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斗争
1927年到1935年期间，围绕着领导权和政策，党内充满复杂的斗争，毛泽东最终赢得了党的指挥权。当时党内的重要人物都安全地呆在上海的租界内，他们和斯大林不断寻找“革命暴动”，并且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准备进攻城市。毛泽东被隔绝在农村，因为农民的“异端”而受到批评，尽管他并不能随时得知党内最新的变化，而且是在很晚之后才知道自己被降级。1927年和1930年，他曾经两次接受命令领导对城市的攻击，两次都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毛泽东后来回忆，“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
井冈山是毛泽东逐渐形成他自己战略思想的地方。这里仿佛是故事书里的场景，江西与湖南交界地带的崇山峻岭，是一片几乎难以攻破的广袤地带，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座小村落，还驻扎着几伙土匪。毛泽东同土匪联合，靠减轻地租拉拢农民，到了1934年，已经把手下的1000名士兵发展到10万人。江西南部的瑞金被定为共产党人的首都。
毛泽东的成功恰恰导致他的失势。1931年，党的中央委员会从上海迁到江西，接下来剥夺了毛在党内和军内的一切职务。1933年，周恩来接替他担任总政委。当时，毛为数不多的坚定支持者中就有邓小平。1976年，身居要职的邓小平被毛打倒。
丧失领导权是双重意义上的灾难，因为恰在此时，蒋介石发动了旨在消灭共产党的第五次围剿。毛泽东避敌主力、集中优势兵力突袭敌人小股孤军的战术，瓦解了前几次围剿。这一次，党的领导人尝试正面迎击国民党军队。但是蒋介石有70万人，是共产党军队的七倍，他还听取了纳粹将军汉斯·冯·塞特克(Hans von Steeckt)的建议，用铁丝网和机关枪火力形成包围，一点一点扼杀共军。
逃跑是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走。1934年10月15日，共产党军队的主力突破国民党封锁线，向西南进军，开始了长征。向哪里走，目标是什么，都不清楚。有些人想寻找新的根据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其他人则希望北上抗日，自从1931年以来，日军的势力已经日益深入中国。
突围出来的9万名共产党人，经过一年时间和6000英里的跋涉，最后只有2万人到达了西北部的新根据地陕西。尽管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但长征拯救了共产党，让它更强大，有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
这支军队以游击战为指导思想，有铁的纪律，团结一致，还有了一个新的领导人——毛泽东。在长征中，经过不少挫折，1935年1月，当军队驻扎在贵州省偏远的遵义县时，毛泽东终于获得了指挥权。当时，靠着完全来自《三国演义》的计谋，使用缴获的国民党制服和旗帜，共产党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遵义。
新的党，新的政权
长城脚下的延安地区，是3000年前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毛泽东建立起完全打上了他个人色彩的一个新的党，和一个新的政权。这是一段关键时期，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他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还将无限怀旧地重拾自己在延安形成的那些思想。这些思想包括把党的干部送到乡下，接受意识形态改造、强调自力更生和农村的互助生产队，以及普及教育。
或许他在1936年2月，到达西北不久后创作的词《雪》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情。这首词用铿锵的语调把他和中国辉煌历史连在了一起，也表达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词是这样写的：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抗日的象征
毛泽东决定性的一步，就是天才地把共产党塑造成了中国抗日的象征。日本的侵略始于1931年入侵东三省，终于在1937年对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激起了全民族巨大的愤怒。
面对这种局面，蒋介石继续坚持先消灭共产党，再对付日本。1936年12月，这个战略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被日军赶出东北的青年军阀张学良率领亲国民党的部队，在距离中共根据地不远的西安劫持了蒋介石。蒋介石被迫同意与中共结成第二次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才被释放。
尽管从一开始就明显存在摩擦，但两党之间的协议给了毛泽东迫切需要的喘息间隙，让他有机会借抗日的名义，在整个中国北部扩大共产党的领地。善于游击战的共产党在这方面可谓训练有素。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重新命名为八路军的共产党军队已经发展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有100万人，其统治的地区内有1亿人口。
由于历史的偶然，日本的侵略“或许是毛掌握权力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施拉姆在他的传记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利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大量阅读和写作，把自己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化。他的一些最重要的书和讲话都是在延安时期写成的，其中包括《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他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话出自1938年：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
1942年，为了控制成千上万新招募的官员，确保他们忠于他的思想，毛泽东发起了第一次整风运动。那是思想改造的开始，也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开始。他下令全党学习他的著作，助长了这种崇拜（在文革中，他曾宣传一篇他参与撰写的赞扬他的思想的文章）。
