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这个伟大的名字，对于新中国几代人都不陌生，他在国民党狱中所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曾被选入中小学课本，让无数懵懂少年为之热血沸腾。中国的互动百科上这么介方志敏这个伟大的名字：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1935年8月6日），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江西的党﹑团组织。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农民自卫军，为后来开展工人农民武装斗争准备了条件。他历任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红十军政委、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主席团委员，党中央委员。1934年，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合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总司令。1935年1月24日，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区被俘，8月6日，被秘密杀害于南昌市下沙窝，时年36岁。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名著。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
但是互动百科上同时也介绍道：“1934年12月6日，方志敏部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要求他们付出巨额赎金二万元，被夫妇二人拒绝。12月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先后被砍头。此恶行引起了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1935年1月，方志敏部在与国民党交战中战败，方志敏被俘。民国政府遂以谋杀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的罪名判处其死刑，同年8月6日在南昌沙窝执行。”
关于方志敏绑架达能夫妇，美国出版的专门介绍介绍传教士命运的传记中，有这记录：1934年，达能夫妇和三个月大的女儿来到中国景德镇，后被方部绑架。并关在一个监狱里，为了给达能夫妇腾地方还专门放了几个犯人。在住进监狱的时候，三个月大的女儿老是哭，于是方部人员要杀掉这个婴儿，一个即将被放走的犯人看不下去了，就过来劝不要杀掉无辜的孩子，这个“多事”的犯人被方部人员当着达能夫妇的面砍死。在达能夫妇游街示威期间，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杂货铺老板出来劝方部人员不要杀达能夫妇，被方部人员一顿暴打后，又在其家里搜出中文圣经，于是这个杂货铺老板一家人也被杀。达能夫妇被杀后，其女儿被中国好心的老百姓救出，后辗转送回美国长大。
维基百科里对师达能夫妇是这样介绍的：
师达能夫妇（师达能、史文明）是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属于新教内地会。中国内战期间，他们于1934年12月6日被中国工农红军红十军团第十九师扣押。12月8日在安徽省旌德县庙首镇，夫妻二人被公开处决。
丈夫师达能（John Stam，又译史坦，生于1907年1月18日）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帕特森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全家有六男二女献身教会事业。师达能从美国慕迪圣经学院毕业后，加入内地会来华传教。1932年9月24日，师达能来到中国。1933年，史坦在安徽安庆的语言训练所学习中文。随后他被派往安徽东南部的宣城工作。
师达能的妻子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又译史施蓓蒂，生于1906年2月22日）出生在中国山东省济南，父母施医生夫妇是来自美国麻省浩玉市的美北长老会宣教士。史文明在中国长大，回美国读大学和神学院。在读神学院时已结识师达能。1925年，她到英国参加凯锡克奋兴会，受到激励，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中国传道。1932年6月，她在扬州语言训练所学毕中文，被派往安徽西北部的颍州（今阜阳）工作。11月底，她和另外女传教士合作，在颍州和太和成功的带领数百人的聚会。1933年10月25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11月底，他们一起从颍州回宣城，1934年初，他们继续往南到一年前刚刚开辟的新传教站旌德，接替准备回国休假的由汪仁宣教士夫妇。他们发现群山环绕的旌德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小县城，仍未从太平天国之乱中恢复过来。城墙多已倒塌，杂草丛生，只有过去富贵人家留下的宗庙祠堂显示这里昔日的荣耀。但正是这些祠堂所代表的宗族势力构成了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最大障碍。
9月11日，史文明在芜湖美以美会所办的弋矶山医院生下女儿爱伦（Helen Priscilla Stam）。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及婴儿小爱伦迁到旌德。这时，他们已经听到红军来到皖南的消息，但是旌德县长答应保护他们的安全。
师达能牧师一家定居旌德不久，1934年12月6日，寻淮洲率领的红十九师（隶属红十军团）占领了旌德县城。
他们逮捕了师达能并将他带到总部。史文明和出生几个月的婴儿海伦，以及女佣和厨师暂时留在家中。后来军人由来带走了史文明和海伦。女佣和厨师请求让他们离开，但受到了开枪的威胁。师达能一家关在一起。
