下乡革命运动的问题。他们从几十封信断定：写信人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封资修教唆犯。双宣队立即派人前往我们学校去抓平庸。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平庸此时就站在近在咫尺的楼下呢？
话分两头。隔壁学院的双宣队到了我们学院，对我们学院的革委会通报了情况，于是在我们学院的一班人马的带领下，去到平庸的家，可扑了个空。原班人马立刻转战到锅炉房，围住了郝妈。原来平庸从来也没有把舒甜的事告诉过郝妈，郝妈的确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场的我们学院的一位工宣队员不知何年何月与郝妈结过仇，就上前搧了她一个耳光，说：“装得挺像！祖祖辈辈都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一耳光搧得不轻，郝妈从此以后那一边耳朵耳鸣，百治不愈，直到今日。
平庸和我终于不知所措地回到了学院，我们想我们能做的事是想办法查出秦玲是不是我们学院附中的毕业生。若是，再查出她的家庭住址或任何联系方法。我们准备到平庸家先喝点水就去附中，可平庸忘了带家里的钥匙，要先去锅炉房找郝妈拿钥匙。我站在锅炉房外面等平庸。才三分钟，平庸就大惊失色地跑出来了，他正好赶上那场露天批斗郝妈的群众大会，并亲眼看见了那位工宣队员搧郝妈的耳光。
他简单地把情况对我说了，我立刻说：“你必须到我宿舍里暂时躲避，附中那件事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幸好，秦玲原来正是我们学院附中的毕业生，跟舒甜是同班的。这次因为附中主楼里没有上次那么乱，我颇费了一点周折才打听出秦玲家的地址。那地址就在中关村，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去了。途中我冷静地思考着：如何报这个信呢？若弄得不好，我自己也会失去自由。郝妈今天能回家的希望渺茫，平庸根本就不能离开我宿舍，舒甜不可能很快恢复自由。我本人若是再失去了自由，这事情就真难办了。想啊想啊，我有了主意。我在五道口邮局门口锁好车，进去买了信封信纸，写了这么一封信：“十万火急！秦玲的家长：我是X院附中舒甜的朋友。一周前陕西窑洞塌方，秦玲不幸身亡。舒甜幸存回京，但她报的消息无人敢信，反被说成是造谣生事，已被拘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用这个办法把消息传给你们，剩下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送信人 某年月日”我用浆糊封好了信封，写上秦玲家的楼号、房号和“秦玲家的人收”，就继续骑车到中关村，把信扔进了秦玲家的信箱。
第二天我一个人又到舒甜家楼下，那里只有一个戴纠察队袖章的人在巡逻，但楼房侧面几十米远的树荫处还是聚着一堆人。我凑近他们，听见他们说，那丫头昨天寻死过后，一会儿醒过来，一会儿昏过去。一醒过来就喊一个男孩的名字，那男孩就是给他写信的隔壁学院的大学生，一个黑五类狗崽子，现在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连着四天，我每天去那里两次，听到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郝妈则从那天埃批斗后就吃住在总务处的隔离学习班，不准回家。无用在锅炉房的一位老工人家里吃住，有时候也偷偷到我宿舍里来跟平庸见面。无用有家里的钥匙，他给郝妈送了东西，也给平庸拿来一些衣物。他还把郝老师得病之前抽的好烟拿来两条，我们三个人就躺在我的单人床上吞云吐雾。平庸和我沾染上抽烟的毛病，就是那次被这个小家伙害的。
第五天，风恬浪静。舒甜家楼下戴袖章的人不见了，树荫下的人群挪得离楼房近了些。我听了一会儿，弄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昨天夜里中央文革接待站下发了一份关于陕西省甘泰县某知青住地窑洞塌方事故的通知，说该事故属于不可抗力事故，十三名北京、上海、西安的知青遇难。因天气炎热，尸体已由当地政府予以火化。这十三名知青，一律由原所在城市民政局按新招收未定级工人工伤死亡待遇给予抚恤，其家庭不超过二人前往陕西领取骨灰的，路费实报实销。通知里没有提到活着的舒甜怎么处理。
