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飞鸟集》中文翻译第一人(组图) ----- 摘自【海南日报】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泰戈尔的《飞鸟集》（郑振铎译本）
郑振铎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与徐志摩（右四）、张君劢（右三）、
郑振铎（右二）等欢迎者合影。
《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部著名诗集，早在上世纪初叶，泰戈尔的诗歌就传入了我国，陈独秀和刘半农都曾译过，但因数量较少，所以在当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直到1920年代初，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问世，泰戈尔的名字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初闻泰戈尔
郑振铎第一次听说泰戈尔，第一次接触他的诗歌，都与老朋友许地山有关。
泰戈尔是东方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更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文化界和读者对他的了解也不多。据说中国第一位翻译泰戈尔诗作的是陈独秀，他用五言古诗体翻译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发表在1915年10月《青年杂志》上；《青年杂志》更名《新青年》后，还曾刊出过刘半农翻译的四首泰戈尔短诗——这八首诗大概是泰戈尔作品中最早的中译了吧？
1917年夏，郑振铎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结识了正在燕京大学求学的许地山，两人都喜欢文学，经常在一起读书、聊天，后来成了好朋友。1918年的一个晚上，许地山对郑振铎谈起了印度诗人泰戈尔，这是郑振铎第一次听说泰戈尔的名字，几年后，他在《新月集》译者序中回忆说：“我对于泰戈尔的诗最初发生浓厚的兴趣，是在第一次读《新月集》的时候。那时离现在将近五年，许地山君坐在我家的客厅里，长发垂到两肩，很神秘地在黄昏的微光中，对我谈到泰戈尔的事。他说，他在缅甸时，看到泰戈尔的画像，又听人讲到他，便买了他的诗集来读。”
几天后，郑振铎去许地山的宿舍，许地山对他说：“我拿一本泰戈尔的诗选送给你。”郑振铎站在窗前等候，四周很幽静，只有水池中喷泉发出潺潺的声音，许地山很快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很小的绿纸面书给他：“这是一个日本人选的泰戈尔诗，你先拿去看看。泰戈尔不久前曾到过日本。”因为泰戈尔的这本诗集，郑振铎专门坐车回家——在车上，他可以捧着书看。借着新月与路灯的微光，郑振铎把诗集大体翻了一遍，回家后，又在灯下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读了一遍，他最喜欢其中几首选自《新月集》的诗。第二天，许地山问郑振铎：“你最喜欢哪几首？”郑回答：“《新月集》的几首。”隔了几天，许地山拿来一本非常精致的书送给郑振铎：“这就是《新月集》。”从那以后，《新月集》便常放在郑振铎的枕边案头，成为他的每日必读书目。
在许地山的鼓励和支持下，郑振铎开始翻译泰戈尔的作品，并将其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出于对泰戈尔的喜爱和崇拜，郑振铎还发起成立了“泰戈尔研究会”，1922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发表了介绍泰戈尔生平和创作的《太戈尔（即泰戈尔）传》和《太戈尔的艺术观》，这是国内最早介绍泰戈尔的文章。后来郑振铎听说泰戈尔要来中国访问，非常高兴，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大约在秋天黄菊盛开时，他必可再度东来，到东方的中国来了。我们的文艺界，怎样预备着欢迎他呢？”
翻译《飞鸟集》
据郑振铎回忆，有一天许地山翻译了《吉檀迦利》中的几首诗，都是用古文译的，郑读后说：“译得很好，但似乎太古奥了。”许地山回答：“这一类的诗，应该用这个古奥的文体译。至于《新月集》嘛，却又须用新妍流露的文字译。我想译《吉檀迦利》，你为何不译《新月集》呢？”于是两人相约，同时动手翻译这两部书。
《飞鸟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之作，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有300多首清丽的小诗，短小隽永，饱含哲理。据知情人讲，《飞鸟集》既可译为游荡之鸟的诗，也可理解为漂泊者之歌，诗人在诗集的开篇两首便点明了题意，“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鸣歌，又飞去了”；“世界上的一对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飞鸟集》中的诗大部分只有一两行，极少数是三四行，有人说，这是受日本俳句影响的缘故。泰戈尔之所以把诗集命名为《飞鸟集》，意在把自己比作寻求理想境界的“永恒的旅客”，这些诗句记录的则是他心灵的旅程。
