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一觉醒来，突然微薄的成都网友传来这样的消息：
成都市气象局发布成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雾霾警报，这是最高警报，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将遭遇成都2000多年历史上最严重的雾霾，AQI将超过700局部可能超过800的肺癌临界值。
希望不是真的！
尘都，拿什么来拯救你，你比奔跑的“茶叶蛋”，穿越高铁还要快，直奔“卡桑德拉大桥”
我们都在等待 第一批死在北京的人
李尚龙
十多年前，我听说了遥远的一个亲戚得了癌症，我问父亲：什么是癌症？父亲说，癌症是一种绝症，无解，只能等死。然后又有些庆幸的说，好在这个病在我们国家得的人很少。
这句话在当时是对的，可是，放到今天，谁敢说自己身边没几个得癌症的朋友和亲戚？
今天，北京再一次雾霾了，原来是在天安门看不到毛爷爷，现在拿出一百块钱放在面前都快看不到毛爷爷了。我以为只有在北京是西天取经，后来发现周围的城市都多多少少的被污染了。我们在北京天天等风来，期待风把雾霾挂到别的城市去，可是这两天风没来，单双号限行来了，昨天大家调侃：限了我们双号，雾霾依旧，说明都是单号车的问题。今天该单号车说了。等都限了，就该限制人放屁了。
我不敢想象自己的孩子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据说北京的几家儿童医院已经爆满了，孩子们止不住的咳嗽，大人们止不住的眼泪。我一点不觉得好奇，我从08年来北京，直到今天，我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咳嗽，有时候咳到流眼泪，可是我为什么不抱怨呢？原因很简单，你看看柴静，原来她能写《看见》，现在她人都看不见了。
马云说他其实挺喜欢雾霾的，因为特权阶层有自己特供的食物，有自己的特供的牛奶和水，可是他们不能有自己特供的空气。
虽然这么说，可是我还是好奇，既然他们没有，为什么这雾霾还是越治理越糟糕。为什么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理方式？为什么所有治理的方案都在让这个城市的空气越来越糟糕？河北附近的大量工厂已经关门，许多工人连工资都没拿就不让上班了；单双号也限号了；可是雾霾依旧，依旧伸手不见五指。
街上的人们逐渐开始麻木，原来大家还会去抢购pm2.5的口罩，现在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们也开始不带口罩，人们骑着单车面无表情的环顾着四周，快递小哥骑着摩托车努力的奔波着，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大口的吸着，这么大的城市，治理雾霾似乎只有两种方式：等风来以及靠几千万人努力的呼吸着。
好在我们还有法定假期，放假了大家去外地换个筛子回来继续吸。搞了个“逃离北上广”的活动，就好像大家真的能逃离北上广一样，出去几天，还得乖乖回来。
在美国，你想做汽车可以去底特律，想做电影你可以去洛杉矶，在中国，不好意思，你都得去北上广，要不你没机会变成更好的自己，朋友从外地回到北京，无奈的跟我们说：雾霾还是要吸的，吸吸更健康。
现在，想逃离北京都难咯，机场飞机因为雾霾大面积延误；想坐火车，马上又春运买不到票。既然跑不掉，就只能自强不吸学习于丹老师那样：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和它较劲，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借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可是，当疾病来袭，绝症靠近，人都无法呼吸，肉体都会不存在，精神胜利有个屁用。
写到这里心里挺难过，本来想休个假，看到这朦胧的北京，憋不住想说两句。我知道又有人来说：尚龙啊，不要总是写这些东西，好好休假，雾霾大家都看见了，就你说出来，你是不是有病啊？
对啊，我就是有病啊，这两天早上我还是咳嗽不止，一想，反正早晚得病，这个城市的人大家都早就病的不轻了，多病两个，提前宣布自己病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大家到今天还这么沉默呢？很简单，是因为雾霾还没有导致人的死亡。说白了，我们都在等待雾霾导致的第一批冤魂，我们只是期待自己不是第一批。可是，当这些死亡被媒体放大，这些案例被推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才发现，自己会不会没话说或者说不出话了。
2014年北京市长说：2017年治理不好雾霾，提头来见。网友调侃，雾霾这样，我们能活到那天吗？幸运的是，我们活到了，可惜的是，接下来纪念，提头来见，看不见的，恐怕是此时此刻每一个正在自强不吸的我们。
原来我们以为幸福是有钱有名有地位，现在我们只希望有风。
怀念蓝天。
北大教授汪丁丁：我们终将与雾霾同归于尽
如果雾霾成为长期的，如北京这样的都市将发生什么？或许我仍可想像经济学家习惯于想像的某种长期均衡状态。
首先，人口将从大都市向雾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区迁徙，前提是雾霾被医学确认为肺癌和抑郁症的长期主因——极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和心脑系统疾病的短期主因——极不利于中老年人养生。
互联网技术普及和成本降低，有利于人口从密集到疏朗的迁徙过程。
其次，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这一效应十分类似于持续战争诱致的移民潮。
谁也无法阻拦，因为在马斯洛需求层级当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这一最低需求，这一社会就不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
与战争难民的年龄结构类似，在成本制约下，雾霾难民更多由儿童和年轻人组成，因为这些人以更高概率延续他们的家族（这是人性的生物本能）。