我赶紧往回走。在楼梯上，有个四十来岁的生人找我打听田心住在哪个房间。我立刻警觉地问他：“你是谁，找他做什么？”他端详了我一会儿，悄悄说：“您就是田心同志吧？”
在北京话里，一般没有年长者用“您”称呼比他年轻的人。我感到事出有因，回答了一声“是”，就把来人带出楼外，一直走到五十米开外的北操场，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来人没有等我开口，就“扑通”一声对我跪了下来，哽咽道：“田心同志您得帮我！”
我拽着他站起来，说：“怎么回事吗？我一个小青年，从来没有人对我下过跪。”
他用衣袖擦了擦眼睛，说：“我是舒甜的父亲。舒甜已经疯了，见人就抱住喊‘平庸’，甩都甩不开，医生说这叫痴妄症，她想的那人来了就能好。我刚才去了平庸家，刚说了一句我是谁，就被他妈妈一顿臭骂赶了出来。这是女儿带在身上的一张照片，我带着它好认平庸。从平庸家被赶出来后，我才想起相片背后写的‘我和好友田心’。我就只好来求您了。”他掏出一张四吋大的黑白半身像，那是我和平庸去年夏天在五道口照相馆照的合影。虽然我们都不喜欢照相馆硬加印在我们头顶上的语录，但那张照片里的我们两个人，的确都显得英姿焕发、气宇轩昂。
“我能怎么帮你？”我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为了自己向上爬而不顾女儿的父亲。
“您一定知道平庸在什么地方。您去告诉他，中央文革有政策下来，舒甜已经自由了，他也不用躲了。现在就等着他去看她。”
我琢磨着他的话，又冷静地回忆了过去五天所发生的事。我忽然明白了：这位父亲在说谎。我厉声问他：“舒师傅！现在去你家看她吗？”
他被吓了一跳，突然间变得口吃了，装糊涂地反问我：“谁，谁，您指 – 谁看谁？”
“平庸看舒甜！”
“不，不用到家，到，到，到安定医院……”
“我早就猜想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工宣队员也不会来对我下跪！”我本想立刻回宿舍去，不再理他。走了几步，我返回到他身边，说：“你要老实告诉我：舒甜是哪天被送到安定医院的？”
“是，是，是她跳楼的那天夜里。”
我离开了他。天哪，这种人是怎么啦？上级的一次谈话，就能叫父亲认定亲生女儿死里逃生的见证是谣言，而上级的另一份通知才能叫父亲相信女儿说的是真话。
“您，您，您到底帮不帮啊？”他跟在我后面。
“不要跟着我！我帮有什么用？得看平庸愿不愿意去安定医院才行。”
他停了步，站在原地说：“是，是。我，我这不是求，求您劝劝他嘛，田心同志……”
我回到宿舍，平庸已经不在那里。桌上留着一张纸条：“田心：无用来了，告诉了我一切变化，我现在就去看舒甜。无用叫我要躲着我妈点，她正在气头上。你也暂不要去我家，免得她把气都撒在你头上。谢谢你这几天为我奔波。平庸 即日中午”
（三）
十四年后，也就是今年九月，我到北京办出国手续。母校的本科院系已搬走，原址专作研究生院。青年园西边的那片空地上，耸立着十来栋现代化高楼。相形之下，原先的教工宿舍区好像一片贫民窟。我找到了那熟悉的门号，按十四年前的习惯，轻轻敲了三下。
“谁呀？”是郝妈的声音，我的心不禁砰砰跳了起来。我们整整十四年没有见过面。
“郝妈，是我，田心。”
门开了。郝妈扬手作出要打我的样子：“你这诡计多端的家伙，平庸没有告诉你这里的电话号码吗？”当然，平庸早就告诉了我这里的电话号码，可平庸也请我务必想办法多给郝妈一些惊喜。
我一边说“没有呀”，一边跟着郝妈进了屋。
郝妈最先把我带进以前平庸的睡房，那里现在摆着一套皮沙发，成了客厅，电话机就在沙发拐弯处的方茶几上。然后她领我去看无用以前的睡房，现在改成了书房，桌面上还有郝老师爱看的连环画。过道里没有了蜂窝煤，因为厨房里换成了液化气灶。除厨房厕所外，到处都贴了墙纸、铺了地毯。再回到厅，郝妈打开电冰箱，问我要可乐还是七喜。
“可乐吧。像个教授的家了。”我说。
郝妈忙补充说：“刚落实政策时，要我们搬到新盖的四房两厅教授房去呢，说这里还是清华分家时的副教授房，如今人都嫌寒碜，只能分给讲师住。可我们是怀旧派，主动要求住老房，所以由公家出钱改造装修了。两个老家伙，要住四房两厅干什么？”
“您为什么不为郝家的后代着想，领套大房子呢?”
