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以关押、押送到京上访者为主业，目前已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立案侦查，安元鼎董事长和总经理被刑拘。
相对于我神州大地每天都在发生的离奇事件，这个案件并不特殊，特殊的是此案件当事方安元鼎与各地方政府复杂暧昧的关系。据报道，“警方在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上的安元鼎接待中心总部查到了该公司与各地方政府签订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根据“委托书”和“服务合同”，安元鼎与各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形成了雇佣关系。
雇佣关系是什么关系呢？雇佣关系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雇佣者意图是决定性的因素，被雇佣者所有特定的行为都只是雇佣者意志的延伸。安元鼎公司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各地政府”意图的延伸，他们所犯罪行不过是对合约义务的一种履行。
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案件的主体发生了改变。
其他殴打上访人员、“黑监狱”非法关押以及强行遣返之类都是这种合约的结果，“各地政府”理应成为本案的主犯，侦查方向应当迅疾调整到犯罪主体“各地政府”方面去。
我们也没有看到侦查方向“各地政府”延伸，没有看到“各地政府”有什么人被拘留或者逮捕，更没有看到检察机关介入，准备起诉作为犯罪主体的“各地政府”。所以，直至今天，神奇的事件也就继续神奇。
据说我们伟大祖国正意气风发地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各个地方政府正在为建设小康社会呕心沥血地工作，赴京上访人员怎么还是层出不穷呢？“各地政府”怎么就会雇佣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来对付柔弱得不能再柔弱的访民呢？
安元鼎之类的所谓保安公司，它与统治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是一支直接从统治机构获得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的带有准政府机构性质的非法组织；其次，他们施虐的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人群（例如因为露富而遭抢劫的人、因为走夜路被强奸的妇女），而是被不正常政治进程挤压到访民道路上的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安元鼎之类的非法组织用暴力手段所作的“截访”，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这个政治目标就是：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大有爆炸之势的今天，以暴力手段阻断访民的政治诉求，干净彻底地褫夺访民的公民权利，以达到所谓的“社会和谐”。
一个普通的犯罪组织需要这样的政治目标吗？显然不需要。你很难想象一个趁夜色在小树林里强奸妇女的罪犯是为了褫夺这个妇女上访的诉求，更难以认定这个流氓心里怀揣着崇高的为了社会和谐的目标。需要这种政治目标的不会是一般意义上的刑事犯罪分子，只能是某种政治力量，“各地政府” 。
“各地政府”为什么会从“社会稳定和谐”中得到好处呢？
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
“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
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
正是因为“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 ，所以才发生了“各地政府”与安元鼎保安公司“签订《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的事情。“各地政府”与安元鼎形成的雇佣关系在经济意义上体现为：“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200元伙食费”，没被遣送回原籍一个人，当地政府即给安元鼎支付3万元，这些来往钱款“绝大多数不通过公司账目，而是直接走现金，账目不明晰”。 2007年全年营业收入仅为861.93万元，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即变为2100.42万元，其业务范围甚至延伸到上海、成都等地。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安元鼎保安公司也就应运而生，获得治外法权，可以随意从事绑架、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这意味着“各地政府”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安元鼎保安公司形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安元鼎有了准权力组织的神圣油彩。
该公司经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批准，拥有3000余名保安，是所谓“特许保安经营企业”。
安元鼎是一个21世纪中国不正常政治过程中的一个丑陋怪胎，是国家政权雇佣和鼓励、支持、纵容的非法特务情报组织。
权力者和有关机构正在竭力回避和否认这一点。
英国每日电讯报道：一位中国警察的头目说在一个仅有40万人的偏远郊县就有 12000“线人”来维稳，一位管理者承认中国确实存在一个巨大规模的监控网络。56岁的刘兴臣是内蒙古开鲁县的县长助理，他说他有一个巨大的线人网络可以对人群中的任何异议和反抗都保持“高度敏感”。 在新华社对刘兴臣的访问中，刘先生解释了他所在的县是如何“快速准确第发掘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每一位警察或协警，都必须在他所管辖的社区、村庄、工作单位或是别的地方培养至少20位线人，负责刑侦、经侦、国安部门、公共安全信息监管单位以及其他部门，每人都要发展至少5个眼线，全县的线人加起来超过10000名。”有专家称，在中国诸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或西藏、新疆之类不安稳地区，特务数量还要多。从开鲁县的特务人数可以推测出中国全国至少有3900万线人，占到了总人口的3%。据说前东德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占民众人口2.5%的人是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的线人，这意味着我们的线人总数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前东德。
我们坚如磐石的祖国怎么就会变得如此虚弱呢？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怎么就会变得如此刁钻，到处都需要警察和特务来防范呢？这里边有哪些耐人寻味的东西呢？
假设你就是被秘密警察建立秘密档案的人，假设你也曾被一种黑暗力量跟踪，它了解你的全部弱点，它甚至了解你在床上干的事情，它随时都可以像野兽一样扑上来把你撕碎……你难道不感到恐惧吗？
恐惧，这是不合理政治导致的政治恐惧，这是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造成的恐惧，它深入骨髓，破碎我们的心灵，它让我们失去人的本相，成为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孤魂野鬼，我们就在它所制造的荒原中孤独地徘徊，在这个冰冷黑暗，到处都是坎坷到处都是悬崖到处都是陷阱的荒原上，你得不到任何援助，你绝对虚弱，绝对孤独，绝对恐惧……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秘密警察一旦成为被国家权力鼓励和怂恿的政治势力，一定会成为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巨大威胁——被威胁的不仅仅是你，所有政治家、思想家、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甚至包括秘密警察、特务、线人本身，也都是被威胁者。
稳定不是靠所谓“维稳”就能够维护出来的，它必须来源于人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和支持，来源于每一天所过的生活是否觉得安全，来源于灵魂深处是否隐藏着对权力的恐惧，来源于心灵间是否因为巨大的社会不公而升腾着愤怒。
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权力黑化为与人民对峙的力量，如果权力不再倚仗人民的支持，而是倚仗恐怖组织的恐怖手段，这个国家一定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凡是倚仗秘密警察和非法的社会力量压制社会的国家，都是短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