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运动 (1)
有人骂我是秦始皇，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
“1964年11月30日，胡耀邦到达西安，任陕西省委第一代书记兼西北局第三书记。当时，陕西省医治“大跃进”的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落后于其它地区。1956年粮食产量达到108亿斤，1964年只有86亿斤。他去蓝田县调查，有一个生产大队400户人家，只养了25头猪，农贸市场实际上已取缔，工业生产也不景气，可以说是百业萧条。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面，本来总的指导思想就“左”，西北比其它地区“左”的程度更胜一筹。大批干部受处分，许多人在运动中挨打。当年的延安、长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逼死了不少的人；选拔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要查三代五夫（舅父、姑父、姨父、姐夫、妹夫）；陇县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连上山砍柴和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要退赔。
在学习“九评”中，西安的大学批判学生的修正主义思想，有大学生自杀的事例，在中小学生中抓“小地主”“小富农”，中小学生离家逃跑的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上述问题，胡耀邦说：“不能样样事都突出政治，比如游泳时，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淹死。””（《胡耀邦在陕西工作一百天 挨批一百天》作者：张黎群）
胡耀邦到陕西后，立即到各地视察，1965年2月17日，在城固县的五级干部会上讲话，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这样成绩那样成绩，把生产搞上去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是最大的错误。”
他还在会上风趣地说：“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钱花，两手齐抓，社员笑哈哈。”并要求干部减少征购任务（他已经向总理申请减少陕西征购任务4亿斤，得到总理批准），他说，要让社员吃饱肚子，只有吃饱了肚子，干活才会有力气。在场的干部听了他的讲话无不欢欣鼓舞。社员们有了饭吃，不叫他胡书记，用自己最亲切的方式，称他“耀邦叔”，这在老一代城固人中是尽人皆知的事。
但是，他的观点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相违背的。所以，他在陕西工作一百天，挨批一百天。
胡耀邦带进来的春风，很快就被烈日下的酷暑所代替。
1966年春节过后不久，汉中县（今汉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这是继1964年西乡县“四清”试点后，汉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抽调到社教总部“内清办公室”的张大成先生在回忆录里记载：参加“四清”工作团的有从省地县各级抽调的干部4100余人，还有大专院校师生1500余人，合计5600余人。远远超过土改时派往全汉中地区十一县的土改工作人员，其阵势之大前所未有，所以把这次运动又称作第二次土改。
我们郝家沟大队，当时只不过二十六七户人家，派来工作队员六人，平均不到五户就有一个工作队员，给人以前所未有的震慑力。自1964年西乡社教运动时，陆陆续续传来许多关于干部和五类分子自杀的消息，再看今日这么大的阵势，恐怖的阴云四处弥漫，许多人心里惊魂不定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该将何去何从孰吉孰凶，汉中县又要产生多少冤魂死鬼。
为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工作队一进村，立即召开贫下中农会议，建立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其实，贫下中农协会，在六三年的面上社教时已经建立起来，这次要重新确认，搞得更加严肃认真。这些贫下中农的代表和年轻的积极分子，许多时间都耗费在没完没了的革命运动中，他们不上工，不干活，工分照记。
郝家沟小队的十几户人家中，两户地主，两户富农，两户上中农，一户中农，这些人在“贫协”里自然被排除在外。另有四五户，虽说也是贫下中农，因为当过队长或是正在任上的干部，极有可能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被打入另册。这样，真正的贫下中农队伍只有七八户，不到总农户的一半。被打入“另册”的人及其家属，手上在干活，心里却七上八下，不知道啥时候会大难临头。
阶级阵线明确了，接下来是对敌斗争。自然是先斗地主富农。自解放后，地主富农早已被打翻在地，逆来顺受，只有任其糟践，没有丝毫的反抗余地。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里，还唱到“不能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现在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些“不拿枪的阶级敌人”，似乎比拿枪的敌人还要可恶，不好好整治是绝对不行的，他们的命运连个俘虏也不如。
母亲就遇到一件事。
一天晚上，母亲正在厨房里急急忙忙做饭，听到外面有人叫她，向她借井绳（拴在桶梁上在井里提水的粗绳子）。母亲放下手里的活，拿了井绳往外走，不料，我家北院郝忠平家的大花狗就在附近，把来人的腿上咬了一口，母亲急忙取出家里的碘酒敷料为她涂抹包扎。来者是我们队贫协组长郝全美的老伴，她不在附近的邻居家借东西，偏要舍近求远？是因为我家的东西好借，不挡手。过后，由于处理及时，伤口没有红肿，很快就好了。她的家人还说过几次感谢的话。谁也不曾想到，过了一年，到了四清运动母亲挨斗时，她的女儿郝黑女当上了积极分子，为了表现自己的阶级觉悟，硬说是地主分子心肠忒坏，事先没看好狗，甚至说是故意把大花狗叫到我家院子里等着，把她母亲咬伤迫害贫下中农的。义愤的郝黑女还拿来剪刀，把母亲耷拉下来的头发齐根剪掉。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大花狗不是我家的，你来借东西谁能事先知道？怎么能怪我们呢？可是，人若歪着嘴巴说话，不许对方辩解，无理强为理，天理良知没有了，更遑论公平正义！
母亲感到十分委屈，受到了羞辱，此前，还没有剪阴阳头的事出现过，母亲可以接受打骂，但接受不了别人的羞辱，哭了好长时间，儿女们劝慰她，陪着流泪。
没有了正义和公理，只能滋长邪恶和暴力。
王家桥的王国师，种自留地时，顺便把别人犁自留地的牛用了一下，第三天牛死了。从牛肚子里剥出一颗带血丝的锈铁钉，社教时硬说是他实行阶级报复，破坏社会主义生产。挨打挨斗自然少不了，还揭掉他家房上的屋瓦，拆走房梁和椽子，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上十几年，也抵不住欠生产队的牛钱。
父亲除了白天被“监督劳动改造”外，晚上还得写交待不完的“交待材料”和“守法公约”。而且，还得帮地主分子郝坤，富农分子郝忠海、郝忠义完成同样的任务。他们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写不出一个字腿来。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其所学到的知识，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用在这些地方。
父亲是个聪明人，也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他的言行很难让人抓住把柄。用“工作队”的话说，是个“狡猾的阶级敌人”。但是，即是你再“狡猾”，也难逃飞来横祸。
一天中午来了两个人，把父亲带走了，一家人顿时像大厦将倾般的惶恐不安，晚上个个都不睡觉，怔怔地等着。直到半夜，父亲才瘸着两条腿，被人押了回来。父亲受了重伤，显然被折磨得不轻。两只膝盖下血肉模糊，没有一分完整的皮肤；脖子被挂了胡基以后伸不直，只能低着头，经多方调理，两三个月才恢复正常。伤成这样，还得天天上工，接受监督改造。
事情的原委，还要从王家桥的王国平说起。
王国平是王道池小学的校长。终其一生也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父亲曾评论他说：“世上的老实人，王国平是最老实的一个。”临解放前，他就在王家岭小学教书，深得当地群众的尊重爱戴。解放后，他对教学工作更加积极热情，决心为一方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他的妻子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但他由于工作中的突出表现，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命为学校校长，并多次受到县、地区的表彰。1956年还代表陕西省出席全国的教育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