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泽东为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和其他共产党统治集团上层的领导人如何作出决定的戏剧性场景，却仿佛是一个来自明朝宫廷的故事。
比如说，毛的助手都是些什么人，谁为他安排何时与何人见面，谁为他准备他在红色丝绒帷幕后边的办公室里阅读和批示的文件，又是谁把他的命令传达给中共中央委员会——这一切都不为中国外界所知。这个谜团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自然是他的第四任妻子江青，她是个直言不讳、有时尖酸刻薄的女人，宣称自己承担着毛泽东最忠诚追随者的责任。
毛泽东认为自己只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父母在他14岁那年安排的一个农村女子，当时她已经20岁了。两人从未一起生活过，所以他告诉斯诺，“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
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于1930年被处决，她的父亲杨昌济是一位伦理学教授，是毛在长沙求学时期对其影响最深的老师之一。杨昌济把年轻的毛泽东介绍给北京一位杰出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作家李大钊，他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尽管毛有时被视为一个禁欲者，只热衷追求革命和权力，但他显然也有多愁善感和浪漫的一面。1937年，在回复一位作战时牺牲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所写的一首纪念诗时，毛写了下面的词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杨与柳
后来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所附的官方阐释说，毛的第二任妻子姓“杨树”的杨，那位作战死亡的男子姓“柳树”的柳。
诗的第三行提到的“吴刚”，在一个古老的传说中，为寻找长生不老术犯了些罪，被罚砍伐月亮上的桂树。他每砍下一斧，那棵树又马上变得完好无缺，因此，他必须永无休止地砍下去。第七行诗中的“虎”是指毛泽东与之斗争的国民党政权，所以，最后的对句描述的，是毛失去的伴侣听到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时的心情。官方阐释认为这首诗包含了“很大的革命浪漫主义成分”。
1928年，毛泽东35岁，他的第二任妻子还活着，他就开始与18岁的贺子珍同居。根据某些描述，贺子珍性格坚强，是一个女子军团的指挥官；也有人说她是地主的女儿。不管怎样，1930年，杨开慧被处决后，她和毛结了婚，后来还在危险艰苦的长征路上一直伴随着他，是为数不多的参加长征的女性之一。她为毛生过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在长征途中生下来的。
这种艰苦生活显然摧毁了她的健康，到达共产党在西北的新根据地延安后不久，她被送到苏联接受治疗。她不在的时候，一位不太有名的电影演员蓝苹来到了延安，在生活朴素、与外界隔绝的共产党人中，她必然看上去富有魅力且漂亮迷人。根据一种说法，她在听毛的讲座时，招摇地坐在前排，还大声鼓掌，因此吸引了他的注意。毛显然对她一见钟情，蓝苹——当时她已经改名为江青——很快住进了毛的窑洞。
据说，两人的风流韵事激怒了毛的一些战友，他们觉得他被江青迷惑，背叛了真正的共产党员、长征时的忠实伴侣贺子珍。据说，为了让他们同意自己与江青的婚事，毛保证江青今后不过问政治。这可能是党的领导中对她猜疑和厌恶的起源，这些猜疑和厌恶自那以后一直纠缠着她。
“文化大革命”
在接下来的30年里，江青一直保持着低调，但在1964年，毛开始对党感到不满，并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转而把江青视为少数可以信任的人之一。
江青对受欢迎的传统戏曲和电影进行了有力改造，要求它们在所有表演中注入大量的“阶级斗争”成分，把英雄塑造得绝对高大，把坏人都变成十恶不赦的人。她还同上海一位左派文学批评家姚文元结盟，后者愿意对讽喻毛泽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一篇尖锐批评的评论。1965年11月，这篇文章在上海发表——毛无法让它在北京发表，因为他的对手当时在北京当权——这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信号。
江青很快成为毛泽东成立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主要人物，她对很多主要领导人进行了尖锐的人身攻击，这让她越来越不得人心。
随着“文化大革命”势头的减弱，江青的权威也在减少，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仍继续努力行使自己的影响力。她可能对1976年初邓小平的下台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罪名众多，其中包括他从来不去观看江青的样板戏，并试图取消天津附近一个生产队的国家补贴，而该生产队特别受江青喜欢。
甚至没打个电话
很难判断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位备受争议的妻子的看法。江青曾对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提到，她和毛私下里并不总是很亲密。她说，1957年，毛第二次去莫斯科时，她正好在那里治病，但毛既没去看她，也没给她打电话。后来，在文革初期，毛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经常被她在党内的批评者引用。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他写道，“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
虽然中国人都觉得江青很恶毒且居心不良，但是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访华期间见过她的美国人，都觉得她快乐活泼。她对毛事业的明显热诚，给维特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维特克觉得江青作为一个在男人主导的世界中的女人，遭受了痛苦。
