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 弄堂
一
从地图上看，上海像一片叶子，如果街道是它的经纬，那么，弄堂可以算它的脉络，细微错综如蜂巢，四通八达像迷宫。会得抄近路的，可以从长宁区中山公园起，穿过像蛛网般的大小弄堂，途经静安寺和人民公园南京路到达外滩，省下三分之一的脚程。很多弄堂只有一伸手的宽度，你站在门口端了个碗，筷子可以伸到对面人家的饭桌上挟毛豆子萝卜干。吵相骂更便当了，人都不用出门，躺在床上打开窗就可以让对面邻居领教你的厉害。不过这也只能偶尔为之，毕竟有时邮差送挂号信上门，你不在家的话还要委托对门口宁波阿娘帮你敲图章。
大概也只有牙齿和舌头住得这么近了， 天天一早，你眼睛张开在门口刷牙，就看见对面新嫂嫂满头的卷发夹子，穿着散花睡衣裤趿了拖鞋，捧了只痰盂往后弄堂去倒马桶。暑天夜里，家家门户洞开，弄堂里的男人们赤了个膊，玉体横陈在藤椅板凳上，一条弄堂里有几根肋排骨数得清清清爽爽。对门阿娘去菜场会问要带点啥？间接提醒你昨天借去的一块生姜是要还的。天热傍晚弄堂里一张张饭桌摆出来，三分之二的空间就被占满了，你今朝夜里吃的是咸菜豆瓣酥还是红烧肉百页结，隔日连弄堂口老皮匠都晓得了。礼拜天大家都在同一只公用龙头下汰衣裳，对门口家主婆的内衣是纱布拼起来的，隔壁阿三娘的秋裤是工厂发的纱手套拆了再结出来的，都在众目睽睽下一览无遗。那家的猫偷吃了这家的小黄鱼，这家养的鸡跑到别人家屋里拉屎。家家的晾衣裳竹竿要搭在对面人家的屋檐下，不过做人要识相，千万注意裤衩不要对准了当门口触人家的霉头。省得被人一口浓痰吐到大门口，再搭配一句‘晦气’。
弄堂口老皮匠的安徽口音几十年不改，长了灰指甲的手已经像截老树根，天冷的时候清水鼻涕可以挂下来尺把长，随手一抹擦在自己的鞋帮上。过街楼里住的米店小姐三十年没嫁出去，成了米店阿婆还是白白胖胖，娇娇滴滴，一看到人家小毛头就眼睛发直，抱不够来亲不够，袋袋里摸来摸去摸半天，摸出一颗半溶的大白兔奶糖。阿三家的公公老得像粒敲瘪橄榄，日日捧了把缺嘴茶壶缩在门口藤椅上孵太阳。隔壁弄堂口有爿零点九平方米的烟纸店，每天开十六个钟头，每年开三百六十五天，卖香烟火柴肥皂草纸信封邮票外加咸桃板加应子盐金枣甜话梅云片糕开口笑。柜台后面的老板一年四季戴顶罗宋帽，像尊菩萨般地踞坐在针头线脑之间。老板娘跑进跑出一双木拖板，在蛋圪路上敲出一片绍兴戏板眼。一家六七口人就住在弄堂内某一间灶披间里，开饭时三四个萝卜头拖了鼻涕端了硕大的饭碗到处流浪，本领最大的可以一手端了碗同时另一手打弹子，吃饭娱乐两不误。再过去一间矮平房门口挂了块‘居民委员会’的牌子，六七个老太婆守了一部电话机，‘滴铃’一响之后就有个老太婆踮了小脚，走进某条弄堂扯开嗓子大喊三声：某人电话。某人电话。某人电话。被叫的人就连滚带爬地从狭狭的楼梯上滚下来，往老太手里塞上三分钱，一分钱叫一声，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小菜场就在后弄堂穿出去，蛋圪路上泥浆遍地，汤汤水水，一长溜摊档，红的是鸡鸭血白的是豆腐脑绿的是夜开花，闹闹猛猛，勾头缩脑的乡下人拎了只篮头鸡蛋调粮票，脚边草蒲包里不安份地动来动去是甲鱼黄鳝大闸蟹，小摊头上卖葱姜的老太婆一年比一年像只虾米，兼帮人家刮鱼鳞划黄鳝。笼子里的鸡鸭咯咯地叫不知死期将至，面孔上生了两块冻疮的营业员当场杀鸡拔毛，一只装满热水的大脚盆里腾起一股血腥气一股鸭屎味。隔壁肉摊头上高挂着的猪头嫣然微笑，抡大刀的是个戴眼镜的大学生，死活不肯去新疆只好在此曲就。再过去就闹猛哉；方圆十条弄堂有名的带鱼西施翘了兰花指头称带鱼，满脸委屈，梨花带雨，腥飘一方，不由得教人我见犹怜。