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回忆录》书影
这是一位传奇的记者，在美国的大牢中闭门造车，却成为李鸿章的知音；这是一部疯狂的作品，令美国新闻界蒙羞，却造就了文学史的奇观；在普遍撒谎的年代，一个比真相还要真实的谎言，令自身也成为更凝重的一页历史……这就是洋洋17万单词的英文名著《李鸿章回忆录》（Memoirs of Li Hung Chang）。
1913年，一本洋洋17万字的英文版《李鸿章回忆录》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轰动欧美。
这本书号称从多达160万字的李鸿章手稿和日记中节选编译而成。该书的主编曼尼克思在前言中介绍说，李鸿章并不注意保管自己的日记，当他从汉口调任直隶总督时，大量的手稿被留在了汉口；而当他从直隶总督任上调离时，他又将24年来所写的大量手稿留在了天津。李鸿章去世后，他担任“两广巡抚”的一个侄子，多方努力，从汉口、广东、上海、南京、苏州、北京、天津等地，将他的手稿收集在一起，并存放到李鸿章在广东的旧居中。1911年，经过大清帝国政府的许可和李鸿章后人的同意，由李鸿章的秘书罗伯斯上尉担任翻译，在北京的王某和广东的“老秀才”协助下，曼尼克思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翻译，编撰出版这套《李鸿章回忆录》，奉献给西方读者。
关于《李鸿章回忆录》的报道
此书的一些章节，此前已经在纽约的《太阳报》(Sun)和伦敦的《观察家报》(Observer)刊登过。出版之前，出版商邀请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书进行了审读，他们一致认为此书的确是李鸿章的日记及私人文件，具有很高的、永恒的价值。
美国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对曼尼克思并不熟悉。为了审慎起见，他们将书稿交由科士达审阅，并请他为美国读者写篇书评。科士达在1892-1893年间，曾担任哈里逊总统的国务卿，是国际法和国际事务的专家。1897年中日谈判期间，他曾经受中国政府邀请担任李鸿章的顾问，与李鸿章有很密切的接触，并建立了很好的私交。
科士达兴致勃勃地读了这本《李鸿章回忆录》，包括那些他本人所了解和熟悉的中日甲午战争及其谈判的章节，认为这本书是真实可信的。他热情洋溢地写道：
在专家们的首肯下，本书顺利出版。这本定价为3美元的书迅速热销，根据《纽约时报》1914年5月24日的报道，该书因为供不应求，已经开始了第七次印刷。全美上下继1896年李鸿章访美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和李鸿章热。该书主编曼尼克思迅速成为美国当红的中国问题专家。
曼尼克思的中国情缘其实很短。
1900年，作为美国第九步兵团的一名普通士兵，他随部队参加了八国联军的行动，在中国待了短短的几个月。 1901年4月，曼尼克思回国后退伍，之后再也没有去过中国。
曼尼克思的短暂中国行，似乎并没有立即引起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兴趣。退伍后，他到处流浪。直到1911年11月，他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广告者报》(Advertiser)出任记者。此时，距离李鸿章逝世正好十周年。
曼尼克思搬到了檀香山，租了一座小别墅，简单地添了点家具，还加入了当地的“中央联合教会”，生活似乎稳定了下来。但不久曼尼克思和报社老板瑟斯顿搞僵，只好辞职，并开始酗酒。窘迫和愤怒之下，他故伎重演，冒用瑟斯顿名义给自己开了张支票，虽然数额只有几美元，而且瑟斯顿也不想追究，但银行方面却毫不客气地报了警。
蹉跎了半辈子的曼尼克思，锒铛入狱，被判了一年监禁，人生到了最低谷。神奇的是，他自己却并不气馁，依然充满激情，兴致勃勃地计划利用好这段坐牢的时间，用自己的写作天赋好好赚点钱，不仅要还清檀香山的债务，还准备给妻子留些财产。
曼尼克思的生财之路令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请朋友们从夏威夷图书馆借了大量有关中国和日本的书籍，飞快地读完后，又索借了更多的书，然后他宣布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写文章赚大钱了。
监狱长对曼尼克思很关照，估计也是不忍看到书生落难，而且监狱中好不容易来个著名的文化人，也是一种调剂。看到大记者要动笔了，他甚至还专门给曼尼克思配了一张书桌。而夏威夷总督福瑞尔曾经与曼尼克思有点老交情，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也送来了一台旧打字机。
曼尼克思便在安静的牢房中，将自己想象成伟大的东方政治家李鸿章，用李鸿章的口气开始了“回忆录”的创作。每写完一部分，他就将稿件邮寄给一些报刊。
曼尼克思的出色才华，令他创作的“李鸿章日记”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关注。纽约《太阳报》认为，这些李鸿章日记的英文版本，兼备文学性和学术性，是十分珍贵的作品。他们迅速请专家进行了鉴定，确认为真品。《太阳报》迅速为曼尼克思开设了一个专栏进行连载，专栏名为《李鸿章日记：根据中国广东的原始资料编译》。
