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是一个反台独的故事。我第一次吃鲍鱼，是和持台独观点的朋友，第二次吃鲍鱼，还是和搞台独的朋友。
大陆出来的，反台独，天经地义。当然，不要追求百分之百的人都反对！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大家自小被教育的。
而我作为一个儿时受苦受难的乡下孩子、后来的工科生，除此之外，对台湾还有什么特殊情感在里面？
台湾有个老蒋时代当过“行政副院长”、“驻日大使”的张某人I，他在南开中学与共和国总理同窗时的学费是俺的太外祖父家出的。
台湾有个老蒋时代当过“考试院院长”的莫某人，他当年作为中国政府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和苏联政府谈判“中东路问题”时，俺的太祖父是他的两个技术随员之一。
台湾有个小蒋时代当过台糖董事长、“经济部副部长”的张某人II（他夫人是吴莉莉、吴光伟），他是我爷爷的“过房妈”的外甥。
台湾有个驻南美最大城市的“总领事”是我爷爷的同父异母弟。
所以，在1970～1979年，我们家人在饿着肚子的晚上的聊天内容时不常就转到“突然有那么一天，叔他开着飞机就回来了”，这一般出自我爸爸、我二叔或我老叔之口。
在1970年代的大队部里，每当邮递员送来报纸，眼巴巴等着“大人”们看完报纸再看的有两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一个老汉奸。往往是老汉奸和我抢着看《参考消息》。老汉奸的故事请见我的博文《故事15，堂爷爷家的悲喜剧》。
参考消息上面有很多国外消息，也有港台消息。
“秉先总统蒋公之遗志，肩负光复大陆之伟任”，这是蒋经国就任“总统”时，参考消息摘过来的话。
蒋毛二公已逝，大陆也改开了，两岸应该向一起走吧？！我出国前是这样认为或者是这样期盼的。
出国以后才发现，感情两码事！
我的台湾朋友有一堆，除了一家是外省人、其他都是本省人；除了一家是独台，其他都是台独。
十多年的一个冬季周末下午，我陪家里领导去买菜，出来装车时不知为什么我讲话声音高了点，旁边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先生插话道“那么漂亮的太太，你对她讲话怎么不会客气一点，山东人吧？”
我只好收敛态度，答道“不远，是河北人。您是？”。
老先生说“我也是河北人”。
“我是河北唐山xx县人”。
“我们也是河北唐山xx县人”，旁边一个保养、修饰很好的老太太急口接道。
“哈哈，我们是老乡”。
后来我们成为朋友，而且我们一家几口人去过他家吃过过年的水饺。
夫妇俩1949年随父母去台湾，以后到美国留学，退休前都是联合国的雇员，可是他们用的语言是“大陆沦陷前”怎么怎么的。
他们是反对台湾和大陆在大陆民主之前统一的，是外省人，是独台分子。
1990年，我也背井离乡，来到欧洲一昨日黄花的老大帝国留学。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东方人很有限，所以大陆人、台湾人、港澳人、韩国人、日本人居然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
那个日本人是扎针灸的理疗师，发财大大的；韩国人开着唯一的韩国餐馆。
这个咪咪眼罗圈腿的日本人自从一见过我就为日本侵略过中国而鞠躬赔罪。我的曾祖父、我祖父的亲妹妹一家三口，都是死于1937、1938年，死于日本侵华战争，不是在乡下，是在武汉和北平。我对日本人的那个恨是不可抑制的。可是人家都赔罪了（用的sorry），我也就放下仇和恨了。互相之间的吃吃喝喝不下十次的。我也了解到了二战后日本人的贫穷。他也了解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日本和德国却不是。
至于韩国人，主要是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我读书的哪个大学读书。这么说吧，一直到现在，只要是有好的事情需要庆祝，我一般是去韩国餐馆吃冷面。
至于第一个认识的台湾人，那是吵着架的朋友。这个朋友是文科生，具体说，是研究历史和地理的。
临近过春节了，这个台湾朋友约我去几百公里之外爬雪山，在车上聊天，当然是透着台湾人的自豪啦，咱坐人家的车，就不要硬顶地吵架吧。
到了山顶，他突然扬臂高呼“台湾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我终于忍无可忍，我说“你拉倒吧，中华民国万碎还差不多”。
在山说山，他说“我们台湾海边的山都有1700米高，你们中国有吗”。我说“你台湾那个山离海有20公里。大陆离海20公里的山只有1100米高，可是离海80公里的山就有2700米高了”。
他说：“台湾离海80公里远的山有近4000米高”。