大男人老男人小男人走过总要多看两眼，不入调的是带鱼西施的江北师傅，嘴唇皮上粘了半截香烟屁股，硬劲要手把手地教人家基本功。引得一圈闲人拎了篮头伸长头颈，看得来眼花缭乱，馋唾嗒嗒，心痒难熬。胆子大点的趁空子在人家手上也摸上一把，带鱼西施嘴巴里也是跑惯无轨电车的，哪肯吃亏，双脚跳起：老不死的，回去揩侬娘的油。也不知是骂闲人还是骂师傅，反正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脸上都讪讪的，身上骨头却像松过了，拎了菜篮子回家的脚头也轻了好几分。小菜场笃底是早点摊，油锅响，青烟冒，像一丈青似的胖大嫂大声吆喝：大饼油条豆腐浆油酥饼粢饭糕鲜肉包子豆沙馒头大小馄饨阳春面。困思懵懂的小姑娘拿了只钢精锅子买咸豆腐浆，一支筷子上再穿了两根油炸桧，脚步飘摇地回家去。正好环卫局的清洁车堵在弄堂口倒马桶，进退不得，差不多急得要哭出来了；豆腐浆倒要冷掉了，阿公要板面孔哉。
弄堂迷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石库门，二三十年代建造，大部分由青砖砌成，考究人家的门楣是用青石造的，两扇黑漆大门。分成前弄堂，后弄堂，前弄堂里黄包车可以拉进来，后弄堂却窄窄的一条，大概是用来跑火的。这种款式原来是设计为一家人居住，现在就说不得了。进门是个巴掌大的天井，风雅点的人家会养一缸金鱼，置几盘盆景，在角落里或许有一颗秋海棠，因少见阳光而显得瘦弱，但年年开花，花期不长，一阵风雨就凋落了，留下一地落英，几分惆怅。客堂面对天井，落地长窗，水磨石板铺地，这里原是一家人家的门面，家道再败落的话红木方桌和两把太师椅还是一定要的，哪怕是寄售商店淘来的，买回来用咖啡色的皮鞋油擦拭一遍。客人来了就可以坐在太师椅上奉茶，但米缸是放在方桌底下的，辰光到了主妇要蹲了身子量出米来淘米做夜饭，客人拎得清的就应该起身告辞了，不然主人就要来老一套的留客词‘小菜呒没饭吃饱’。前后厢房早就分租给人家，亭子间是租给一个单身汉，天天做梦也想讨家主婆，想得面黄肌瘦，三根筋挑着一个头，看到女人眼睛就一律呈提白式。后厢房里新婚夫妇刚刚生了小毛头，霸牢后天井的水龙头一日到夜洗尿布，洗好的万国旗一字排开晾在走廊里和灶披间里，滴下的水珠落在阿三家的味之素钵斗里。灶披间里原有一具大灶的，早已拆掉。现在是三四只煤球炉子分踞四方，早晨在后弄堂里生着了火再拎进来，烟熏火燎的煤球炉旁边照例有块案板，或者一张断了腿再用麻绳绑牢的桌子，底下堆放煤球煤饼，上置锅盆碗筷，菜刀砧板，油瓶盐钵，贴好各家的姓氏大名，楚河汉界国境分明。灶披间里照例下午四点钟开始闹猛，一只炉子上炖了一沙锅黄豆蹄膀，小毛头外婆在煎咸带鱼，宁波阿娘今朝夜里吃咸泡饭，黄芽菜肉丝烂糊三鲜，再挖两粒黄泥螺过过蛮乐胃。只可怜了那个亭子间单身汉，下班买回半斤切面，天天夜里是阳春面搭辣火酱，吃得来面孔上疙疙瘩瘩，青一块来黄一块。弄得外婆跟了阿娘感叹：作孽，没有个女人真正不像一份人家。
夜饭是端到自家房里吃的，一盏十五支光的昏黄电灯炮下，一家老小众头攒涌，碗筷盆盏齐响，咂舌吮吸声嘹亮。上海人家烧起菜来酱油好像是不要钞票的，一律浓油赤酱，红烧狮子头咸菜大汤黄鱼糖醋小排骨葱烤河鲫鱼油焖交白八宝什锦辣酱，看起来黑嚓嚓的都差不多，但吃进嘴里味道千差万别。男人面前摆只小号玻璃杯，一斤散装五加皮可以咪上一个礼拜。小赤佬坐上桌子才发觉他手没洗，两只乌龟脚爪乌赤墨黑，被揪了耳朵到水龙头下再去洗过。饭桌上阿娘嘀嘀嘟嘟告状，说小赤佬如何调皮不听话，学堂里厢打相打关夜学。男人日里被支部书记吃了一顿排头，一肚皮的冤枉气，正好来了只现成的出气筒，虎起面孔重重地放下酒杯，一记麻栗子敲过去，小赤佬平白挨了一记，两只眼睛眨巴了又眨巴却不敢哭，接着耳朵里响起一句暴喝：还想吃夜饭？吃侬娘个头。去马桶那里立壁角。阿娘看不过了出来做和事佬：天老爷也不打吃饭人，先让伊饭吃好，壁角等等再立。男人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姆妈，我管教小人侬不要插嘴，看伊拆天拆地，将来只有到新疆去的份。阿娘就不作声了，背后还是要嘀咕两句：终归癞痢头儿子自己好，哪有咒人充军去新疆的？
