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小节：大条的流入暂时缓解了白银的紧张
汇丰对中国的统治事实上是在1911年达到顶峰的。随着清政府的垮台，他也步入衰退，1924年汇丰外滩大楼的落成，仅是帝国余辉，是丰碑，也是墓碑。看事实好了：1911年到1914年放弃拆票，1914到1917年的外运白银8170万关两都是它放弃责任的标志性事件。战后，面临日，美的竞争更是只取守势，只顾得自己的一亩三分，对于中国，只是以老盟主的身份玩弄平衡，借力打力，维持一个基本的贸易金融局面。一句话，一战后，以英国一家之力已经无以维持那个白银外汇的双循环。此后日本的参与对中国20年代的经济腾飞至关重要。由于日本的疯狂对华投资，造成了上海市场上的外汇充斥，一举将中国从一个贫汇国变成了外汇富裕的国家。外汇充足，上海银价必然高过国际银价，从而造成国外白银的流入。1918-1931，白银净流入为8.39亿关两。1932年1月的上海银行周报上列出了明细单。从1919-1931年上海共进口大条84.2万条。从20年开始，上海银底月均金额不断走高，20年是5043万规两，25年，9790万规两，30年1.89亿规两，20年代白银短缺的噩梦总算过去了。
大条，上海人叫法颇多，大条，先令条，红毛条，金山条。它是欧洲的制式银锭。欧洲金本位后白银没用了，大量银币收集起来铸成银锭。大概910规两一锭。在欧洲叫什么不知道，在上海就叫做“大条”。84.2万条，就是7.66亿规两，金额和海关纪录是大致一致的。大条进上海最早何时？不得而知。1900年汇丰的现金账户就已经分成银两，银元，熔铸，可见那时汇丰就有进口大条。大条大量进口应该在战后。1917年开始的上海银底清单上就有了银，洋，条三项。大条在中国是没有用的。中国的白银结算用宝银，白银支付用银元。所以大条最初是用作抵押物的。比如外国银行向钱庄拆票，就要向钱庄抵押大条。洋商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用大条结算。洋商在上海标金市场的仓位保证金用大条抵押。一战后作为结算和支付的宝银，大洋吃紧，大条才开始熔铸成中国货币。84.2万条里，大概39%变成了宝银，56%变成了大洋。就是说近7.2亿规两的白银变成了货币，用作内地各埠与上海间的金融流通。以后要是有人问起来，你们中国最多有过多少白银？你可以回答20亿两。只多不少。很多都还没统计进去呢。比如南方侨汇白银的流入，北方对俄贸易顺差的流入，俄人造中东铁路的时候据说输入了数千万两白银作为工钱发下去，否则招不到工人。大条的输入一举缓解了中国白银的紧张局面，为20年代的经济腾飞松了资金之绑。在庆幸白银流入的欢呼声中，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到这只是外汇多余的结果？而外汇并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这样的人当时根本没有几个。即使是今天，也不多见。
民国的所谓黄金十年，名实相符的就是1915-1925年。其实真正的经济大发展就是1917年到1921年，21年后也就是余热袅袅，到了1925年彻底冷却了。23年上海银底几乎翻空，着实惊吓了洋大人，23，24，25三年一共净流入了1.5亿关两白银。白银多了，市面偏偏萧条起来，上海这地方，市面萧条了白银才会多出来。26年开始白银又走上了漫漫下跌路，出口好做过进口，市面上外汇不紧张。26，27，28年的内外银价差额都是0。如此形势下，上海白银的存底迅速增加。在数量增加的同时，白银存量的结构上也出现了变化。
| 日期 | 银/洋底总额（万规两/万元） | 外国银行存底 | 比重 | 华商行庄存底 | 比重 |
| 1917.7.7 | 1969/1756 | 1633/1044 | 82.94%/59.45% | 336/712 | 17.06%/40.55% |
| 1924.7.5. | 3580/4880 | 2949/2186 | 82.38%/44.79% | 631/2694 | 17.63%/55.21% |
| 1925.3.21 | 6516/无数据 | 3814/无数据 | 58.53%/无 | 2702/无 | 41.47%/无 |
| 1931.7.30 | 6958/15091 | 3227/2420 | 46.3%/16% | 3731/12671 | 53.6%/ 83.9% |
这张表在1917年到1931年之间截取了四天的上海白银存底的数据，银两，银元分开来看。你可以看出银两外国银行占有率在1917年和1924年二个时间点上都是80%，二点成一线，可以看出1925年前上海白银中的银两的80%掌握在外国银行手中。但是银元的情况不同，银元占有率基本上华，洋五五开。因为银元主要是对准内地，用来做收购的，外国银行拿多了没用。到了1925年，不对了。银两也差不多五五开了。到了1931年，银两还是五五开，华商的权重略大点，银元80%掌握在华商手里。老话怎么说的？Money Talks.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是它暂时决定不了上层建筑，那它至少能决定意识形态，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民族主义顺势崛起了。
第二节：汇丰的出局和民族主义接盘-走向崩溃
中国民族意识对西风东渐的抵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是进入20世纪才开始的，而20世纪初正是中国向着近代化大跃进的时代。二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口岸贸易，租界殖民带来了中国城市社会面貌的巨大改观。对此洋人自然将之归功于他们的到来，公共租界每年的11月17日都要纪念南京条约，把它当作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每年都有大批中国人到场同洋人一起纪念。热情洋溢的讲话中指出了中国的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这些都不需要证明的，租界里随处可见。中国人能来参加纪念这事本身也说明了他们的认同，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南京条约的受益者。当此之时，似乎民族主义意识只会存在于无知无识的乡下人，或者老旧保守的老古董身上。这种假设完全错了。民族主义意识就在这批参加纪念的中国人身上，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在他们敦厚，朴实，奉迎的笑脸背后，外人永远也不会明白那里还隐藏着别的东西。那些东西即使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爆发出来，也会遗传给下一代，时间一到就会马上翻脸变出来。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同步发生的。所以哪里的人民民族情绪最强烈？你猜是北方。错，广东，上海。谁第一个想出抵制外货这招的？1905年的广东人，哪个阶层对抵制外货最起劲？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弟-学生。例子不胜枚举：
-五卅运动抵制洋货刚开始是抵制英货的，这很自然嘛，英国人开的枪嘛，怎么不几天就改成抵制日货了呢？那英货都是自己急需的，抵它作甚？日货都是竞争对手，不抵何待？
-“吾国受汇丰结算上之损失，达189万两之巨”，此言“仅就汇丰经理各债而言，余债尚未列入也”。此话谁说的？“反动买办走狗”陈光甫。他一边对政府建言反对外资银行，一边正接受着外资银行对他的巨大信任。
就是说进入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他觉得到了和洋人争权夺利的时候了。本来这也是正常的事。资本主义的原则是鼓励自由竞争的。但是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取得商业竞争的优势，代价巨大，它实际上扭转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这个可怕的后果当时谁都没想倒过。民族主义这把火你点起来了就扑不灭了。玩火者必自焚，中国的事情其实都是坏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把戏也是师从他的前任明清士大夫阶级的。正常的学术之争，意气之争，工作之争最后都要归结到政治斗争，要牵扯到皇上，让你家破人亡。等到大家都亡了，最后就轮到自己了。一代代都是这样的，从来不会改悔的。
[1]而且，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到底能不能取得商业竞争的优势？不要说长期的，就是短期的优势也达不到。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里有1930年代上海工商界抵制日货最后作茧自缚的精彩案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