当晚，在红军的总部，师达能被命令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信中描述了他被敲诈和抓捕的过程，然后引用了腓立比书1章20节：“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师达能一家被关进当地监狱，释放了一些囚犯，为他们腾出空房间。在这期间，爱伦开始啼哭，一个士兵建议他们杀了她，因为她只会“碍手碍脚”。这时一个刚刚被释放的囚犯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士兵转向他问他是否情愿为一个外国婴儿而死。这人为了爱伦在师达能夫妇眼前被砍成碎片。不过，爱伦被允许活下来。
12月7日晨，，红军押着大批俘虏和物资，向县城西南24千米的庙首镇进军。师达能怀抱着爱伦，史文明尚有马可骑。到庙首后，他们被单独囚禁在邮政局里。局长与师牧师曾有一面之缘，见状拿些水果给他们吃。师达能则趁机写下数行短柬，请其代寄。三日后，局长见到中国牧师罗传道，遂把信转交给他。在那里，他们又过了一个晚上，史文明被允许照看爱伦，将她妥善包裹。
12月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被带到庙首街上执行死刑。街道两边挤满了人群。一个中国基督徒店主张师圣，一向是位很冷淡的信徒，这时却突然冲进人群，请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他们命令他回到人群中，但他仍不厌其烦的恳请赦他们一命。红军对他感到厌烦，闯进他家，搜出了一本《圣经》和赞美诗。于是他也被带到师达能夫妇身旁，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一同被杀。走了一段路，命令师达能跪下，然后将他斩首。几分钟后，史文明和张师圣也被砍头。
12月8日上午师达能夫妇被押解出外行刑时，女儿爱伦被独自弃置一旁。三十多小时后，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中国牧师卢克周（譯音）潜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
卢牧师带着爱伦和师达能在庙首写的遗书，步行北上经过泾县到宣城，沿途寻找年轻健壮的乳母喂哺她。宣城的内地会监督韩牧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长老会牧师施医生夫妇抚养，由一位中国母亲照料她。后来她回到美国，由她的舅舅乔治和舅母海伦抚养。
恐怖分子制造的惨绝人寰的惨剧发生后，中外人士皆为震惊。安徽省省长亲自下令，重殓殉道者，以军车装载他们的灵柩，由官兵直接护送到芜湖。1935年1月2日，在芜湖为师达能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礼。中外人士，包括中国政府、美国领事馆和其它领事馆等官方代表，以及中外基督教机构的代表挤满了芜湖医院的礼堂。追悼会后，他们被安葬在芜湖的外国人墓园。这样，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成为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的殉道士，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
师达能夫妇的殉难，震撼了中国和世界，除吊唁信件和宣教奉献金如潮涌至外，还有不少人捐钱捐物给小爱伦，甚至有不少家庭愿意认养她。
一位寄自山东青岛的来信，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哀痛、歉疚和敬意：“对于这种毫无人性的冷血谋杀，我们全中国皆为此惨剧而难过。这两位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却惨遭毒手，是我们中国人欠你们家人最大的债。对师先生夫妇甘心乐意、勇敢地献上了生命，我们深深地向他们致衷心崇高的敬意。”
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立刻派遣大军围剿。当时一位住在江西省上高（在南昌市西南约七十五哩）的麦教士（Miss C. McFarlane），寄信给上海内地会，报导当地发生的一件新闻：
“对屠杀史坦牧师夫妇事件须负全责的红军部队领袖方志敏，已遭政府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有两位首领，一姓王，一姓刘。三人在上高街头游行示众，成千上万居民围观，使整个城市奋兴起来。”
1935年是中国内地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千万中国魂》主编海思波特别为此出版一本纪念小册，取名《神所应允》。
方志敏对“革命”的忠诚和对“敌人”的残酷是毫无疑问的。1925年，他曾在江西老家弋阳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带头抓捕和处死地主——亲叔叔（五叔）方雨田。当时，方志敏的祖母和父亲都为其五叔求情，但他还是坚决下令处死了方雨生。方雨生其实就是靠自己勤劳先发家致富的一员，方志敏为了他的“革命”，不惜杀掉自己的亲叔，这在遵循伦理纲常、孝道为先的农村中，至为罕见。
方志敏对传教士的敌视是有其根源的，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只要你到街上去走一转，你就可以碰着几个洋人。当然我们并不是排外主义者，洋人之中，有不少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只是那些到中国来赚钱，来享福，来散播精神的鸦片——传教的洋人，却是有十分的可恶的。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我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他们昂头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人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我常想：‘中国人真是一个劣等民族吗？真该受他们的藐视吗？我不服的，决不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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