随后，伦敦的《观察家报》主动来信，询问曼尼克思如果手头还有更多的李鸿章日记，希望能在他们报纸上开专栏，并保证将提供比《太阳报》专栏大一倍的版面，同时，愿意支付高达1000美元的稿费。
曼尼克思欣然接受。于是，这位在押囚犯臆造出来“李鸿章”，同时在大西洋两岸畅谈着他的人生、事业，评论着当世的伟大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阅。
曼尼克思获得了巨大的名声，本就对他十分欣赏的夏威夷总督福瑞尔，干脆下令给他减刑，一年的监禁，他实际只在监狱中待了8个月。出狱后，经济上大为宽裕的曼尼克思就在著名的马诺阿山谷安了家，专心写作。
但他似乎并不满足现状。而是又“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太平洋联合通讯社”，曼尼克思“亲自”出任主席。此外，这家“通讯社”的总经理利昂纳德、秘书瑞桑乐和司库等人，虽然都堂皇地在公司信笺中印了大名，但这些无非都是曼尼克思想象出来的团队。这家“太平洋联合通讯社”给美国的各家报刊总编辑写信，推销他们的新闻服务。这些信的落款则为奉天、新加坡或悉尼，以显示通讯社在亚太地区的庞大网络。但在新闻圈内，曼尼克思的口碑并不很好， “太平洋联合通讯社”并未如预想中的受欢迎，曼尼克思便也只好关闭了他那些子虚乌有的北京、东京和海参崴“分社”。
就在曼尼克思在和自己的想象纠缠不清时，已经出版的《李鸿章回忆录》开始遭遇到严峻的挑战。
1896年， 李鸿章（中）与时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及寇松勋爵（右）。来源：《李鸿章回忆录》
问题出在书中李鸿章访问欧美的部分。
该书在英国出版后，一些英国汉学家就发现了李鸿章访问欧美的一些细节有问题。但真正的致命挑战发生在美国。
挑战者的权威性根本毋庸置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士顿人杜维德。杜维德在大清海关任职多年，精通中文，与李鸿章交情很深。李鸿章1896年访问美国期间，杜维德是全程陪同的随行官员。
引起杜维德怀疑的，是曼尼克思的《李鸿章回忆录》中所登载的李鸿章在美国最后一天的日记。
书中，李鸿章在返回中国的前一晚，在旧金山写道：
无疑，这是一段文采和真情并茂的文字，至今读来还令人感动。
但问题是，李鸿章在美时，为了表示对美国排华政策的不满，拒绝访问排华严重的美国西部，为此，李鸿章辗转取道加拿大的温哥华登上回国的邮轮。
作为“全陪”的杜维德，与李鸿章一起在温哥华的酒店中度过了美洲大陆的最后一天，李鸿章怎么有可能登上遥远的旧金山金门湾去眺望祖国、大发感慨呢？
杜维德由此生疑，并对这本书做了细致的勘对，又发现了很多问题，因此，他断言，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伪造的。杜维德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并交给了美国《国家》杂志。
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的质疑从各地纷纷涌来。备受压力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决心对此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但他们坚信，即使该书有重大错误，但绝不可能是完全伪造的。他们希望与曼尼克思亲自沟通，以便澄清种种传言，给读者一个交代。
这时，曼尼克思却“不见”了。
据他的“代理人”莱昂纳德说，曼尼克思正在中国访问，与李鸿章的继承人们商谈要事，并且还要和帮助他翻译李鸿章日记的罗伯斯上尉等见面，以便收集更多资料出版《李鸿章回忆录》的第二卷，满足广大读者的热切需求。
当然，这位“代理人”莱昂纳德又是曼尼克思日渐庞大的虚构团队中的新成员。曼尼克思此时定居在加州，忙于为很多报纸写专栏，没时间、更没办法应对霍敦·密夫林出版社的质疑，只好杜撰一个“代理人”出来挡驾。
霍敦·密夫林出版社无奈，只好把杜维德提供的质疑资料，寄给“代理人”莱昂纳德，并敦促这位“代理人”及时将信件转给曼尼克思，以便在《国家》杂志上回应杜维德的质疑。
当然，“代理人”莱昂纳德是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去惊动百忙之中的曼尼克思的。早在《李鸿章回忆录》出版时，曼尼克思就为这本书的系列运作打下了伏笔。据他在书中说，在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之前的日记中，使用了大量个性化符号，即使专门研究这些文献的中国学者，不花一年时间也是琢磨不透的，因此，他要把大量精力花在“研究如何解读李鸿章日记”上来。
“代理人”莱昂纳德给出版社回信，解释说自己并没有转告曼尼克思有关出版社期望他回信澄清的事，“曼尼克思先生太忙了，没有必要”。信中，这位忠诚的“代理人”对杜维德进行了嘲讽，认为杜维德虽然在中国服务了20多年，但从他写的材料来看，他显然并不熟悉李鸿章的很多活动。这位“代理人”说他已经请曼尼克思做三件事，以便澄清谣传：
一是从李鸿章在广东的家族手中获得一份相关的声明；
二是提供中国政府批准查阅和翻译李鸿章日记的批文；
三是从中国的“文化部长”那里取得对全书的认可。