茶杯里的风波很快就过去了，吃过夜饭，阿娘汰碗，姆妈倒垃圾，小赤佬含了泡眼泪在撤清了的饭桌上做作业，刚刚挨过麻栗子却还是没有吃进教训，心不在焉一歇摸出粒麻砂弹子，一歇偷看几页小人书。男人和亭子间爷叔在客堂里下象棋，走一步要悔两步，侬讲我鸭屎臭我讲侬小儿科。无线电里在唱滑稽戏；不是‘七十二家房客’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煤球炉上在烧最后一壶热水，水开了后小赤佬们捉将过来，先揩面擦头颈再汰脚，一家大小汰完脚就上床。白天的喧闹安静下来了，偶尔听见房上野猫打架，哪家小毛头奶声奶气的啼哭，年轻的妈妈睡意朦胧地哼着儿歌哄他：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问侬讨只小花狗······
随后，一切归于寂静。
生活在这里是贴肉的，鲜活的，五味杂陈又散发着人间气息的。要说弄堂生活只是如此市俗，噪杂无序，也不尽然，上海是个最叫人吃不准的地方。上海人像根弹性十足的橡皮筋，可松可紧，能上能下，可以伴了西皮二黄跳华尔兹，穿了笔挺西装配瓜皮小帽。可以早上吃泡饭伴奶油蛋糕，下午喝咖啡配生煎馒头，可以清一色可以混一色也可以十三不搭。上海人有这个本领；俗气起来俗气得可以，高雅起来也高雅得像煞有介事，浑然天成，层次丰富，色彩鲜明。
阿哥，再带你到上只角去看看。
下只角弄堂集中在南市，闸北，和杨浦一带，上只角弄堂在沪西一带原来的法租界，坐落在树木扶疏的林荫道上，曲径通幽，安静闲适，款式有英国都铎式西班牙式维也纳式地中海式，整条弄堂也只有七八幢独立洋房，每幢都隔开令人尊敬的距离。弄堂口有大铁门，看门人住在某幢房子的汽车间里，负责维护打扫和盘查进出人等。每幢房子都有花园，铺有草坪，种了月季和蔷薇，篱笆是细细的竹竿编成，隔开路人窥探的眼光。房子是钢骨水泥，有宽大的阳台和落地窗。房子里配有钢窗煤气卫生设备，水曲柳地板是每两个月打次蜡，由住在汽车间阁楼上的佣人负责。
住在这种房子里的人总归有点身家，不是资方代理人就是吃定租定息的，或者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有亲眷从香港寄猪油罐头来的。不是大学里的教授就是坐写字楼，受过良好教育的，早年从圣约翰震旦沪光交大复旦毕业的，再推板的话一张野鸡大厦大学的文凭总要有的。从这种弄堂里出来的男人注重仪表，出门必定是衣装整齐，行头讲究的。春秋天是培罗门的新式夹克两用衫，裤脚线毕挺是可以用来切大头菜的，冷天是华达呢冬装，外套粗呢大衣，夏天是也不会赤了膊摇把蒲扇坐在后门口的。一只头呢，是必定要到南京理发店剃的，那儿花露水是尽洒不动气，不需另外收费的。皮鞋是英国式三接头，像电影里厢卓别林穿的，虽然有了年份还是擦拭得光可鉴人。对随身物事的品牌是大有讲究的，有空喜欢跑跑寄售商店，代步的脚踏车是蓝翎牌的，口袋里插的是派克钢笔，手表最好是罗莱克斯或者欧米加，再起码也要有只菊花牌。住在这种弄堂的女人大都是不工作的，互相称呼不是某师母就是某太太的，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也是要别苗头的；她的皮鞋是中百一店买的我的是蓝棠定做的，她的头发是在转弯角上理发店吹出来的，而我是非白玫瑰美容院不进去的。