郝妈压低声音对我说：“你真敏锐。我就是不想给三个工人阶级儿媳妇开托儿所，所以故意放弃大房子。白背了那么多年‘伪省长臭小姐’虚名，老娘今天退休了，要享点清福。”
我想起了平庸的叮嘱：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逗老太太多说话。
“怎么？那郝家这个书香门第不延续下去了？”
“别说书香门第了，连平常烟火都断了。三家的头生都是女孩，接着新政策就下来了：不准生第二胎。”我明白了：郝妈不是不愿为孙子开托儿所，而是不愿为孙女开。
平庸早已关照过我，关于舒甜的事，他只告诉了郝妈一个缩略版本。我想，这无疑是逗郝妈说话的最佳话题，同时我也要看看平庸的缩略版本究竟缩略到哪一步。
“郝妈，您知不知道，您在锅炉房受罪的那年秋天，我也被隔离了？”
“听说过，听说过。田心呀，我说你吃亏就吃亏在会写上。平庸这方面倒是遗传了他爸爸的优点：家里硬是找不到他写的一个字。就连对笔迹查反标都查不到他头上。”
“哦，他那么谨慎？可我怎么听说那年抓他没抓着，才把您关起来，统统是因为一个叫舒甜的女的留下了他写的几十封信的缘故？”
“你知道那个舒甜的事？”
“不知道。我正好在那个时候被隔离了，后来听平庸三言两语地提到过一点。”我故意把我出事的日子说早一点。
“哎呀，田心，你这么会写的人真该搜集那样感人的写作素材。”
“准备再吃更大的亏？”
郝妈被我逗笑了。“你真会抓我说话的把柄。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有人能把那舒甜的故事写出来，我愿意出钱买版权。”
“郝妈真聪明，您只要出点钱，写的人则可能要坐牢。”
“不会，不会。党中央这不在提倡实事求是吗，不像文革那时候……”
“党中央有哪个时候不提倡实事求是吗？”
“好，好，说得对。那你不要写出来，我讲给你听听就算了。”
“郝妈，我洗耳恭听。”
“那舒甜的父母是工人老大粗，就住在隔壁的学院。可听平庸说，那丫头本人长得像电影演员王晓棠。先是舒甜用王晓棠一样的大眼睛把平庸的魂勾走了，后是平庸用几十封信把她调理得才貌双全。她收到平庸的信，封封都有回信。平庸在销毁舒甜的最后几封信之前，给我看了，我真想劝他不要销毁呢。我想留着给愚昧和无用当样子，若以后他们谈的对象写不出舒甜那样的信，干脆不要谈。舒甜的最后一封信里讲到陕西知青窑洞塌方的事，十四名知青只活了她一个。为什么？因为出事的时候她正好离开窑洞去给平庸写信，所以她视平庸为救命恩人。当地领导不准她跟外界联系，怕给上山下乡革命运动抹黑。舒甜是偷偷跑回北京的。她刚离开陕西，那边的文件就到了北京。这边的领导找她父亲谈了话，叫他女儿一回来就要向组织上报告。结果舒甜到家的当天晚上就失去了自由。可怜这孩子，从陕西死里逃生，回到家，父母和领导谁也不相信她说的。没几天她就精神失常，被送进了安定医院。”
“哦，真可怜。郝妈，那舒甜得到平反了没有？”
“你别急，我慢慢对你说。双宣队搜查了舒甜的唯一行李，就是语录包，发现了平庸写给她的几十封信，就认定平庸是污蔑上山下乡政策的教唆犯。他们抓平庸没有抓到，就到锅炉房开了我的批斗会，又把我关在学习班里，不让回家。他们关我，本来是想引出平庸来看我，好抓平庸。平庸倒也聪明，没有上那个当。听说多亏中关村有个学生家长，他女儿是舒甜高中的同班同学，也落户到陕西，是那次死于窑洞塌方的。那个家长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开车的司机，七转八转，消息转到了中央文革一位首长那里。首长就批示说：这是天灾，不是人祸，对死难的知青家里人要妥善安抚。首长的批示一下来，就证明舒甜没有造一句谣言，那么平庸的教唆罪也就不成立。当时无用知道平庸躲在哪里，不过这小子至今也不告诉我，他跑去给平庸通了消息，说舒甜自由了，平庸也不用躲，赶紧去看她。平庸就去找舒甜，不知道在哪里听说舒甜进了安定医院。哦，对了，后来平庸还对我说过，当时你大哥也在那个医院里？”
我点了点头。
