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饭后，按照公社规定，社员都必须到高坎寺去参加学习，我们下放干部当然也不例外。在我们参加的最初的10多次学习会上，都是一个30多岁的陈付社长作报告。夜幕下的高坎寺，古刹飞檐，颇有几分暮鼓禅钟的韵味。
我们走进那间篮球场大小的大厅时，已经有10多个社员散乱地坐在屋子四周，一张长方形的书桌放在大厅的左边，书桌的后面有一把椅子。我们就随便坐在正对书桌的长凳上。不一会儿功夫，陈付社长出现了。他身穿灰色中山服，一张苍白的瘦脸上，缓缓转动着迷茫的双眼。他徐步走进大厅，在暗淡的电灯光下，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站到书桌后面，采用询问的语气说：“各个生产队的社员都到齐了吗？”。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他也不等待回答。径直坐到书桌后面的那张椅子上，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话。他的报告没有题目和段落，就像摆龙门阵，天南地北，无边无垠。首先，他批评了最近以来，社员们在挖地准备水稻播种中有偷工减料的不良表现。有些人挖地就像猫盖屎，一点都不认真负责。他大声说：“你们只关心自己的小块自留地，把巴掌大的房前屋后那块地挖了又挖，生怕挖不出一个金娃娃来？你们宁可让公社的大片土地摆在那里睡大觉。没有好的收获，大家将来吃啥子？”接下来，他就开始马拉松式的重复每天晚上的讲话，语音平铺直叙，没有起伏。不一会儿，社员们背靠墙或背靠背开始睡觉了。一时间，竟传出了响亮的鼾声。陈付社长哼了一声，提了提神，咽下一口唾沫以后，毫不在乎四面鼾声大作，继续像念经一般，滔滔不绝地照本宣科，周而复始。任凭风吹浪打，他自巍然不动。这样一来，真是苦了我们下放干部。为了要挣得一个好表现，我们必须假装正在专心听报告，不能够打瞌睡，不然如何回医院交差。白天已经劳动了一天，肚子又没有装饱，胃子里面毫无油水，已经是精疲力尽。没想到晚上还要忍受这没完没了马拉松似的报告会。陈付社长多半是没有錶，50年代的中国，只有很少数人有手表，但是没有表，也应该有时间观念。他算得上一个“忘时报告人”。已经大半夜了，他的讲话仍然像流水一样滔滔不绝，直到凌晨3点钟才宣告他的报告结束。我虽然没有入睡，但是，的确一点都不记得他在过了12点钟以后说了什么。也不记得他是否在马拉松报告当中，喝过茶水，吃过点心，或者上过厕所。我只剩下一种愤怒而又麻木的意识状态，不能理解白白浪费如此宝贵的时间，每晚聆听毫无意义的长篇废话，我们以及社员们到底得到了什么？有一个晚上，到了凌晨两点过了，腹中饥饿难熬，陈碧蓉和我就走到开设在会议大厅右后侧的供销社去买了一个不收粮票的点心来充饥。但是当年囊中羞涩，也只能偶尔为之。几乎每天晚上回寝室睡觉时都是凌晨4点钟左右。由于极度疲劳，倒头便睡。但是，好景不长，只能够得到两个多钟头的睡眠，尖锐刺耳的起床上工的喊叫声和哨子声很快就响了，又得勉强挣扎着赶快出工。这样一来，饥饿、劳累加上睡眠不足，不几日，我就变得精神萎靡，人瘦了一大截。我拿镜子一照，面部都大大变样了。我那时盼望能够回医院去检查身体，甚至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疾病，就此提早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劳动锻炼。
照片来源于网络《》，谨致谢意。
在公社劳动锻炼期间，没有固定的星期日可供休息。对于“看天吃饭”的广大社员来说，下雨天就是星期日。所幸的是成都地区春季多雨，所以常常会有不用出工，在家休息的日子。但是，下着大雨是不适宜走路回城的，因此我一心盼望的回家看病的机会一直没能兑现。终于，到了清明、谷雨那段农村最忙的双抢季节了。4月初，公社书记等干部就纷纷下基层，动员组织社员积极参加“双抢”这个一年一度最忙的时期，他们说：“这是又嫁女儿又娶媳妇”的大忙时刻，一方面要抢收小麦，一方面又要抢栽水稻，大家来年有没有米饭吃饱肚子就全看这个关键时刻了。所以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来个生产大跃进。”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黄济群组长帮了大家一个忙。他特别向有关公社领导请示，让我们能够在4月初休息一天，回家看看，以便更好地参加这场“双抢”的劳动。
那天是一个阴天，我们都起了个早，到公共食堂去领取每个人当天的口粮，每人分得4个荞麦粑粑，大约鸡蛋大小，灰黑色。由于没有发酵，坚硬如石块。我当时牙齿很好，所以啃得动。虽然很难吃，我还是一口气就吃完了4个。我们组里的人都把她（他）们吃不了的荞麦粑粑送给我，于是我喜出望外地得到了额外的4个粑粑。吃过早饭，我和大家一道开步走回成都。可能是心情好，肚子也饿得特快，我边走边吃，不一会把那4个粑粑也吃光了。从高坎寺走到川医附属医院大约25-6华里的路程。吃饱了肚子以后，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回到当时和唐治平合住的八角亭三楼寝室时，他不在寝室里。我推门入室，看见靠门左边的小桌上放着一个二两大的白面馒头，虽然看起来好像已经摆放了一些时间了，但是比起黑不溜秋的荞麦粑粑，还是诱人很多。我饥不择食，立即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当时感觉这白面馒头是如此香甜可口，远比过去吃的所有馒头都好吃。正在这时候，唐治平推开门进来了，他显得十分惊异地看着我正在吃的那个馒头，说：“你怎么吃得下？这个冷馒头放了好几天了，我正准备丢掉的”。正是：士隔三日，将刮目相看；时隔才月余，我居然能够对存了好几天的冷馒头刮目相看了，也许这就是劳动锻炼的最大收获。那天，我首先到附属医院门诊部的放射科去作了胸部X光透视。报告说：“肺纹增加，未发现其他病变”。看来，没有指望可以提前回来治病了，还得继续咬牙坚持。于是，我到市场上买了两斤面粉，准备按照吴玺印的办法炮制炒面粉作为充饥之用。下午，早早吃了晚饭，提上面粉，趁天黑前匆匆赶回高坎寺。
当时在高坎寺紧接我们寝室的右厢房，住着一位处事精明的方老太婆。我满怀希望打算借用她的那个小炉灶来自制炒面粉，但是，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进行得不顺利。我经常看到何士哲与方老太坐在房门口聊天，谈笑风生，就以为她是一个和善可亲的老人。可是没想到我的请求被她一口拒绝了。后来，我又托何士哲从中周旋，再次向方老太请求借用她的灶头，她才很勉强地同意了，还再三叮嘱要少用柴火，说：“现在有公共食堂了，一切柴火都必须通过生产队分配”。她说得也在理。因为机会来之不易，可能只有一次，我只得把2斤面粉全部倒入铁锅里，吃力地翻炒着，以保证受热均匀。这时方老太坐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面粉，神情严肃，仿佛时刻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当时，我也完全缺少处事的经验。没有注意到人情冷暖靠的是与人交往，看看何技师如何和方老太聊天话家常，一有机会就嘘寒问暖，送一点小礼物，就完全不会奇怪为什么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那个炉灶。我却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一点，我今天才明白过来。果然，方老太很快就失去了耐心撤了火。尽管我炒的面粉是半生不熟，但在那个年代，也很可贵，可以勉强缓解难熬的饥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