还有，现在啥人再带像伊那种九九金的戒指？像个宁波乡下刚刚跑出来的。我手上这只白金戒指价钱至少是她的三倍，但是不显得弹眼落睛，不会给人当个暴发户，家教如此没有办法的。这种花园洋房弄堂里跑出来的小孩子大都是乖巧文静的，细皮嫩肉衣衫整洁，虽然功课不错，但碰到烟纸店的那种野蛮小鬼，男小囡打起相打来总归吃瘪的。女小囡在学堂里免不了要被叫成小妖精的，只怪做爷娘的太当宝贝了，给她烫了头发穿了布吉拉，下了课是要去学钢琴跳芭蕾的。吃过夜饭弄堂里就响起车尔尼二九九练指法一片，叮叮咚咚，彼起此伏，夹杂了某个男小囡杀鸡般的小提琴声。大人们在会客间里接待朋友，叉叉麻将，打打桥牌，啜饮立普顿红茶，互相称呼英文名字过过瘾头；叫鸡，屁得，妈里，谈论一下老大房的鲜肉月饼没有以前好了，红房子的烙蜗牛从菜单上消失了，哪爿寄售商店有只莱卡照相机，要不要去吃下来？或者兴致来了，把正在拉小提琴的男小囡从从吃饭间里叫过来，给大家表演一段新练的小夜曲，照例先是扭扭捏捏，照例男人板起面孔，照例拉得慌腔走板，照例听得大家肚肠发痒，照例如释重负地鼓掌，照例男人女人满脸得色地谦虚一番。
生活真是美好，住在花园洋房弄堂里的生活尤其美好，像加了糖精片的仑乔糕，像放了桂花糖的赤豆汤，像正宗的凯司令奶油蛋糕，像杏花楼过期的猪油百果月饼。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童话般的日脚不会天长日久地过下去。
然而，在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结束了。
差不多每家人家都被贴了大字报，原来乌龟都是和王八住一起的，这个是国民党特务，那个是漏网的地主分子，这家的女人以前是交际花，那家的女人是资产阶级少奶奶。来抄四旧的敲锣打鼓弄得跟过年一样闹猛，书画琴谱堆在弄堂中央，整堂的红木家具被劈了生火，那可比煤球耐烧得多了，烘起山芋来保证是白皮糖心的，一弄堂烈火熊熊黑烟滚滚。精心着了颜色的结婚照被撕碎了扔在垃圾桶里，珍藏的维也纳乐队唱片被人从三楼掼下来，像一只只黑色的乌鸦飞过弄堂上空，斯坦维钢琴被搬到弄堂口任凭风吹雨淋。家家战战兢兢，人人苦胆吓破。女人早上出门，夜里被剃个阴阳头回来。男人进出弄堂不敢抬头，走路保持九十度姿势，直到碰了鼻头再转弯。上吊的有跳楼的有吃安眠药的有投黄浦江的也有。男小囡去买酱油时被隔壁弄堂的野蛮小鬼堵在马路上吃耳光，女小囡赤了脚从学堂里回来，哭诉同学硬劲讲伊穿的是尖头皮鞋。造反了，乾坤颠倒了，原来住在汽车间里的，对面棚户区的，门锁一撬就大大咧咧地搬进来了，没人敢置一词，周围亲戚朋友被扫地出门不止一家二家。从此‘这块拉块’的江北口音在会客室吃饭间里讲起来了，木拖板的的笃笃地在打蜡地板上响起来了，蹲坑蹲到抽水马桶上了，楼梯过道里的灯泡没有了，各式各样的杂物堆在房门口了，花园荒芜了。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再过一阵，男人关进牛棚去了，男小囡被动员上山下乡去了。只剩下女人和小姑娘，像两只老鼠般地悄无声息地缩在一偶，不晓得这场马戏还有啥个戏法再会变出来。