“平庸去了安定医院，可是舒甜根本不认他。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以前并没有见过面。平庸是从家里窗户望见她几次，她只见过照片里的平庸。加上她精神失常后，也失去了关于跟平庸通信的记忆。平庸说，舒甜的情况跟你大哥不同，她是不可能好转的。那年十月初，北京搞疏散。平庸到东北，我们到山东，就再也不知道舒甜怎么样了。两年后，平庸第一次从东北到北京出差，又去安定医院打听，连舒甜的住院记录都查不到了。去隔壁学院，无论找邻居还是找革委会，都打听不出舒家人去了哪里。可惜呀，那么好的闺女，早知落得这么一个结果，还不如跟那十三个知青死在一起好啊。”
我问：“郝妈，假若舒甜没有得精神病，后来会不会成您的儿媳妇？”
“那还用问！不过田心，这些事可永远不要让平庸的老婆知道。”
这样看来，舒甜故事的缩略版与原版的差别就太大了。写到这里，一般小说家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是先把我与郝妈的见面写完，然后再回头写故事原版的后一部分。第二种是把故事原版的后一部分先插叙在这里。我倾向于采取第二种写法。
我在前面说过，舒甜的父亲找我的时候，给我看了一张平庸与我的合影。他说那是女儿带在身上的。他没说假话。当时是我自己想当然地就以为他指的是舒甜带在身上的，但是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那时平庸给舒甜的所有信件都已被没收作为罪证，没那么快退还的(文革中没收的个人物品有的至今也未退还)。实际情况是：窑洞塌方的前几天，舒甜已经把那张照片寄给了她的妹妹舒蜜。舒蜜跟她姐姐一样，凡重要的东西都是装在随身携带的语录包里。舒甜为什么要把照片寄给舒蜜？因为一个少女总喜欢与某个亲密的人分享她初恋的奇妙感受。舒甜觉得对秦玲倾诉不合适，对父母倾诉不合适。憋了三个月之后，她觉得唯一能与之倾诉心中秘密的人就是她的妹妹舒蜜。她告诉了妹妹：她的平庸只从二十米远处的窗户里见过她几次，而她至今只从这张照片上见过她的情郎。小青年们觉得这种奇特的恋爱更加新鲜刺激。
可平庸和舒甜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平庸只寄过这一张照片给舒甜，照片背后写着“我和好友田心”。但哪个是他自己、哪个是田心，他忘了说明。本来是很容易说明的，比如在田心两个字后面再写上“（戴眼镜者）”就行了。而舒甜也忘了问，也许不用问，因为少女在初恋时的特异功能已经使她认定照片里不戴眼镜者是他的情郎平庸。
舒蜜得知姐姐的秘密之后，恍然大悟：姐姐离京赴陕的那天去找她的那个腼腆青年（照片里戴眼镜者）原来对姐姐一往情深、没来得及表白呀。难怪他错把我当成姐姐，因为他只从二十米外见过姐姐几次。好多人面对面同时见到我们姐妹两个，还硬是分不清呢。
姐姐的来信触动了妹妹心灵的伤痛。原来舒蜜在从北京到内蒙的火车上认识了北京四中男生李连荣，一路上两人交谈不止，互有爱慕之心。李连荣家有门远亲在内蒙东旗当干部，跟北京几名知青要去的那个公社书记打了招呼，于是李连荣就留在公社当文书，其余的北京知青都分到下面队里去了。此后舒蜜和李连荣只要有互相见面的机会从不错过，两个人到一起时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公社和队里认识他们的人有时候开玩笑说他们是小两口，他们红红脸，却不反驳。前些时候，公社书记在文书室里见到他们，就问舒蜜在哪个队。书记说：“小舒，我们这里还差一个电话员，你愿不愿意来？”舒蜜哪有不愿意的理？连忙感谢书记，因为那样她就能跟李连荣每天见面了。书记还补了一句：“电话员可很辛苦啊，经常要上夜班的。”舒蜜说，她一定不怕苦不怕累，保证叫书记满意放心。其实公社的其他人都看得出书记在打歪主意，他以前也是因犯了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从旗里降职下来的。果然，舒蜜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就出了事：她在上夜班时被书记强奸了。
