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奔赴延安的朝觐者，是一个复杂的人群，有左派和右派，还有投机者以及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形左实右的人。早期来的人，尽管背景很复杂，但几乎都是坚定的革命派，他们对国民党已经绝望，怀着对共产党必胜的信念，风尘仆仆地来到这块闭塞的土地，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人有良禽择木而栖的传统理念，进而把功名和事业和共产革命捆绑在一起。虽然锦衣玉食变成了粗布衣和窝窝头，但精神的充实才是人们最迫切需要的，他们和经历万水千山磨练的长征勇士们一起，在这荒漠的黄土高原上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后来，随着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共产党的力量逐步壮大，前来朝觐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有名望的社会贤达，也纷纷来此递上名片，筑一条备用的通道，以期他日拜谒不致被拒；更多的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抱着投身革命的信念来此圣地，其中的多数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革命战士，也有些人禁不住睥睨的怀疑目光，或者缺乏远大的胸怀，再之就是经不起残酷的考验，灰溜溜地离开了。再后来，就在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时，又有大量的人涌进革命的阵营，其中不乏有名门的公子和闺秀。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则是当时人才流动的真实写照。
共和国的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围剿中，武装反击成为保护自己不被杀害的唯一方式。瑞金的中央苏区，在蒋介石最后一次围剿中丧失，红军在逃命的过程中损失了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在极其危险的境况下，他们摈弃了俄国人强加给他们的头领，选择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剩余的一群破衣烂衫的红军战士，疲惫不堪地到达陕北。这万余名战士，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引下，像万余把火炬，照亮了黑暗中的道路。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首先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接着把蒋家王朝驱逐到海岛，进而建立了红色政权，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从而使延续百年的救亡图存大业得以实现。
这群开国元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对他们的领袖毛泽东敬佩得五体投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革命一次次陷入危机的时候，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进行绝地反击，回狂澜于即倒，最终取得胜利。应当指出的是，这群来自南方的革命火种，这些新朝的王爷，大都是来自草根阶层，他们参加革命的本意和他们的领袖一样，有自利的一面，也有崇高的一面，这就是为了摆脱本人的苦难并解救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这也是他们百折不饶的力量源泉。他们是一群朴素的人，知恩感恩、崇敬和信赖，是他们对待毛泽东的基本态度；同情劳苦大众，相信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是他们的基本观念。不可否认，他们尽管有着朴素的革命观念，但也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冲杀一辈子，该享受了，是这群草根英雄普遍的观念。他们一方面痛恨剥削，一反面却为有人服侍而沾沾自喜，如果有人要夺去他们用性命换来的权利和地位，他们绝对会反击的。
同样的，建立共和国政权的功劳，也与笔杆子们忽悠密不可分。共产党注重宣传，并一直很有特色，效果也很显著。毛泽东是大救星，在红军中不言而喻，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并非易事。因为国民党一直称他为土匪，而斯大林把他称之为麦琪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苏俄在中国的追随者一直污蔑他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共产党若想取得革命的胜利，不能让他们选择的领袖带着他们长期在山沟里蹦达，而是要把他推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让他在这个大舞台上导演出一部震撼世界的历史大剧目，把他的个人魅力和才智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事实上，魅力和才智是同等重要的，有才智而没有魅力的人，往往会被人指认为阴谋家或者城府很深者，从而缺少号召力；而有魅力而没有才智的人，会被人瞧成花瓶一样的摆设，谁愿意跟随一个中看不中用的人呢？因此，怎样能使全国人民都了解毛泽东，使人民既了解他的超群智慧又能亲身感受到磁石般的魅力，从而心诚悦服地跟随共产党闹革命，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也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毛泽东本人首先就这个命题做了研究和尝试，并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美国知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难逢的宣传中国共产革命的好机会，他们给了斯诺极大地采访自由，使他能广泛地接触根据地的基层群众和红军指挥员，由此获得了第一手数据。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和斯诺进行了几百小时的长谈，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家事和参加革命的动机和历程。斯诺离开陕北后，《密勒氏评论报》于当年11月14日、21日首先发表了他的采访文章《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和由他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着红五角星八角军帽的经典照片。之后，1937年1月、2月间，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斯诺的陕北报导。其中美国的《生活》杂志发表了他在陕北苏区拍摄的70余幅照片，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他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等。在这些报导的基础上，7月，斯诺在北京写成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同年10月该书在英国伦敦出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再次出版该书；2月，中译本在做了少量增删后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引起极大轰动，成为畅销一时的书。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从正面了解到中国共产革命的情况。斯诺展现给西方观众的毛泽东形象，不再是土匪，而是一名有着超群智慧和坚强毅力的反法西斯战士。
真正使毛泽东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成为驱赶黑暗照亮中国的红太阳的造神运动的台前幕后推手是刘少奇。红军长征后，刘少奇因资历所限，并没留在中央工作，而是在白区主持地方工作，他以独到的眼光看出：毛泽东在中央势单力薄，过去反对他的势力依然在包围着他，他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因为反对他的势力一直受到苏俄（斯大林）的支持，而苏俄有决定中共领导人的权利。几经迂回，刘少奇终于在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下发起了对王明集团的攻击，延安整风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结果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样。王明集团被彻底摧垮，红太阳在黄土高原上冉冉升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福利，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成为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的最强音，毛泽东以光彩耀眼的形象出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成为共产党拯救劳苦大众于水火的人格化身。刘少奇发动的造神运动，使他在党内的地位直线上升，成为掌握党务大权的第二号人物，也一直被毛泽东视为接班人的不二人选。毛泽东放手让他整顿党务，他以老道的政治家手腕，很快地就在党内筑城自己的势力堡垒。平心而论，刘少奇的造神运动，对推动革命的胜利居功甚伟。一场伟大的运动，群众的力量和杰出的领袖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由无数历史证明了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恰恰在这两方面做得都很成功，由土地革命聚集的巨大能量和毛泽东的天才指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两大法宝。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提到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