我说：“夏威夷离海30公里远的山4200米高，印度尼西亚一个岛的最高峰还5000米哪，佛得角一个几百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的山还2800米高呢”。
他说：“那不是中国”。
我说：“就不算珠穆朗玛峰，中国海边的最高峰也有4000来米高”。
他说：“那里？”
我说：“台湾玉山”。
他说：“那是在台湾”。
我说：“对呀，中国东部的最高峰就是在台湾省”。
这个台湾朋友，研究明史、研究西方殖民史，仗着自己古文底子比我们这些除了毛主席诗词之外就学过锄禾日当午和白日依山尽两首诗的大陆文革时期上学的留学生好，就经常取笑我们，但是说话有着闽南人的特点。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说“算了吧，你不就是整天研究明朝豹房那些事儿？”。
91年过春节，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包饺子。这个台湾哥们当然要过来吃。
包饺子时，他又来劲，说大陆没文化、不敬鬼神，连对联都不会写。其他几个大陆留学生和他逗着嘴。
我想了想说，“老z，我出一副上联，你对下联”
台湾老z，“你出上联吧”。
我，“上联是，孝悌忠信。你对下联”。
老z想了想，“这有好多下联，你还是把下联说出来吧”。
我“下联是，礼义廉信”。
老z，“这叫什么对联？上下联一共八个字，里面有俩个字重复”。
我，“你还是赶紧把横批想出来吧”。
老z，“你还是自己说出来吧”。
我，“增信无耻”。
老z怒，“你怎么骂人？”。
我，“我这是横批”。
老z，“。。。。，算你有才”。
大家哈哈大笑。因为清华大学那个访问学者就是直呼老z的名字为“增信”。
中华民族传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的上联“孝悌忠信”好理解，可是下联“礼义廉信”，是咋回事儿？这横批说的明白，增信无耻。就是啊，增加了一个“信”字，缺少了一个“耻”字，岂不是增信无耻。
巧的是，这个台湾朋友的名字就是“z增信”。他当然把“增信无耻”认为是我在骂他了。
无巧不成联啊！
所以，当时在场的大陆留学生听过以后哈哈大笑。
后来接触的台独分子，让我感觉他们就是无耻之徒。
又过了好几年，大约是1992或93年，台湾民进党在立法院选举中取得阶段性胜利，这哥们欣喜若狂，一次在大学食堂遇见我就说国民党要玩完，直言蒋经国当年就是被民进党气死了。
鉴于我已经和好几家台独分子做朋友的所见所闻，我和他边吃边聊。我说我讲四句话请你记住：“一、50年以内中国GDP肯定超过美国；二、但是中国人均GDP还是超不过巴西；三、50年之内中国大陆和台湾肯定统一；四、大陆和台湾的统一肯定是武力统一”。
所以，他说不可能。
那时候，还没有两国论、还没有台海危机。
转眼到了96年，两个人一起喝红酒，吃着咸肉就甜瓜（一块切好的甜瓜上面放一片咸肉）。老z说，“你说的还真有可能”。
又20多年过去了，我当年说的那四句话的准确性如何？我看，就可能第二句预料的不准。
这个台独朋友，现在在台湾一个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当副教授。他送给我的两本书，我一直保留着，一本是关于欧洲国家在东方殖民史的，一本是钱穆先生写的《史学导言》，钱宾四先生在1970年代对苏、美、中的国运预测真准！
我在欧洲时还认识一家台独朋友，这夫妇俩都是客家人。这个丈夫是一个国画家，每天的工作就是作画，然后寄回台湾委托画廊去卖，太太当然是家庭妇女啦。
这对夫妇的特点就是节俭，好像台湾闽南人也是这样认为客家人。他们到菜市场买菜，肯定是买最便宜的蔬菜，买上午快收摊了的沙丁鱼，否则那些沙丁鱼就要扔给海鸥吃了。
但是他们对我们很好，让我们和他们分享从台湾寄过来的鱿鱼干、海带等。当然了，他们也喜欢我们的水饺，一个小时就能吃上的水饺。
很熟了以后，画家和我说，他在比利时时处过一个大陆女孩子，说人家图他的钱。了解多了，我也忍不住挖苦他，“你就想靠给买个汉堡包，就想让上海女孩子嫁给你，做梦去吧！”。
这位画家就爱和大陆朋友辩论六四天安门广场死了多少人的事情。有一天饭桌上他和一个上海人又开始辩论，我忍不住说，“你一个画国画的，怎么跟画油画似的了？”“死600个人和死1000人，除了对死者亲属，真的有那么大区别？”。
1996年，两家人到号称大西洋花园的马德拉群岛去度假，当然了，画家可以写生。
在这个主岛上，我们吃了一种很贵、但是经过当地厨师烤过以后和胶皮一样硬的东西，那就是鲍鱼。这是我第一次吃鲍鱼，下一次是10年后在祖国大陆。
一次在海边游泳，台湾画家太太忍不住地用台湾国语说，“这么大的海鸥，捉住用泥包起来用火烤着吃，多解馋哪！”。
我笑眼盯着他们俩说，“就凭你们这个馋劲儿，跟大陆人没有任何区别，还独立个屁？”。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