别的女知青可能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但决不会告诉任何人，往往以后还会因祸得福，早日回城。但舒蜜已经深爱着李连荣，觉得不告诉小李就对不起他。两个人在一起密谋了几次，难作决定。杀掉书记？打他一顿？他们不敢往那上面想。告状，那舒蜜就丢丑了，以后怎么有脸做人？何况小李还表态，尽管他知道了这事，他认为舒蜜是受害者，他仍然要跟舒蜜结婚的。想来想去，他们就利用文书室里的方便条件，从一堆旧报纸里剪下无法查对笔迹的印刷体字，拼成了揭露书记强奸女知青的小字报，不提女方姓名，做了一式三份。他们寄了一份给旗革委会，寄了一份给自治区革委会，张贴了一份在公社布告栏里。
他们贴在布告栏里的那份，可能在没有其他人看到时，就被一名公社干部送到了书记那里。寄到自治区和旗里的那两份则如石沉大海。不过书记倒是再也没有骚扰舒蜜。电话班里又新调来一名女电话员，是书记的家乡人。再过不久，公社一名干部找舒蜜谈话，说她与李连荣接触过多，群众有反映。因此公社决定把她调到比她原来所在队远得多的队里去，第二天公社就派拖拉机送她去那里。这次，两个青年男女密谋到半夜，决定舒蜜根本不去那个队，而是连夜由李连荣陪伴，步行到东旗。天亮后舒蜜独自搭汽车到赤峰，再转火车回北京。她要去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
就在舒甜跳楼的那天夜里，舒蜜到了家。她到家的那一刻，正是双宣队的人被喊去开紧急会议的时候，连楼下都没有人盘查她。厅里只有母亲守着姐姐的尸体哭泣，父亲脸朝墙壁躺在里屋的床上。这情景把舒蜜惊呆了，她扑到妈妈的肩上，大喊：“姐姐怎么啦？”
母亲对她做手势要她低声说话，含泪问她：“蜜儿，是公社让你回来的？”舒蜜忘了压低声音，大声说：“我管公社让不让！我就不信这天下没个讲理的地方。妈，我被公社书记强奸了！”母亲赶紧用手捂住女儿的嘴，父亲也从床上“嗵”地一声坐了起来。妈妈摊倒在舒甜的尸体上，呜咽道：“老天爷，我们怎么这么命苦啊！”
舒蜜抓着来到外间的父亲的手臂摇着，哭着问：“爸爸，姐姐到底怎么了吗？”
父亲终于调整好自己的表情，严肃地说：“舒蜜！你姐姐受了一个叫平庸的黑五类狗仔子的教唆，到北京来散布攻击上山下乡革命运动的谣言。被揭穿后，自绝于人民，今天上午跳楼未遂，但脑袋砸在墙上，抢救无效而死。白天外面群众太多，为了避免造成不良影响，夜里会有人来移走尸体。蜜儿，你要接受你姐的教训，不可诬陷革命领导干部！”
舒蜜声音更大了起来：“谁诬陷谁啦？我被强奸了，说出来就是诬陷革命领导干部吗？”
父亲说：“你小点声！你被强奸，有什么证据？我告诉你，蜜儿，革命同志们马上就要回到这儿。你到里屋去，一句话也不要说。姐姐的事与你无关，明天我送你上火车回去。回去跟领导认个错，我相信组织上会宽大处理你。可你要是……”正说着，开会的双宣队员们推门进来了。舒师傅把话咽下去，舒蜜把脸側过去。来的人比白天多了两位军人，一进来就忙着干活，也没人注意到屋里多了个女孩。他们带来一副担架，七手八脚地把舒甜的尸体套上黑色塑料袋，放到担架上。就在担架快要出门的时候，舒蜜突然转过身，一把抓住后面的军人，高喊起来：“不行！散布谣言就够死罪吗？你们一定搞了逼供信！你们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人抬走！”前面的军人回头一看，以为是担架上的舒甜复活了，吓得松了手，担架的一头掉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后面那位被舒蜜抓住了胳膊的军人更是吓得魂不附体。
昨天晚上就来了舒家的那位军人吼道：“舒师傅！这是怎么回事？”
两位女工宣队员里的一位看清了舒蜜，说：“这是舒师傅的二女儿，两姐妹长得像，她可能是刚从内蒙古回来的。”
问话的军人大概是他们里面负责的，当机立断地拽开舒蜜，说：“你们两个快把担架抬走。舒师傅，你也下楼去，自己去革委会把二女儿的问题交待清楚。快去呀！”