如果没有沧桑还叫啥历史？住在花园洋房弄堂里的人们知道了某个大人物再打个喷嚏就可以把他们连根拔起，所以看得开了。古话还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动荡中能保全性命，有口粗茶淡饭吃，在上海的上只角还能保有一间房，已经是万幸了。奶油蛋糕的日子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咸菜泡饭的日子还是得一天天地过下去。女人放下身段到里弄生产组糊纸盒绕线圈，赚六角三分一天的工钿，下班去菜场里买两条猫鱼回来养活自己和女儿。女小囡赖在家里不肯去插队落户，书没读了，运动也没份参加，唯一能做的是躲在家里练琴，希望有一天额角头高进被文工团招了去，狠了命一天练八个小时。当然不能大声，钢琴里面的钢板蒙了毯子，外面再用棉花胎包起来。在那段时期，数理化的学习和研究停滞了，却阴差阳错地出了很多野路子人才，阿狗阿猫一窝蜂地都学起小提琴和钢琴来，学画的人也不少，开始时是临摹伟大领袖像和粗胳膊工农兵的宣传画，很快就不满足了，最先在地下流行传看的画册是俄国巡回展览派的列宾和苏里柯夫，临摹希施金和列维坦的风景画，画册大概是从抄家物资的仓库里夹带出来的，或是从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偷出来的。一本苏联的艺术杂志‘星火’能用黑市价二元人民币买到，而二元钱是一家人一礼拜的菜金，三四个人可以在老正兴饭店吃一顿响油鳝糊，或在工厂的食堂能吃上十几块大排骨。物以类聚，方圆几个街区画画的人互相认识了，一起背了画夹到郊外写生，在苏州河上画船民的肖像，骑了脚踏车穿过整个城市去朋友家看一本珍藏的画册，在荒芜的花园里自己动手翻铸石膏像，半夜里去曹家渡吃生煎馒头。或者，有谁搞来一张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唱片，被严格筛选过的，或受到特殊邀请的朋友乘黑夜摸进门，拉紧窗帘，连门缝都用棉被堵住，像从事地下活动般的。在一只小支光的电灯泡下，一屋子的年轻人屏气敛息地听着激越又缠绵的音乐，随时可能有警惕性高的邻居去报告居委会，随时可能有工人纠察队破门而入，随时可能被派出所抓去按上个‘开地下黄色音乐会’，这个不大不小的罪名足够把人送去劳教几年，如果碰上严打，坐牢或送掉性命也是可能的。
男小囡原来在皖北凤阳插队，吃不饱饭受不了寂寞逃回上海，屋里只剩一间房，再也放不下一张床，只好夜里在地上打地铺，白天再把被褥卷起来放在床底下。平时发疯似的拉小提琴，坐上饭桌时胃口好得惊人，一块榨菜两条酱瓜可以吞下两大碗白饭。那时一切米面油糖副食都凭票供应，老鼠都没有隔夜食，而上山下乡的人户口迁了出去是没有份的，家里很快地吃不消了，住在花园洋房里的家庭开始为一粥一饭开始鸡狗不宁，虽然还没下逐客令，但那意思也差不多了。直到有一天男小囡和小提琴一起失踪，大家以为他回皖北乡下去了也没在意。过了几个月，他突然被公安局递押回来，剃了个光头，送交居委会严加看管。原来他并没回皖北，而去了深圳边境，在偷越国境时被抓住，坐了几个月牢再被送回来。从此每天清早看到他拿了把大扫帚扫弄堂，脸朝地下不看人。再仔细观察的话，在剃光脑袋上长出的薄薄一层头发茬子，同时还有青色的胡子渣，眼睛里的神色是又无奈又倔强。有时夜深人静，在隔壁小学操场上响起小提琴乐曲，琴声呜咽幽怨，如泣如诉，听得人心酸。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说：隔壁操场上有一只鬼在哭。
过一阵，这只‘鬼’又失踪了，弄堂里传说他再一次走上偷渡之途，没有被送回来在某种意义上给人一个想象的空间。家人对一切探询都守口如瓶，派出所上门几次也不了了之。那时运动已近晚期，人们看了太多的昨是今非，心态都有点疲倦，这么一桩叛国投敌的案子竟然放过去了。直到几年后运动结束，有人去香港探亲回来，言之凿凿地说看到过他，在九龙城大埔道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卖咸黄鱼，娶了个面孔像鞋底板似的广东娘子，养了两个拖鼻涕的儿子， 小提琴？是碰也不碰的了。
