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先生新出巨著《金文学术史》述评
发表在《殷都学刊》2015年第1期，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12月。
宋玉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纵览古今，对商周金文研究的历史绵延数千年之久。由此而来，商周金文研究的著作之多，说汗牛充栋绝不过分。从先秦至今，商周金文研究的大师，代代不绝。随着商周金文研究之理论的不断深入和推进，加之商周金文研究之国界的不断扩大……时至今日，在商周金文的学术之林里似乎一直欠缺一部对古今中外金文研究做通盘性梳理的通史体学术研究经典的诞生。上个世纪著名的学术经典，如《商周彝器通考》侧重于铜器考古、而《两周金文辞大系》则是以铭文考证历史的杰作、《西周铜器断代》又是铜器分期和断代研究的经典，上述诸多经典著作同样疏于对商周金文的系统研究和宏观综述。有鉴于此，刘正教授积数十年之功力，最新推出了力作：一百多万字的巨著《金文学术史》，正是这样一本熔铜器收藏史、铭文发展和研究史、海内外金文研究史和金文研究工具书于一炉的对商周金文学术给予综述性研究的史学著作。本书是刘正教授数十年来研究商周金文积累下来的学术精品，也是商周金文学术潮流发展到今天所应当诞生的必然成果。
《金文学术史》一书共分四编。第一编“铭文背景研究”，其下计分五章：第一章商周金文学释名，第二、三章论述夏代青铜器的起源和青铜文化，第四、五章为商周金文产生的背景、分期、断代研究。第二编“铭文结构研究”研究商周金文中的各类词汇用语，其下计分七章：第一章“时间用语”研究商周的历法和纪年，第二章“方国名和地名用语”，第三章到第七章分别是“氏族名和人名用语”、“器名用语”、“词类用语”、“嘏辞用语”、“徽记用语”。第三编“铭文研究的种类和进展”，系统介绍了古今学术界对商周金文进行研究的种类和现状。其下计分九章：分别是“历史研究”、“礼制研究”、“宫制研究”、“庙制研究”、“祭祀制度”、“官制研究”、“法制研究”、“兵器题铭”。第四编“铭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评述的内容不仅包括中国（包括港、台）古今学界对商周金文研究的大家和著作，还包括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其下计分十四章，第一到第十二章是从两汉到当代的大陆及港台地区青铜器出土和收藏、金文学家和金文研究著作评述；第十三、十四章是欧美、日本汉学界的青铜器流传和收藏、金文家和金文研究著作评述。不难看出，该书总体框架为从“铭文相关背景研究”到“铭文语言本体研究”、再到“铭文而对商周史、礼、庙、祀、政、兵制度的研究”，最后是古今中外商周金文研究史之研究。书后另有一篇附编为“金文关系大事年表”。
刘正教授在书后跋中颇为自信此书为一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拓荒性的著作。一览全书，看来这确非妄言。
首先，这是学术界罕见的一部商周金文学术研究通史。
诚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部集古文字学及古文字学史、古典文献学及古典文献学史、海外汉学史、中国思想史、铜器考古学史等诸多学科于一身的多学科、多视角、多领域，专业性的金文学术研究通史。”书中不仅介绍了中国大陆历代对商周金文的研究，还介绍了港台、日本、欧美的商周金文研究历程，对于其中评述不乏思想性、启发性。书中引用推介海量文献，评述确切详尽，注解清晰可查，是初学者进入金文研究领域的必备工具书。
其次，该书重大发现层出不穷。
如，对于古今学术界异议不断、难以成定论的“初吉”一词，刘正教授首先考证：
“初吉”这一术语，可说十分怪异。以至于有些学者居然主张“初吉一词，不见于先秦文献，仅仅见于铜器的铭辞”。此言大谬。不过，此类谬论的首创时间还要上推到1958年。当时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黄盛璋的文章《论初吉》，该文中声称“《左传》中不见初吉，自春秋以来，战国诸子的著作里亦不见有初吉”。这应该是此类谬说之始。实际上，在《诗经》和《周易》中就分别出现了“初吉”这一术语。
接下来，他又给出了新解：