后来舒师傅对我说的所谓“跳楼的那天夜里被送到安定医院的”，根本不是舒甜，而是舒蜜。他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也根本不是舒甜带在身上的，而是舒蜜带在身上的。舒蜜比舒甜多了个心眼，就在父亲和两个抬担架的军人出门时，偷偷把身上背的语录包塞给了母亲。
第五天下午，平庸到了安定医院。他被领到一间特护病房，那里很宽敞，若不是有一张床，倒很像一间办公室。平庸一见到舒蜜，就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舒甜！”扑过去想拥抱她。他以为对方也会扑向他，然后，她因思念他而引发的精神病就会康复。他想错了。舒蜜没有挪动位置，却诧异地打量着他。这时平庸才发现她的眼睛仍然那么美丽，若即若离，一点儿精神失常的迹象也没有（平庸听我说过我大哥得精神病后最大的迹象就是眼睛）。他们对视了一会儿，然后舒蜜缓缓地走向平庸。她用双臂环绕住平庸的脖子，脚尖踮起一点，把嘴贴到平庸的耳边，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不是舒甜，我是她妹妹舒蜜。你也不是平庸，你是他好友田心。这间屋里安了窃听器，你有纸笔没有？”说完她离开了平庸，到桌边坐下。
平庸颇费思索才明白了她的第一句话，因为他想起了舒甜离京那天下午我到舒家发生过同样的误会。但平庸对她的第二句话怎么也不明白，因为他根本想不到舒甜已将那张二人合影寄给了舒蜜。不去想了，平庸从衣袋里找出了一支圆珠笔和一张探视登记单。谢天谢地，他通常都不带纸笔在身上，但刚才在医院门口填写完登记单，忘了把笔还给门卫。而接过门卫盖了章的登记单时，顺手就把两样东西都塞进了衣袋。
舒蜜在探视单背面写道：“姐五天前死我被公社书记强奸回京上访被关在此你速离开”
舒蜜估计平庸已经看懂，就用笔把字涂得无法辨认，然后把纸笔还给平庸，推他出去。
后来平庸对我说，当天他就去找过我，但没有找到。再一想，找我有什么用呢？因为他也听到一点风声，知道我当时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果然，再晚几天，我就被隔离了。
第二天平庸又到了安定医院，可在门口填单时他突然犹豫不决了。平庸想起：昨天在舒家楼下碰见舒甜的父亲时，是他告诉说舒甜在安定医院的。舒甜的父亲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呢？无非是利用我没在近处见过舒甜，想把被强奸了的舒蜜塞给我。如果我与舒蜜双方真能坠入情网，舒蜜就不会念着上访的事，她父亲也就完成了革委会交给他的任务。并且还会以为我也许永远搞不清真假舒甜，那么也就补偿了我被误定为教唆犯的冤债？
平庸没有填写探视单，离开了安定医院。
那天他一直在安定门外的护城河边坐到暮色苍茫，仔仔细细地回想了自第一眼望见舒甜以来的细微末节。他又想到了昨天舒蜜说的第二句话：“你也不是平庸，你是他好友田心。”她怎么知道田心这个名字？他忽然想起了寄过一张二人合影给舒甜的事，也想到了可能问题出在照片背面的文字。难道舒蜜看到了那张照片吗？想到这里，他连忙离开安定门外，赶到舒家去敲门。舒甜的父亲一见到平庸，不免一阵窃喜。平庸没有坐他递过来的小方凳，板着脸说：“舒师傅，我问你一件事：你是不是有我跟我朋友田心的一张合影？”舒甜的父亲以为是我把照片的事告诉了平庸，就很爽快地说：“是的，是的。你们俩真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平庸接着问：“那张照片是从舒甜的妹妹那里来的吧？”舒甜的父亲突然浑身冒汗，他知道阴谋败露，无可挽回，只得有气无力地承认：“是，是，是的。”平庸立即离开了舒家。从此以后，他每天去安定医院门外绕一圈，但再也没有进去过。
秋凉时节，北京市的大疏散开始了。后面的故事就与郝妈所说的缩略版一致了。
郝妈到厨房里去了一会儿，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醪糟煮汤圆给我，说：“田心，老郝下班还得一会儿，你吃碗汤圆垫一垫，就算是你们广东的下午茶。”我一看，薄得透明的细瓷浅碗，里面的六个汤圆居然是六种不同颜色，汤面上漂浮的碎桂花瓣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