哦，是吗？阿弥陀佛。
二
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是一条宽阔的河床，承载着我们几代人点点滴滴的回忆，如果说历史能够浓缩，那么上海的弄堂就是一百年历史浓缩的标本，如果说要寻找上海沧桑变迁的地标性的建筑群，那么，唯一的答案是；弄堂。
在某条弄堂里，我们看到一个瘦弱的少年刚从宁波乡下出来学生意，三年萝卜干饭期间，头顶芯上还吃了不少麻栗子，生意经就此吃出来了，随后几十年间在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船运王国。我们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板刷头加上板刷胡子，牵了娇儿的手走出弄堂去买糖果，然后再顺路拐进内山书店，拿起一本登有他和新左派吵相骂的杂志。我们看到蓝女士和唐先生在弄堂里的亭子间轧姘头再同居，再吵再闹再自杀再登报脱离关系，那段心路历程在三十年后间接地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一场浩劫。我们也看到一个青年女子，身材颖长，衣着奇特，提了草编篮子从梅龙镇弄堂里走出来去上菜市场，她一路经过看到的沿街人物被记录在一本名为‘色 戒’的小说中，过了七十年后再由一对叫汤唯和梁朝伟的演员来拍成电影，乖乖隆的隆，观众看得来舌头伸出缩不回去。我们听到隔壁弄堂里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和他夫人一起自杀，为的是他出国演出而拒绝归来的儿子。在某幢花园洋房的汽车间里，一个花样年华的女钢琴家和全家开煤气共赴黄泉，一颗新星还未升起就陨落。我们也曾经穿着开裆裤被人抱了走出弄堂去看国庆大游行，爬上房脊去看放焰火。我们屁股翘得半天高趴在弄堂肮脏的地上打弹子，为了赢几张脏兮兮的香烟牌子。我们上的是设在某条弄堂里的民办小学，那条弄堂里桑树上的桑椹还没熟就被我们采光。我们在窄窄的弄堂里踢‘国际足球比赛’，我们也曾经穿了黄军裤走进一条条弄堂去贴大字报，抄家劫舍，我们在弄堂里昏暗的路灯下读‘老三篇’和‘约翰。克里斯多夫’，我们在后弄堂里扶着墙壁学骑脚踏车，我们也啸聚在弄堂口向女小囡吹口哨，和别的野蛮小鬼们拉场子打群架。我们第一次抽烟和接吻都是在夜深人静的过街楼下，我们为了一间腰都直不起的三层阁跑了一千次房管局求爷爷告奶奶。我们在六个平方米的亭子间里结婚，在天井里用麻袋布绷沙发，借了人家客堂间办喜酒，灶头间里四只炉子同时炒菜。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某条弄堂的后厢房里······
一切似曾相识，一切似远还近。
但是，河床渐渐地崩塌，弄堂渐渐地式微，我们的记忆将无所依附。
建筑像女人一样，会根据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像打开一本老相册，从梳牛角辨的小女孩成长为豆蔻年华的少女，面对动荡的人生却风韵十足。再一页翻过去是含辛茹苦的家庭主妇，你看到疲累的鱼尾纹开始爬上曾经娇艳的容颜。时光荏苒，你想不到的是；女人并未老去，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变得更从容澹定，丰富内蕴。正如杜拉斯所说；和年轻时相比，我更喜欢现在的面貌。
