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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上有两个不同时期有两个有名的叛徒，一个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张国焘，一个是八十年代的许家屯。两人都位高权重。张国焘作为中共党的创始人之一，叛逃时任边区政府副主席；而许家屯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最后张国焘病死加拿大，而许家屯终老美国。
对于个人来讲，逃到生活发达的西方，而且可以躲过国内的一些政治风波，也许不是坏事。然而，他们的叛徒决定了他们从此离开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被边缘化并被遗忘。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他们政治上的失败和短视。
现在世界的潮流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伟大复兴。这个潮流，你可以仇视它，丑化它，它可以不符合你的心意。但是你改变不了它。反对它，你就会被无情地抛弃在后面。潮流就是这么一回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两个叛逃者都是看不清潮流，因此作为政治人物是失败的。
最后说点很有意思的，这两个相隔半个世纪的叛逃者，叛逃的过程中竟然都和一个人（金尧如）有过关联，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缘。
张国焘： 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后，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遇上蒋鼎文后到了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4月11日周恩来到武汉汉口与张多次协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的党籍。1948年底因政治环境变化，举家迁到台北市；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1976年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养老院病逝，后葬于多伦多东部士嘉堡的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园），终年82岁。张国焘晚年信仰基督教。
许家屯： 1989年春夏之际，大陆发生学潮，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默许当时中国政府的驻港机构支持学运。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中共控制的文汇报在5月21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登了“痛心疾首”四个大字。事件之后，在海南省长梁湘被免职后许家屯感到威胁，决定出逃。2016年6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家中逝世，享年100岁。
张国焘叛逃后的生活
作者：方以智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虽然在反共方面比较卖力，但国民党人对他总有防范，对他的言行也多有注意。另外，国民党内对张国焘在国民党任职后的工作表现也颇多怨言。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决定离开台湾这个不如意的地方。
１９４９年冬，张国焘携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１９５１年，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几经交换意见，决定组织一个定期座谈会，其成员有：罗梦册、张国焘、程思远、董时进、伍藻池、黄如今。不久，张发奎、顾孟余又拉张国焘创办《中国之声》杂志，以张国焘为社长，李微尘为主编。《中国之声》是一个反蒋的刊物。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０日，由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长又发生变故。"战盟"成立不久即发生分裂，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接收。眼看已有的积蓄日渐减少，张国焘夫妇很是焦虑。
这时，朝鲜战争爆发。受其影响，国际黄金市场价格逐渐上涨。本来对"炒金"业务一窍不通的张国焘，见许多人靠"炒金"发了财，便也动了心。他将家里仅有的５０００美元作押金，到金融市场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结果连老本也赔了进去，落了个一贫如洗的结局。从此，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张海威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以粗茶淡饭慰之饥腹，还要供养二子和三子读书，其困难可想而知。
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看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张国焘萌发了回归大陆的想法。
１９５３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打来的电话。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
在双方约见时，陈先生慎重而认真地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地，心里也很振奋。现在他闲居在香港，实在太寂寞，也自感惭愧。他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我告诉他，我认识新华社的金先生，他很高兴，要我请教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他的愿望。"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向社长黄作梅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信是开口的，以示转信人也可启看。取出信来一看，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信写得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
１９５３年，正在贫困潦倒中的张国焘，做梦也没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会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上门来，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
自从张国焘脱离共产党之后，已经过去了１５年，张国焘所能提供的，只能是１５年以前的情况，按普通人的看法，这不会有多大价值。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出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从这些人籍贯、性格、爱好、交往，便可以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乃至即将奉行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一般人无法掌握的情况。所以，美国人决定利用张国焘。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从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５日开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和中央情报局指示，先后约２０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有关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情况。
１９５８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了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１０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１９６１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张国焘欣然应诺。从此，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在花费了４年时间后，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１００万字。在这４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２０００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权。这样，实际上等到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后，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１９６８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一度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加拿大。
许家屯在美国的生活
1990年4月30日，许家屯从深圳经罗湖到香港； 许家屯在香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交。他在信中承诺不会泄露任何秘密。负责寄出这封信的金建一称，许家屯的希望是，如果他坚守自己的承诺，他在中国的家人就能得到宽大处理。美国领事馆给他发了签证，并帮他在最后一刻拿到机票。5月1日，在金尧如的帮助下从香港到美国。
在美国度过20多年岁月，向来低调且很少受访的许家屯，三年前以近百岁高龄首次访台，接受本报系联合报访谈时，对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改革和反腐等作为，都给予极高评价。不过，谈到学潮时，他认为，那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平反的条件还不成熟。
许家屯曾提到他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关系。他说，习仲勋在「四人帮」倒台后获得平反，然后去广东工作，这个人很开明，建立深圳特区是他提出来的。习仲勋对港澳问题熟悉，接触不少人，「我到香港去，他和杨尚昆主动找我，给我具体指示，现在不好透露，我与他关系很好」。
对于习近平其人，许家屯说，「我没有见过习近平，只见过他姊姊，对习个人不好判断。但习近平一路从基层上来，做过下乡知青，经过锻炼，这锻炼有很好的效果。中共18大以后的一年，看到习近平种种作为，我对他有信心」。
许家屯认为，习在内政和外交都做得很好，尤其是外交工作，十分出色。他说，美国要重返亚洲，本意就是想当太平洋的老大。习近平上台后，出访俄罗斯和非洲，又到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访问，美国总统欧巴马邀请习近平在加州庄园进行历史性会晤，这是一种双重突破。他把习的这些外交举动称为，「百日出征，突破包围」。
他还肯定当前中共推动的改革，认为步子迈得不小，未来中国大陆经济会更加自由化。他说，「习近平的改革是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传」。
许家屯还明确地表达不同意外界「政左经右」的提法，他说，「没什么政治收紧。所谓收紧是言论上收紧，对乱七八糟的言论收紧，但还是可以自由讲话，反共也可以，但要有根有据，自由不要过度」。
谈到香港民主选举，他毫不隐藏对西方式民主持不同立场与观感。他说，「我对民主的看法，跟西方不同，不赞成直接选举。当年与查良镛谈时，他说我比他保守，我承认，我是保守」。
《明镜邮报》多次采访过许家屯，了解到他在过去26年旅居洛杉矶期间，一直恪守对中国政府的承诺，拒绝透露他所掌握的党内机密，在家人的精心照顾之下，过着平静的生活，对外界针对他的恶意的流言蜚语，淡然处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