我说：“郝妈真不愧是大家闺秀的出身，您做的任何饭菜点心我总是一扫而光。”
她说：“哪里，平庸对我说过，那年在锅炉房劳动改造时，我做的饭菜你连筷子都不动。”
我说：“有那样的事吗？哦，他可能说的是您接到郝老师得肝癌的通知那次。郝妈，郝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
她说：“他呀，老当益壮！田心，以前他跟你说过的话加到一起有没有二十句？可他这些年里背后经常念叨你的优点。过一会儿你躲起来，给他一个大惊喜。他肯定要把私藏的茅台拿出来招待你，你就跟他尽情地喝！他平时是不大喝酒的。”
我吓了一跳：“郝老师肝有毛病，还能喝茅台？”
郝妈哈哈大笑：“他的肝呀，毫无毛病！这个秘密现在可以公开了：从新疆送他回北京的那两个学生，就是后来他带的最早的两名博士生。北医三院负责治疗他的那个医生，就是我娘家亲哥哥的儿子陈黔，喊老郝姑爹，不过那时没有当着人面喊过。”
“咳，既然有权收姑爹住院，非得借那么个不吉利的病名不可吗？”
“管他吉利不吉利，那时数肝癌病人的营养品供应标准最高。”
“郝老师在北医三院住了多久？”
“整整一年吧，一直住到我们疏散出北京的前三天。”
啊，这一年郝老师可能躲避了多少劫难呀。我想到这就问：“平庸知不知道这秘密？”
郝妈说：“不知道。田心，我把对平庸泄露这秘密的权力授予你。”
郝妈呀，您不吃亏。我估计平庸得知父母的这个秘密之后，也会把关于舒家姐妹的原版故事告诉您的。
我又想起了一个问题：“郝妈，林之凤后来找过平庸没有？”
郝妈笑了：“你不问，我都想说呢。找过，还来这里拜访了老郝和我呢。那是去年她和刘青移民到法国之前的事。听平庸说，林之凤跟平庸单独见面的时候，请平庸谅解：她那封绝交信是在刘青的眼皮底下写的，那时林家的命运全掌握在刘家的手板心里啊。”
关于林之凤的这段话，郝妈和平庸说的倒是相同的版本。
（写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中旬）
附记：
此文于2011年9月28日发布到美国的中文网络媒体文学城网站。到了2013年11月15日，有一个叫作“快乐的傻瓜”的网友评论道：“又仔仔细细读了一遍。这绝不是虚构，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难得有一位不平庸的读者说出这样的实话，于是我在当天就作出了回复，我的回复如下：谢谢，傻瓜倒挺会判断。是的，此篇六年多以前发在《中国文学网》（《中国文学网》发布之后又有《清华网》等网站转载）；起初没有注明“小说”，也没有加“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的字样。不料它被故事中的主人公平庸本人看到了，他就怪我瞒着他把这些事公开，因他一直是体制内的正统官员（以前的正统官员在儿女私情方面可没有一丁点浪漫故事），他说若是此文被圈中人看到，别人肯定能猜得出是写他，那可能对他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的事不利，表明他有些事长期没有向组织报告。于是，我赶紧向他道歉，又加上了“小说”和“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的字样。三年之后，时过境迁，我准备把该文发到文学城网站时，倒是没有瞒他，先征求了他的意见。他说：休也退了，人也老了，你爱怎么发就怎么发吧。这就是本文的来历。这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一篇，虽然有两万多字，略显冗长，但是其中所浓缩的时代辛酸苦涩背景，恐怕若再减少字数，就不可称为文学，只能算平铺直叙的回忆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