“代理人”莱昂纳德介绍说，曼尼克思与中国的“文化部长”是相识多年的老哥们儿，《李鸿章回忆录》的很多相关事情都是托他帮助解决的。
这封信说，因为翻译的问题，《李鸿章回忆录》可能会有些小问题，但这并不足以构成杜维德之类对此书进行恶毒攻击的理由。毕竟这是一个总在旅途的政治家的日记，日理万机之外还要坚持写日记，其中的小差错自然是难免的，但绝对是李鸿章的真品。信中很自豪地宣布，当《李鸿章回忆录》被回译为中文后，得到了中国高级官员们的一致赞赏，堂堂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还准备给编者曼尼克思授以勋章。“代理人”莱昂纳德讥讽道：“袁世凯总比杜维德更了解李鸿章吧！”并在这句话的后面，刻意地用感叹号表示强调。
信中称，正如伦敦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所说，李鸿章的存放于天津的大部分手稿，都毁于一场大火，所剩无几，因此残存的资料十分珍贵。有很多来自香港和上海的出版商们在争夺，其中至少有两家来自英国，但都没有成功。正是这些家伙，怀着嫉妒的心理，对《李鸿章回忆录》大肆攻击。
最后，护主心切的“代理人”莱昂纳德请出版社转告杜维德，他愿意拿出5000美元、同时希望杜维德拿出2500美元，一起存放到纽约第一国家银行，双方各自证实自己的观点，胜者通吃，而且，他还愿意支付杜维德前往中国的费用。“杜维德必须拿出证明本书不真实的确凿证据，而不是他本人对李鸿章生平的无知。”
出版社对这封近乎儿戏的要求打赌的信毫无兴趣，他们希望看到曼尼克思本人对书中基本事实的错误做出解释。
在出版社的催促下，曼尼克思以“代理人”莱昂纳德的名义，给出版社发出了第二封信，虽然承认书中有失误，但将责任全部推给又一个臆造出来的人物——火努鲁鲁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威勒博士，说书中有关李鸿章访问欧美的部分，在报刊连载时，因曼尼克思不在国内，委托这位“威勒博士”修改，不知道他却为什么要将温哥华换成了旧金山。而且很遗憾的是，“威勒博士”目前正陪同曼尼克思一起访问中国，要等他回美国后再说。
信中也说，李鸿章访问美国的这些资料，因为是第一次从中文手稿翻译成英文，而且李鸿章的手稿多没有记录日期和写作地点，很难整理，报社催稿又很急迫，仓促之下的确难以避免错误。
在《李鸿章回忆录》的真实性引起西方沸沸扬扬的时候，遥远的中国正忙于民国初肇的混乱之中。
对于这本轰动西方世界的《李鸿章回忆录》，李家一直保持着沉默，至少，在民国各色政治人物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将李鸿章逐渐妖魔化为“卖国贼”的时候，这本有着赝品嫌疑的书，也很好地描绘出了李鸿章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李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对该书做任何公开评论，只有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1876~1938）在一封用英文写就的私人函件中提及。当时，李经迈是李鸿章唯一在世的儿子，他在写给自己的英文教师、原美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总教习丁家立博士的信中透露，父亲的秘书班子中，从来没有一位“罗伯斯上尉”，而且父亲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坚信，这整本书都是伪造的，不过是为了娱乐大众而已。他说，坊间有关他父亲的各种传记中，没有一位作者曾经见过李鸿章本人，采用的几乎都是二手材料，对李鸿章的个性和理念多进行了错误的解读。
从现有的史料，我们难以断定李经迈为什么会向丁家立提及此事，估计是丁家立向自己的学生主动查证这本轰动的《李鸿章回忆录》。
而在晚清时出版的某本野史类《李鸿章轶事》中则有记载说，李鸿章样样都想学他的老师曾国藩，但就是不学他天天写日记，因为“作日记之难，难在寒暑疾病行旅，无一朝一夕之间断耳”。其实，李鸿章未必是对自己的恒心缺乏自信，恐怕更多的还是考虑自己的一生充满争议，总是行走在刀尖之上，没有必要记录过多的私人秘密，这和他临终诗中“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孤臣”感与看破红尘的彻悟有关。
如今，蒙在《李鸿章回忆录》上的神秘面纱终于褪去，这是一本堪称伟大的历史小说，它的整个故事，本身也如同一页传奇，不仅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娱乐话题，而且至今还有一些懒惰的历史研究者将它当作史实进行引用，给历史研究带来黑色的玩笑。
费劲心机发掘出真相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并没有任何吃亏。这本书在被当做真实史料时，为他们赚进了大量的美元；待到这本书被确定为小说后，他们只是增加了几十页有关该书真实性调查的文字，照样热卖，而且因为增加了曼尼克思伪造《李鸿章回忆录》的传奇过程，这本“小说”更为畅销了。
吊诡的是，即使这是一部小说，它也比任何其他严肃的传记，都更为贴切和传神地写出了李鸿章：一个高尚的、孤独的、无奈的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