我们根据《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一书中出现“初吉”的一百一十四例铭文的统计，发现：正月初吉出现27次，二月初吉出现9次，三月初吉出现14次，四月初吉出现7次，五月初吉出现10次，六月初吉出现8次，七月初吉出现1次，八月初吉出现14次，九月初吉出现17次，十月初吉出现2次，十一月初吉出现5次，十二月初吉出现7次，月份不明出现初吉5次。统计结果表明：一月出现初吉最多，为27次。七月则最少，仅有1次。如果把“初吉”理解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初吉就是每月初于吉日的意思”，那么应该在每月出现的“初吉”次数保持大致一致的范围，而不是现在的如此悬殊的差异！由此也可以证明把“初吉”理解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初吉就是每月初于吉日的意思”之说是不妥的。“一月初吉”出现如此最多，正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对每年正月的期待。初者，始也。吉者，好也，吉利也，祥和也。每月都有初吉，而只有新年的初吉最具有起始和源头的含义。因此，初吉的真正含义只能是“初吉，朔日也”，也即初一。
又如，在该书的“徽记用语”一章中，他对蚩尤图像和名字来历的考证、对铭文中著名的“析子孙”含义的深刻挖掘，成了该书亮点。对于前者，他指出：
“尪”具有“巫”的神格特征。也就是说，“尢”字具有巫术神格特征，所以才出现“巫”、“尪”并举的现象。历史文献记载能够呼风唤雨的“蚩尤”证明了他具有“巫”的神格特征。首先，《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而当时能够指使风雨的人肯定是通巫术的。其次，《龙鱼河图》中记载：“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沙石，制五兵之器，变化云雾”。还是进一步强调他的“变化云雾”这一巫术功能。第三，《春秋繁露·求雨》中记载：“夏求雨……其神蚩尤”。因此，所谓“蚩尤”，它的准确读音和内在含义应该是“蚩尢”，也就是“蚩尪”。后世写成“蚩尤”当是以表面的读音和意义隐藏了内在的真实的读音和意义。由此来看，“蚩尤”的名字其实只是单汉字“蚩”，而“尤”（尪）则是对其巫师身份的说明。正是因为这一缘故，我们主张对“蚩尤”名字的考证和商周铭文史料研究集中体现在对“蚩”字的研究上。
对于后者，他主张：
至于商周青铜器上著名的所谓的“析子孙”的真正含义，我们主张：这是“感天而 生”的图像表达。那图像中的“子”一定是当时的某国国君或某位圣人最初诞生时的形象表达。
又如，对于古代传说的夏代三足方鼎，刘正教授在审读考古报告的基础上，提出新解：
在仰韶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三足的陶鼎。见李济《殷墟青铜器研究》一书：“鼎，灰色，厚五至六公厘，无轮土琢磨之遗迹，表面有蓝印纹，其上更有不整齐之粘土，绳纹环腰而围之，小耳两枚，各有指印。三足成长方形，中有支柱，上升三十公厘，而与鼎墙相合。口径二百一十四公厘。全体高二百二十三公厘。”请注意，这里记载的“三足成长方形”应该就是古代文献中的“鼎成三足而方”说的最好解释和印证。即，所谓“鼎成三足而方”不是说三足的方鼎，而是说“三足成长方形”的圆鼎。可是，李济却没有注意到自己考古报告中记载的价值，他对古代文献中的“鼎成三足而方”说理解为：“很显然地三足而方是四足而方的错误”，真是让人遗憾。
而对于早期铜器上出现的花纹，刘正教授又从思想史角度给予解释：
这种重花纹·图案的夏代青铜器的价值功用，暗示着在早期中国宗教思想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观象而知吉凶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西周时代就被总结成伏羲氏仰观俯察作八卦的阴阳学说。而在古文献的传统上，从传说中的夏易《连山》到西周的《周易》都是继承了这一观象而知吉凶的传统。通过对夏代青铜器图案和价值功用的分析，和古文献中对三易的观象而知吉凶传统的记载，我们发现这二者是相融合的，是—致的。而这一文献资料和出土青铜器上图案·花纹的一致，为了解夏代早期思想和文化的概况提供了可能。
再如，对商周氏族的研究。刘正教授在“氏族名和人名用语”一章中几乎涉及到了当时出现的各个重要的大小氏族，并且用商周金文中努力找出证据加以论述，如对于“寒氏”，他就利用传世文献和商周金文史料的结合，考证如下：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二对《寒戊匜》铭文中出现的“寒”氏的考证：“寒戊必作器者之名也”。则“寒”为姓氏，源自古国名，在今山东潍县以东一带。《后汉书·郡国志》：“寒亭，古寒国，浞封此”。《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魏绛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小子友鼎》铭文中出现的“□史小子友乍寒姒好尊鼎”，该铭文中首字已缺。寒姒当为“□史小子友”之妃，姒为女姓，而寒显然为其夫“小子友”家的氏。
而对于西周官制中的“司土”和“司徒”的区分，刘正教授提出：