1922年夏，郑振铎开始了《飞鸟集》的翻译，此前他曾翻译了多首泰戈尔的诗作，也写了许多关于泰戈尔的文章，对诗人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虽然如此，但他仍用心去领会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心态，力求将诗作译得精准、流畅且富诗意。当时的翻译界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争，从《飞鸟集》的翻译来看，郑振铎是倾向直译的，他认为最好是“一面极力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然而他又反对“死的，绝对的直译”，认为这样的直译是“不可能而且不是必需”的，郑振铎在文章中说：“泰戈尔的这些短诗看来并不难译，但往往在短短的几句诗里，包涵着深邃的大道理，或尖锐的讽刺语，要译得恰如其意，是不大容易的。”事实上郑振铎的翻译准确而传神，在此不妨摘录一首，供大家欣赏：
你看不见你的真相，
你所看见的，
只是你的影子。
泰戈尔的诗作之所以在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风靡一时，主要得益于郑振铎的翻译和介绍，当时有许多中国作家都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冰心晚年回忆说：“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正是这“三言两语”，才诞生了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繁星》、《春水》，还有女诗人冰心。
再说一句不算题外的话，当年相约与郑振铎同时翻译的许地山，不知什么原因，他的那本《吉檀迦利》一直没有完成，最终半途而废。
批评的声音
《飞鸟集》出版后，虽然整体评价不错，但也引来不少学人和读者的批评，梁实秋就是其中的一个。
梁实秋以《读郑振铎的〈飞鸟集〉》为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指责郑振铎的翻译漏洞百出，仅前十首中就有四处误译，梁实秋还批评郑振铎没有将《飞鸟集》全部译出，只是凭个人的喜好翻译了250多首。梁实秋认为“一本诗集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不该因为译者的兴趣和能力的关系，便被东割西裂”，“我们可以说这位选译家不忠于原著，因为他译出来的只是一堆七零八落的东西，不是原著诗集之本来面目”。梁实秋当时还在清华读书，正准备去美国留学，年少气盛，说话也不客气，在评论之外还说了一些讽刺的话，这引起了郑振铎的不满。1923年7月22日，郑振铎在《文学旬刊》发表了《再论〈飞鸟集〉的译文——答梁实秋君》一文，对梁的批评作了回应。此文共分三个部分，一是“批评的态度”；二是“泰戈尔诗集”；三是“《飞鸟集》”译文。郑振铎之所以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谈文学批评的态度，其实是有所指的，真正原因就是对梁实秋严厉的批判表示不满。
几年后的1927年6月14日，梁实秋又发文批评郑振铎在《文学大纲》翻译中出现的硬伤，此时的梁实秋已是国内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莎士比亚研究权威，他对郑的批评有理有据，言之确凿，让人无法反驳。几天后，梁实秋再发《翻译家》一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说：“如今第一流的翻译家，真是胆大包天，完全可以脱离字典而独立，并且常常翻出许多新的意思，补充字典之所不足。瞎猫撞死鼠，撞到一本洋书，书名若是新鲜好听，马上就可以开工，先抽出几章，改头换面的编成一本书，然后再一页一页地译出来，所以一本洋书至少可以化出两本中文书来。”与几年前不同，郑振铎对此没有公开撰文回应，而是私下致信梁实秋虚心接受了批评，郑振铎在信中还专门提及梁当年对《飞鸟集》的批评：“当你的评《飞鸟集》译文出来时，我曾以为你是故意挑战的一个敌人。但我的性情是愤怒只在一时的，无论什么人的责备，当初听时是很生气的，细想了一下，便心平气和，常常的自责了。我因你的指责，已于《飞鸟集》再版时更改了不少错处了。不管你当时做此文的动机如何，然而我已受你的益处不少，至少已对于许多读者，更正了好些错误。实秋，我是如何的感谢你啊！”1956年《飞鸟集》再次出版时，郑振铎不仅将原来没有译完的69首诗歌补译，还改正了许多原版本的错误——看来，郑振铎已完全接受了梁实秋的批评。
多年以后，梁实秋整理书籍资料，发现了当年的这封书信。当时郑振铎因飞机失事早已作古，往事如烟，皆成陈迹，梁实秋感慨万端，将书信原文录入《旧笺拾零》，并在信的后面如此评价：“（批评郑振铎）在我也许是多事，但无不良动机，在郑氏闻过则喜更表示其虚怀若谷。”
九泉之下的郑振铎如若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