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张宏良
看到令计划被判处无期徒刑，不觉想起了红楼梦的《好了歌》“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据说，令计划是策划簿熙来案的前台总调度，是真是假，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就其职务和身份来讲，肯定脱不了策划者的干系。只是没想到，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昨天还在为别人挖坑，今天就把自己埋了进去。
无论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还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令计划需要反思的东西都有很多。薄熙来入狱，万民喊冤。凡是万民喊冤者，或者当世昭雪，或者青史留名， 古今如此，概莫能外。可惜，这些都已经与令计划无关了，历史的大门已经对他关闭，无论历史怎样起伏跌宕，翻天覆地，都不会再与他有任何关系了。而对于同样 身陷囹圄的另一些人来讲，或许还有新的一页等待翻开。令计划真是太可惜了，历史给了他们那么好的舞台，可是他却忘记了自己的台词和角色，白白耗费了上帝的一翻苦心和百姓的无边血汗。如果无来世，他们尚能躲过地狱之苦；倘若有来世，他们将会无比悲惨。
古往今来，做官要求以德为先，所谓德，就是要参透生命的本质，明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小我如同细胞，大我如同身体，身体健康才是细胞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共产主义道德与以往社会道德的唯一区别，就是以往社会的道德，只是把大我锁定为一个阶级，而共产主义道德，则是把大我锁定为整个人类。
能够把小我融入人类大我之中的人，就是伟大的人，就是生命能够达到至善至美境界的人，就是真正能够得到永生的人。不能够把小我融入人类大我、但是能够融入阶级大我之中的人，就是廉洁奉公的人，生命充实的人，人们会因为他们没有腐败的高尚人格而原谅他们的反动立场。这些人虽然上不了天堂，但也不会堕入地狱，只是错活一生而已。而那些既损害人类大我，也损害阶级大我的人，就是腐败分子。这些人既反动又腐败，完全是人类社会的垃圾和人渣。是真正意义上的禽兽不如，禽兽至少不会背叛类本质，不会损害同类，德行远远超过那些腐败分子，来是肯定会和那些腐败分子互换类别。
可见，在官员还没有完全变成人民勤务员之前，在官场仍然是名利场的情况下，进入官场之前必须先参透生命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 要能够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立志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的人，才会在为人民造福的同时，也会得到个人的最大幸福，达到真 善美的至高至纯境界，真正享受到生命的自由自在。
簿熙来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达到了这个境界，所以老百姓不相信他是腐败，只认为他是失败。所以虽然二者同在秦城监狱，但是最后的分手却会截然不同，一个有可能会从秦城监狱再堕入地狱，另一个则会进入天堂。
不过，令计划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法庭上的令计划，比在中办主任位置上的令计划，形象要高大了许多，甚至很有些气宇轩昂。以往作为中办主任的令计划，虽然总是摆出一副庄严姿态，但却始终会给人一种矮小猥琐的印象，让人感到此人肯定是靠太监作风起家。而这次在法庭上，可以说是以往的猥琐形象一扫而光，从容坦荡的令计划让人感到了此人确有内涵。这也是当今中国的最大悲剧：一个人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却像小丑一样；而戴着手铐站在法庭上，却显示出堂堂君子 的高大形象。
这究竟是为什么? 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强烈反差？明白了这个问题，反腐败也就找到了正确道路。否则，反腐败只能是如同割韭菜，割掉一茬，还会再长出一茬，并且会一茬接一茬地越割越多，这是我们30多年来的实际情况。从令计划个人形象前后的巨大反差可以看出，当今腐败问题的根源，绝不在官员个人身上，而是环境造成的。我们的官员（包括那些腐败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他们之所以走上腐败道路，完全是屈服于环境的结果。许多官员在现实中都面临着两个选择：或者因廉洁而被腐败势力打倒，立刻被送进监狱；或者同流合污，将来东窗事发后被送进监狱。两相比较，后者的侥幸性更大，毕竟被抓的贪官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贪官都能侥幸度过一生，所以绝大多数官员选择了后 者。
由此可见，一个官员是廉官还是贪官，主要不是个人品质决定的，而是环境决定的，是官场规则决定的。规则如渠，官员如水，渠怎么设，水怎么流。同样的国民党官兵，在国民党那里枪一响就跑，在共产党这里则视死如归，这就是环境决定的。包括前面我们所讲的主观修行，同样也是一种整体行为，而不只是个体行为，个体修为虽然有作用，但是毕竟有限，主要还是取决于环境和规则。
毛泽东时代的官员不贪，就在于当时整体修为的环境。那种环境决定了干部奋斗的方向，是造福与人类社会的青史留名、雁过留痕，而不是权钱名利的感官满足。那么，这种整体修为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如果不能建立起人民大众直接监督和约束官员的大众民主，反腐败最终就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016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