毛明显地喜欢女人，他自己的婚姻生活也不完美，这与他自1949年起实行的单调的禁欲和清教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爱情被视为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而遭到摒弃，男人和女人的法定结婚年龄被分别推迟至28岁和25岁。
婚姻不是毛为了自己而破坏规则的某种意愿的唯一例子。虽然他坚决主张所有的戏剧、小说、诗歌和绘画必须遵守常常使人迟钝的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我们的文艺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他1942年在延安说的话，后来成为一种严格艺术标准的基础——但他继续写自己想写的诗，其中很多是按照晦涩的古典格式，并引喻那时已被摒弃的中国古典文学中费解的典故。他的传记作者施拉姆指出，这种矛盾“似乎让他既感到尴尬，又感到自豪”。
中国的爱国者
施拉姆在研究了毛泽东不计其数的复杂性格后总结说，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中国的爱国者。毛把自己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觉悟”归功于1909年他16岁时读的一本宣传册，那本宣传册对中国“失去了”朝鲜、台湾、印度支那和缅甸等附属国表示强烈谴责。1936年与斯诺交谈时，毛还记得那本宣传册开篇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毛泽东本性中的仇外情绪，在他发现列宁主义后得到了强化，列宁主义将中国等国家的落后归咎于帝国主义。不过，施拉姆写道，虽然毛成为“一名坚定的列宁主义革命者，虽然他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个性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中国传统之中，对他来说，中国的荣耀至少和世界革命同样重要”。
施拉姆指出，毛晚年时甚至走得更远，他微妙地淡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仅把其视为一种政治手段的宝库。这从某个方面来看，是19世纪的中国保守封建官员观点的回归，他们想让中国强大起来，抵御西方侵略，但却坚决主张只借用西方的“技术”，比如炮舰和议会，不引进“西学”体系，认为后者可能会破坏中国的本质。正如毛在1965年有意谈起19世纪的主张时所说的：“西学的‘体’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
“无产者的”觉悟
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贡献不在于他的理论著作——那些著作大多单调乏味，他本人对它们也没什么兴趣——而在于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当中国共产党按照教条以城市和无产阶级为重心的做法遇到重重困难、面临灭亡之时，毛发现了农民的力量。他的成功，在于组建了一个严格按照列宁主义的路线、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为动力、但主要以农民为基础的政党。
在毛泽东看来，通过适当地灌输，中国的农民、以及在党领导层中占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形成“无产者的”觉悟。就像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他的开拓性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中所写的那样，毛的贡献是“一种在行动中得以执行而在理论上从未阐明的异端邪说”。
毛泽东的革命方法中还有另一个基本因素，就是他坚信人的力量将克服所有的物质阻力，他的想法是，推动革命的必要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1927年，他在家乡湖南省调查农民运动，并以此为基础写下了那份著名的报告，那次调查让他突如其来地感受到农民中蕴含的潜力。毛泽东在一个又一个村子里看到的农民推翻地主的解放运动，对他是一种巨大的影响。
从农民阶层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人类意志的力量这两种基本洞察出发，毛泽东开始为总体革命精心制定了战略和战术。首先，他认识到赢得人民支持的重要性，正如他的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所说的，游击队在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如鱼得水。1964年，毛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交谈时说：“你必须了解，在我们以前，在群众之间，从来没有人对妇人小子讲话，当然也不对农民讲话，在他们有生以来第一遭，每一个人都觉得参与在里面。”
严密的行为准则
同样，为了让那些没有报酬、经常没有足够食物和武器的游击队员们保持忠诚，毛泽东制定了严密的行为准则。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仍能维持不敝，“他写道， “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
在战术方面，毛泽东参考了自己少年时代读的那些中国古典传奇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它们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古代勇士和土匪的英勇与谋略。毛的战术与公元前五世纪的军事大师孙子的兵法非常相像，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这种战术后来在越南战争中也有重要作用。