建筑是文化的脊梁，正因为希腊留存了阿波罗神庙和巴底农神庙，我们才得以一窥当年荷马史诗演出的舞台。古埃及的文化全部浓缩在金字塔石壁上的象形文字中。 柬埔寨，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几千个佛陀和饱经战乱的老百姓一起挤在吴哥窟的石窑里。两千年的长城是太空中仅能辨识的人类活动痕迹。建筑的语言是直观的，隐性的，大音希声的，负载着一代代文化标志穿越时空。
建筑又是用石头书写的语言，深镂在城市这本大书上，像黑体字排列出巨大的标题。世界上著名的城市，无不以它特有的建筑风格为荣，在罗马可以看到上千年的街区房舍依然有人居住其中，巴黎百分之四十的公寓建造于巴尔扎克时代，旧金山那些百年老屋里换个水龙头都需要市政委批审，确定你会保持一致的风格。在东京繁华之地六本木，现代玻璃钢骨建筑后面的青石板小巷保留了木墙纸窗的茅草顶房舍，古朴洁净，和现代的城市浑然天成。
如果历史没有实物来观照，那么历史的说服力就会被削弱。如果文化很容易地被置换代替，那么只能说明这文化的根基不深。如果成长的记忆很快地被抹去，那么，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自己否定了自己，记忆原是有选择性地存留的。
在我们的人生记忆中，历史总以人们始料不及的姿势转向，风尚，文学，艺术，影视，由于本身的质材轻薄，只能随风而逝。唯有建筑，以磐石般地沉默，也以磐石般地耐性，记录了年月冲刷的痕迹。正所谓‘水上浮花，水底磐石’。
上海人却发扬了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把这块磐石搬掉了。
当年北京还有个梁思成奔走，虽然没有保存下来多少，至少抗争过了，呼喊过了。上海人，却是万众一心地向往那种鸟笼式的高层楼房，心心念念地和那只拎了多年的马桶告别。钉子户倒也是有的，只是为了和开发商谈不拢，一哭两吵三上吊，一旦称心的房型户型到手，好像一记摸进‘发财’，马上掼出‘白板’，心花怒放啊。谈论起装修来眉色飞舞；猪头买回来当然要拔了毛才下锅的，复式立式开放式巴洛克宫廷式田园风光式明清复古式阿里巴巴洞窟式黄金海岸式。。。。。。可惜地方有限，弄到最后螺蛳壳里的道场做出来都差不多。上海和北京一样，像香港选美小姐般的化妆化得千篇一律，失去了自己最有代表性的外观。
这是时代的悲哀，历史让位于经济，品味让位于实用，个人选择让位于市场机制，多样性让位于独此一家。上海人天生犬儒，只会耸耸肩膀，眼睛斜白：大佬侬倒说说有啥办法？是的，没啥办法，个人是渺小的，随大流是明智的，记忆是可有可无的，而卫生间的马桶安装在哪个方位是极其重要的。
站在被推倒街区弄堂的残恒断壁之中，遥望新式小区阳台上挂出来的长筒丝袜和三角裤衩那片风景，心中真是五味杂陈；好比我们嘲笑以前人喜欢吃糖水罐头而舍弃新鲜水果，好比我们嘲笑乡下人用家传的宋代磁器来换缝纫机脚踏车，好比我们嘲笑隔壁的戆大阿三把婴儿和洗澡水一齐倒掉了。上海人自己，将来又会不会被子孙后代嘲笑呢？我看难说。也许上海需要香港人来建造一个假古董式的‘新天地’，提醒我们曾经拥有丰富的层次和色彩？也许有一天上海仅存的几条弄堂变得像周庄一样，要排队付门票参观？也许自诩精明的上海人也染上这个消费时代的通病；快速地建造，快速地消费，快速地扔弃？也许劣币总是驱逐良币，也许就像九斤老太说的一代比一代没格调？
唉，算了吧，说多了又有什么用？口干舌燥，人家乔迁新喜，个个弹冠相庆，你不识相地啰哩啰嗦，上海人别转屁股睬也不会睬侬：赤那，这个老兄拎不清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