我们主张，商及西周前期铭文中都作“司土”，到了西周后期铭文中“司土”与“司徒”并用，与司马、司工合称为“有司”。如，《盠方彝》铭文中记载中同时出现的“司土司马司工”三司记载，在其前面就是“王行，参有司”，成为对“司土司马司工”三司的统称。
再如，对于著名的“虎臣”、“虎贲”的问题，刘正教授提出：
虎臣一职，来源很古。有的学者以为出自武王克商时的“虎贲”，恐非。《史记·五帝本纪》中就记载有“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历史事实，《史记索隐》注解说：“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周礼》有服不氏，掌教扰猛兽。即古服牛乘马，亦其类也”。这是“虎臣”一职最为古老的直接来源。这里的熊、罴、貔、貅、貙、虎六兽应该就是以上述六兽为图腾的六种军队。我曾设想商周的军制之所以有“六师”而非五师、七师的编制，可能就源于此。
然后，在“军制研究”一章，他又提出：
在金文中则出现了“虎臣”。如，《师酉簋》铭文中的“师酉，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尸、尸、秦尸、京尸、身尸”就是一个例证。再如，《师询簋》铭文中的“今余令女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也是如此。关于“虎臣”与“虎贲”二者的异同，刘雨主张：“虎臣，可能即文献中的‘虎贲’，是王的近卫部队，其中有一部分是夷人。”我们主张；虎臣是虎贲军的首领。《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在这场次大战中就出现了“虎”。可见，战场上出现“虎”形象以“虎”为名的军队是取其勇猛如虎之义。这是远古时代人们的一种图腾信仰的表现。而到了武王克商之时，平时训练有素的少数精锐士兵，应该就是“虎贲三千人”的原形。不存在什么“其中有一部分是夷人”的现象。因为上述身份“邑人、虎臣、西门尸、尸、秦尸、京尸、身尸”之间不存在上下直属关系，而是平等并列关系，虎臣和后面出现的各个夷兵，没有任何所属关系。进入西周以后，这些“虎贲”们应该继续保留，并不断得到充实和壮大，成为王室卫队，即禁卫军。其中，“虎贲”的首领就是“虎臣”。而《师克盨》铭文的出现，更揭示了“虎臣”有左、右之分。暗示着可能“虎贲”也分左右两大部分。并分别有左、右虎臣来统领。
第三，该书评价历代的金文研究成果，持论公正，确为良史之风。
如，该书对于宋代王黼的金文研究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没有因为王氏是著名的奸臣而因人废言。刘正教授指出：
《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当时皇室在宣和殿所藏的自商至唐的铜器八百三十九件，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全书共三十卷。细分为鼎、尊、罍、舟、卣、瓶、壶、爵、斝、觯、敦、簠、簋、鬲、盘、匜、钟、盘、錞于、杂器、镜鉴等，凡二十类。还特别注意到了分类方法上的问题，大致从功用分为酒器、炊器、食器、杂器、水器、乐器等，特别是“其同类相须之器”，即把功能上接近的和关联的器物归入同一类，这一分类法科学而明确。每类有总说，每器皆摹绘图像，勾勒铭文，并记录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或附有考证。所绘图形较精，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像比例。这一特点特别值得称道。该书所绘图形构图合理，富有立体感，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上器形对比研究的先河。书中每能根据实物形制以订正《三礼图》之失，考订精审。其所定器名，如鼎、尊、罍、爵等，多沿用至今。
同样，他对于清末民初的罗振玉，也给予了很高的学术评价：
在政治上异常保守、甚至晚节不保的他，在学术上却十分理智和先进。在当时新出土的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中原碑志、拯救清宫大内档案等大量出土古物、古代文献的研究和保存工作上，他都做出了其它人难以超越的重要贡献，在二十世纪前后的学术界和学术史上划下重重的一笔。这使罗振玉的学术影响如同一颗璀璨夺目、大放光彩的明珠，在晚清和民初学术界牢牢地占据着一席之地。……这些著作至今都成了金文学术研究的重要经典和必备的工具书。尤其是《三代吉金文存》一书，迄今为止依然是这一学术领域必须予以研究和精读的集大成者和总结性著作，也是中国古今两千多年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史上的巓峰之作和旷世经典。