最根本的问题，是找到一个让游击队能战胜蒋介石的更大、装备更好的军队的方法。毛为此制定了两条原则：只在兵力占优势时才发动攻击，而且要出其不意。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怎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要保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军队的口号
毛泽东的军事理念被总结为四句口号，他的军队将其铭记在心。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除了这些，毛还发展了根据地的概念，让游击队员可以在根据地内休养生息、补充供给，并且从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最终，这个战略取得了胜利。
胜利的时刻
最崇高的时刻是1949年10月1日，那天，54岁的毛泽东站在北京高耸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天安门是过去前来皇帝面前跪拜、敬献礼物的人的必经之路。
游行的队列在装有黄铜门钉的红色大门前的广场上聚集起来。戈壁滩吹来的冷风令空气中带着几分寒意。毛泽东戴着灰色布帽，穿着破旧的外套和裤子，身边是周恩来和朱德。他们的下面，聚集在那里的人群高喊着：“毛泽东万岁！”
突然，一片寂静笼罩广场。广场的巨大白色旗杆上，一小团东西缓缓升起，快到杆顶时展开为一面10米宽的血红色旗帜，左上角四分之一处有五颗黄色的星星。礼炮齐鸣。人群在提示下唱起了新国歌，毛在更大的欢呼声中走向麦克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宣布。一周前，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
他说这番话的28年前，他与另外11个人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党员共有52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曾经说。确实如此。
农民出身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中国中部湖南省韶山村的一座瓦房里，周围环绕着稻田和丘陵。他的父亲毛贻昌是一位高大健壮的农民，勤劳节俭，也暴虐专横。通过勤劳工作、节俭和一些小买卖，他把自己的身份从没有土地的退伍军人，变成了后来被儿子称为“富农”的地位，虽然在那时的中国，这种地位几乎不意味着“富有”。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女子，既操持家务，也下田务农。她是个佛教徒，对孩子们温柔善良，与丈夫的专制严厉形成鲜明对比。闹饥荒时，她会趁丈夫不注意时——他不赞成慈善事业——把食物施舍给前来乞讨的穷人。
毛泽东出生时，中国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大清帝国处于最后破裂的边缘，并于1911年崩溃。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统治着中国的大清王朝就饱受农民起义的困扰，其中最著名的是19世纪60年代的太平天国造反，同时，外国势力的蚕食也对中国自视优越的传统信念发起了挑战。
以北京深宫中皇帝的名义治理中国的政界要员们似乎在内忧外患面前无能为力。他们腐败、自满，是建立在儒家经典基础上的中国特有的科举制度的产物，这些官员们只会拖延时间。中国没有工业，占人口85%的农民贫困无知，每时每刻都受着饥饿与地主过度征敛的威胁。
6岁下田
6岁那年，父亲让毛泽东下稻田劳作，但是父亲也希望这个孩子多识一些字，好帮助家里记账，于是也送他到村学读书。学校里的课程是《论语》，必须依旧学的方式背诵。毛还是更喜欢中国古时的小说，“特别是造反的故事，”他后来回忆。他在学校里常看这些书，“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
13岁那年毛泽东离开了学校，白天长时间地干农活，晚上记账。父亲经常打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弟弟，只给他们最菲薄的饭食，从不给他们吃肉或鸡蛋。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被西方作家们视为理解毛未来人生的重大线索。在一次待客时，毛泽东的父亲骂他懒而无用。他被激怒了，就跑到附近的一座池塘，威胁要跳下去。冲突最终通过妥协得到平息。毛泽东同意对父亲下跪行礼——但只是单腿下跪——父亲也答应不再打他。“战争这样结束了，”毛回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在湖南的成长经历对毛泽东可能也有影响。湖南是个亚热带省份，山脉河流众多，让这里惯出土匪和秘密社团。湖南人爱吃红辣椒是出了名的，同样他们也以刚健的性格和政治才能著称。在19世纪和20世纪，湖南领袖人物层出不穷。
转校
尽管离开了学校，毛泽东仍然在空闲时间读书不倦。16岁那年，不顾父亲的反对，他上了附近一座现代化的学堂。这座学校位于一个繁忙的贸易城镇，就是在这个学校里，毛泽东的心智培养和政治教育真正开始了。在一个表亲送给他的报纸上，他了解到19世纪末民族主义改革者们的事迹，在一本名叫《世界英杰传》的书里，他读到了华盛顿和拿破仑的故事（毛从早年便开始神往于军事功绩）。
大多数同学都是地主的子弟，穿着考究，举止高雅。毛泽东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平时都是穿着破旧的衫裤。此外，之前他被迫中断读书好几年，所以比班里其他人年纪都大，个子也高很多。所以这个高大、褴褛，粗笨的“新生”就遇到了嘲笑和敌意。这段经历或许也影响了他对待地主阶级的态度。
一年后，远游的冲动让毛泽东来到了省会长沙，进入了一座中学。当时是1911年，满清王朝就是在那一年被推翻的。席卷全国的政治风云也裹挟着他。他剪掉了辫子，这是一桩反叛之举。之后他还加入了当地的一支军队。又过了几个月，他仍然无所事事，在报纸的分类广告上寻找机会，之后在省图书馆呆了半年，读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the Species)和卢梭(Roussearu)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他还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