整风运动有另一个目的——结束在毛泽东看来对苏联指导的过分依赖：“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要求中共脱离莫斯科而独立的号召。
1944年至1945年，有很短一段时间，毛泽东和美国人曾经互相示好。美国政府希望促成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抗日。那些被允许进入延安的美国外交官和记者，都对毛及其军队的成就印象深刻。毛则是看到获得美国部分援助的可能性——当时美国的援助都给了蒋介石，用于抗击日军。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1944年7月4日中共官方报纸的一篇鼓舞人心的社论这样写道。不过，蒋介石的不妥协阻挡了这方面的所有努力。
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努力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帮助蒋介石，继续支援他，把他的数万大军空运到东北，在向那里进军的共产党到达之前占领日军的地盘。另一方面，发起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在美国的敦促下，毛泽东飞往重庆——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在那里，他与蒋介石进行了43天最终无果的谈判。1945年11月，哈里·S·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派乔治·C·马歇尔将军(George C. Marshall)作为他的特派员前往中国。马歇尔继续尝试促成停火和联合政府，一直到1947年1月，但全面内战已于1946年初爆发。
蒋介石非常自信。美国支持他，斯大林看上去保持中立，并不渴望看到毛获胜，他的兵力是毛的四倍。不过，他的军队被腐败、严重通货膨胀以及完全根据忠诚度升迁的无能的军官拖垮。民众普遍的厌战情绪以及对国民党的敌意也产生了影响。
到1947年中期，国民党的兵力已降至共产党的两倍，到1948年中期，双方基本持平。国民党的将军们开始大批投降，此后不到一年，战争就结束了。
走苏联道路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中国的很多发展是按照正统的苏联模式进行的。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中国之后将实行“一边倒”政策，与苏联合作。看上去也的确如此。按照苏联的模式，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强调重工业、中央规划、技术专长和大规模的国防建设。几所技术学校要求学生修交际舞课程。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人便是这么做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毛泽东后来坚持说的自己1949年决定退居“二线”，把“日常工作”交给其他人造成的。他自称这么做是“想要使国家安全，想吸取斯大林在苏联的教训”。“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他写道。“但是处在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
无论是哪种情况，1950年朝鲜战争中断了中国的建设。尽管战争具体缘由仍鲜为人知且颇具争议，但重要的证据表明，它从根本上来说是苏联发动的，且未征询毛泽东的意见。这场战争对新成立的国家产生了糟糕的影响。它促使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保卫蒋介石1949年退守的台湾，导致毛泽东与华盛顿的关系冰封二十年。此外，中国还付出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代价和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大量资金。
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开始无法忍受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引入社会主义的方式。1955年，他下令加快农村地区的集体化速度。在那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他似乎又重新相信人的力量会战胜物质上的困难。这也预示了接下来很多事情的发生。
“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霸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
改弦更张
如果随后多年里中国所走的道路常常看上去呈之字形，这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面对显而易见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在其好战的乌托邦式展望和更慎重的现实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不断换挡的结果。
1956年，赫鲁晓夫揭发了斯大林的劣迹，波兰出现骚乱，匈牙利发生暴动，这些都促使毛做出新的政策尝试，提出了“百花齐放”。在严厉的控制稍有放松后，他希望能激发人们对共产党提出一些有益但有度的批评，来避免类似问题在中国上演，与此同时鼓舞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但他没有打算进行全面自由化。
在1957年2月的一次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通过他惯用的两面性或矛盾论角度，概括了这一转变的理论依据。中国应该同时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管制，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毛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类似的矛盾或二元对立比比皆是。他说，“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幸福，就没有一切。”
困难在于正确分析矛盾。正如他在1957年所说：“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
毛的这一论证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但中国的阴阳说也可能是一个来源，毛在小时候接触到了这种关于两股交替力量的理论。