关于人口迁徙的各种学说当中，适用于雾霾移民的是「pushing-pulling」与「移民成本」的联合作用模型。所谓「pushing」就是被本国的恶劣条件「推出去」的那些人。所谓「pulling」就是被他国的优厚条件「拉出去」的那些人。
如果移民成本足够高，不难想像，最适合移民海外的是那些敏感地不喜欢本国生活条件并且具有高学历从而很容易被他国「拉出去」的那些人。可是，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呀。
我的同事胡大源，根据报道，估计北京地区的雾霾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700亿（每年）的水平。我估计，大源的估计无法考虑如「脑流失」这样的长期损失。类似地，我们也缺乏数据来预测长期雾霾导致的各类健康损失。依照我的另一同事宋国青常用的拇指规则，家庭收入的六倍，大约是家庭财富。与此类似，我估计，每年700亿元的收入损失，它的六倍，也就是大约5000亿元，是长期的损失——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折现率很高，未来各年的经济损失折现到当前时刻，六年之后损失的或可忽略不计。
上述估算仍远未表现持续雾霾的长期影响，因为这些估算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并未考虑政治的和社会的影响。
不论如何，我们姑且承认5000亿元是雾霾导致的北京地区的经济损失。于是我们可以询问北京的政府，用这样一笔钱（5000亿）可能做哪些事情来降低雾霾？
我很悲观，我不认为这笔钱可使北京的雾霾消失或减少至能忍受的水平。
根据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北京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70%）来自汽车尾气排放，可是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来自燃煤。
我们记得2015年9月的蓝天，被称为「阅兵蓝」。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据报道，京津冀地区完全停产的（或许可疑）企业数目大约5000家。
这些企业养活了多少人口？或许有很多小企业，或许，平均而言，一家企业养活100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五口之家），那么，50万工人家庭总共有大约250万人口。
不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损失，单纯命令这些企业永远停产，中国社会可能需要完全负担250万人口的生活费，假设每年每人4万元，一共要支付的费用是1000亿元。试问，北京市政府愿意每年损失700亿元还是愿意每年支付1000亿元？
其实，也可以干脆由北京市转移支付每年700亿元给这些企业，前提是永久停产。不过，动态而言，这一方法无效，因为它可能诱致更多的污染企业到北京的政府来「索赔」。更何况，这些完全停产的企业还有「乘数」效应呢。
能否诱致对抗雾霾的新技术？当然可以。问题是，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西方社会负责研发而中国负责制造。雾霾是中国现象，西方研发部门没有积极性研发对抗雾霾的新技术。
于是，中国必须，这一次是真的，自主研发对抗雾霾的技术。我很怀疑德国研发的过滤雾霾的纱窗，之所以一年多没有进入市场，是否合用？
根据一份报告，各种口罩的抗雾霾实验，其中3M专业口罩（带气阀的）大约可降低PM2.5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目前室外污染指数500，带着这种口罩可使进入鼻腔的空气的污染指数降低至大约50，仍然不健康，但凑合活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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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察，绝大多数开车的中国人，更愿意继续开车，同时在车内安置一台或更多空气净化器（几百元的那种）可降低污染指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然后，在室外或车外戴口罩。所以，最终的受害者仍是他们的孩子（更易污染，更缺乏戴口罩的习惯，更喜欢户外活动）。
最后，我意识到雾霾在北京地区似乎有一种类似「收益递增」的趋势：严重雾霾导致更严重的雾霾。这就意味着开篇所述的第一阈值在持续下降，直到使北京地区永远笼罩于雾霾之中。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均衡，或许是最可能出现的长期均衡。
那时，根据以上分析，北京的大街小巷能见度不过五米，昼夜灯火通明，防毒面具和氧气筒（至少在新技术出现之前）成为与iPad同等重要的日常可穿戴设备。由于终年不见阳光，「雾霾抑郁症」成为北京地区最常见且最高发的心理障碍。
因此北京地区工作人群的必要劳保条件之一就是每年要有更多时间在外地度假，每年这样的假期可能长达半年。
继续想像：由于「脑流失」，北京地区将只有科技含量很低的产业。第一流的教师和学校将最早迁徙到污染更少的外地——例如张家界。接送孩子的校车，将从市内大巴改为跨市包机。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京津冀一体化，借助于政治强势，将大部分污染企业南迁。
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生存困难的北方人不断侵扰南方，可以一直侵略到亚洲大陆的最南端，或任何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污染的南迁，很可能是一种选择。
来源：北大国发院网站，作者|汪丁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