1913年，毛泽东上了长沙的湖南省师范学校，在那里接受了他最后五年的正式教育。尽管它实际上只是一个高中，但水平相当高，毛尤其深受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教授的影响，后来还娶了他的女儿。杨教授曾在日本和欧洲留学，他主张把西方和中国的观念结合起来，振兴中国。通过他，毛很快接触到了主流的知识界。当时的知识界正投身于“五四运动”，这是一场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旨在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首次发表作品
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首次发表了自己的作品，是一篇刊登在受欢迎的北京杂志《新青年》上的文章，讨论的是通过让国民保持身体健康来增强军事实力的必要性。同时，他开始展现出自己的领导才能，成立了一个激进的学生团体。
1918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毛泽东于同年秋天前往北京。这个时机至关重要。为了寻找最新、最有效的灵丹妙药来振兴国家，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从西方的一个“主义”转向另一个主义。正如毛泽东后来所写的那样，他自己刚好赶上俄罗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找了一份不起眼的工作，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助理员，上司是李大钊。后者当时已经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并刚成立了中国首个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毛泽东仍在有些“困惑地寻找道路”，但他正变得“越来越激进”。
第二年初春，他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那里，他送别了一些去法国留学的朋友。因为缺乏外语能力，他不愿同去。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在上海、北京和长沙之间往返，一边把一部分时间用来教书，一边投身于组织激进的学生团体，并负责两家颇受欢迎、却受到当地军阀政府镇压的期刊的编辑工作。
民粹主义倾向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当时发表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反映了他的民粹主义倾向。那篇文章认为，中国绝大部分人追求进步，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在这位传记作者看来，“这种想法可以看做是一座桥梁，引领他从1917年相对保守和传统的民族主义，走向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1920年秋，毛泽东效仿刚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老上司李大钊，在长沙也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第二年7月，毛泽东和另外1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因为警方的突击搜查，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举办地点被迫从一所女子学校转移至附近一个湖里的一艘游船上。燃起了新的热情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并在那里按照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手法组织工会和罢工。他找到了自己作为革命者的真正的理想职业。
处在萌芽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深受俄国人影响，后者参与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结盟，当时的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强大很多。斯大林的这一举动，以及他之后在中国采取的所有举动，不见得和中共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因此为日后的很多分歧埋下了种子。
斯大林首先是想在自己的东边获得一道友好的屏障，因此必须避免任何可能会促使西方介入的混乱。其次，他试图控制中国共产党。起初几年，他的结盟政策效果良好，给共产党提供了扩张的机会，但1927年，它突然变成了一场灾难：于1925年接任国民党领导人的蒋介石突然袭击共产党，展开了大屠杀。
隐约的爱国主义
兴许是因为自身的民粹主义和高度民族主义的感情，毛泽东是国共结盟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他始终有种隐约的爱国主义态度。
对他双重角色的批评产生了一个偶然的后果。批评最终致使他深感不快，并于1925年回到老家休养。在这个过程中，他意外地接触到一股农民暴动浪潮。“原来我没有完全意识到农民当中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他对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说。从那时起，毛泽东开始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先是1926年到国民党在广州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之后于1927年初对湖南农村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考察，最后在1927年秋，他带领一小队幸存下来的支持者进入井冈山地区，重新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争取权力。那时，共产党已和蒋介石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