大量批评涌现
让毛意想不到的是，百花齐放引起了大量的批评声，矛头直指共产党，为此他迅速转向了另一面——管制，发起了严厉的整治运动。
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在1957年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表示无需害怕核战争，掀起了轩然大波。“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
这符合他对人的信念，他认为决定性因素不是机器或武器，而是人。1947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宣称：“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是一种游击战的观点。
据毛的回忆，这段时期，也就是1957–58年冬天，是中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对苏联的忧虑已经突破极限，决心结束对俄国人的亦步亦趋。他回到在江西和延安的源头寻找启发，重新强调农村以及农民在克服物质困难方面的潜能。中国需要进行一场“大跃进”。毛希望用公社对农民进行重组，释放他们的能量，大幅增加农业产量，一夜之间赶超西方。这是一个构想，不是计划。
正如毛自己所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全中国立刻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农民在院子里建起炽热的熔炉，自己提炼作为工业化象征的钢铁。成功让干部们欣喜若狂，农业产量一年里报出了100%的增长。湖南农民的一首歌谣体现了当时的气氛：
“入了公社如上天，一夜赛过几千年。”
但事实没那么简单。这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食物短缺，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饥荒。整整过了三年经济才得到恢复。
领袖遭到攻击
这些举措让毛泽东的领导权自30年代初以来首次受到严重挑战。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在度假胜地庐山召开。会上，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他进行了大胆的批评。由于受到彭德怀的抨击，毛泽东变得紧张烦躁。“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他最后对与会者说。“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对这场灾难负有一定责任：“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
毛泽东也以极具杀伤力的手腕发起反击，撤销了彭德怀的职务。做完这件事，毛泽东心满意足地把国内日常事务交由别人管理，在随后几年里集中精力处理外交事务，尤其是与莫斯科之间日益升级的争执。
当时的外交政策似乎常常像国内的政治运动一样剧烈摇摆；从出兵朝鲜半岛，到（印尼）万隆会议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呼吁解放全世界，到尼克松总统的中国行及上海公报。学界认为，在外交政策的这些转向背后，所有基本决定都是由毛泽东本人做出的，尽管周恩来常常以大使的身份代表中国与外界沟通。
此外，在摇摆不定的表象之下，毛泽东坚守着他深信不疑的几个观念。
首先，中国奉行仅限于防御的政策，比如说不会出兵越南。“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毛泽东告诉中共中央委员会。
帮助第三世界闹革命
其次，他致力于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不过，他推崇辩证法，摸索出了一条路线，既和一国政府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又向旨在推翻该国政府的共产党游击队施以援手。
再次，毛泽东致力于把中国重新打造成一个大国，而且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只有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起来，才能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认可。时间证明他是对的。中美关系破冰后，在70年代中期，以前和中国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南亚邻国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
与此同时，毛泽东越来越为苏联感到困扰，认为它既是外部威胁，又可能在内部形成会颠覆中国革命的异端。在1959年遭到彭德怀批评之后，毛泽东或许已经觉得党背叛了他，已经掌握在想追随苏联模式的官僚手中。这种模式是基于党内精英、物质刺激和重工业来实现渐进式发展。此外，毛泽东也开始怀疑中国的年轻人；就像他在1965年对马尔罗所说的，“这批年轻人表现出危险的苗头。”
“放任人性，不一定会让资本主义重新抬头，但是会让不平等重新抬头，”他说。“催生新阶级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革命和下一代要健康发展，必须接受锤炼，”他接着表示。“年轻人要接受考验。”（以上三段引语仅见于中共发表的英文会议记录——译注）
考验：文化大革命
这个考验就是毛泽东在那年秋天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很多方面讲，这是他人生中最长的一次巅峰，将他青睐的所有主题凝聚其中。“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可以创造出来。要革命，就必须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说道，可能属于他的语录的一部分。这场运动也是他对苏联影响的终极反抗，针对的是它的精英主义和官僚主义。
对于自己离世后会发生什么，毛泽东并没有把握。就像他在1965年告诉埃德加·斯诺的，一千年后，就连马克思和列宁大概都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去年，在献给临终的周恩来的一首诗中，毛泽东以更心酸的笔触写道：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
结尾称，“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