又如，该书对于王国维的金文研究，也给予了很高的学术定评，他认为：
王氏把刘心源、陈介祺等人发起的金文学术研究的近代化研究趋势正式发扬光大，从他出现以后，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的金文学术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彻底走上了现代！他对彝铭称谓的研究、历法的研究、商周铜器断代的研究、商周史和彝铭在军事、政治、经济、法制等方方面面的对比研究、彝铭解读对商周礼制起源和实际运用的研究等等，都启到了前人所不能及的作用，作出了跨时代的卓越贡献！
再如，刘正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前人之误，立刻加以说明。这可以参见该书对清代著名金文大师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的评价：
该书在铜器分类和断代上时有错误，还经常有将伪器收入的现象。如，《亚形鲁公鼎》、《嘉礼尊》并非商周时器。《木鼎》乃商代晚期，并非周代。再如，将《尤盘》归入盉类、将《父丁鼎》归入彝类、将《谏豆》归入彝类等分类错误。
第四，刘正教授在该书中，对于商周金文在语言、历史、宗教、地理等方面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研究。
如，对于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他总结了金文中常见的连词、副词、感叹词、语气词、形容词、介词、代词七大词类100个用例，进行详细说明。金文是对商周时期的语言的直接记录，这要比传世典籍的语言材料更为真实可靠，因此语言学界日益重视金文语料对于上古汉语研究的价值。金文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古文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为文字发展史、文字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直接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如，对于商周礼制的研究，他通过礼制研究、宫制研究、庙制研究、庙制和礼制、祭祀制度、官制研究六章内容，加以分析和研究。他指出，礼制是商周王朝政治的重大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青铜器制作的目的本身就是“所以藏礼也”。铭文中出现的礼制问题是商周金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以金文研究的成果自然可以直接促进礼制的研究。他特别考证了铭文中“嗣子”的意义。他提出：
记载在铭文中的文辞，出于“传遗后世子孙”的需要，就经常在铭文结尾出现特定的嘏辞。即在铭文内容上，几乎每件铜器铭文上都会出现作为作器者对受器者及其子孙后代所说的“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的嘏辞，这也就是“传遗后世子孙”说在铭文上的具体体现。一般来说，既然是受器者及其子孙后代所说的“子子孙孙永保用”的，也就必然暗示着对铜器继承和使用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凡是作器者的子孙后代都有资格接受和使用这件铜器及其所具有的品格特征。因为他们和作器者具有直系血缘关系。但是，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下，作器者所作之器，并不能为受器者及其全部的子孙后代所接受，而只是为受器者及其部分特定的后代所接受。这就涉及到了所谓的“嗣子”的问题。在商周铭文和史书中曾经出现“嗣子”一词，有些学者曾把这两个字看成是一个上嗣下子组合而成的合字的“嗣”字。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嗣子”的“嗣”是“继承”的意思，《尔雅》：“嗣，继也”。“嗣子”就是承嗣人。对于注重血缘和父子继承关系的商周社会来说，“嗣子”概念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定意义。
如，本书对于铜器考古和断代也具有着重要意义。在该书第212-214页，刘正教授提出了他自己对于西周铜器分期和断代的图表。他为攻克学术难关的西周铜器断代，从商周金文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们期待着刘正教授拿出更多更好的金文研究著作，以带动金文学术研究的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