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白桦树
第四章 同台献艺
第二天一早，我们得到通知，到办公室跟科主任见面。这个科主任，就类似于系主任，因为我们是专科学校，不能叫中文系，只能叫中文科，领导嘛，当然就是科主任了。
我们的科主任是个五十来岁的瘦小老头，一口的老东北话，人很精神，动作麻利的很，走起路来一阵风，活像一个精干的老农民。
他先是通知我们大家呆在自己办公室内，等待参加全校的“庆祝天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成立暨新生开学典礼”，由于今天专署严书记跟教育局长都要亲临会场，因此全体教师一个都不能缺席。布置完了就分别召王瑞祥和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他跟我谈话时，先是介绍他自己叫徐建新，教文艺理论的，是中文科的党支部书记兼科主任，今后就要在一起供事了。接着就告诉我，他从我档案中了解到，我的俄语很好，能阅读原文小说，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成绩都特别优秀。他说，这门课不好教，在地区里物色了很久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你说，咱们这地儿，谁听说过什么普希铜普希铁呢？所以啊，学校于是决定由你来承担。”他又介绍了学校的相关情况。他说这所学校已经筹办了一年，开头是在几个县的师范学校用“戴帽子”的办法，办了大专班，分几处地方设了五个专业，直到今年好容易借到了这块宝地，专署领导于是决定把分散各地的五个专业师生集中一处，正式建校，所以今天可以说是一次大会师。开学之后，第二学年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课就立等着上马，这对我无疑是很艰巨的任务，因为我刚从大学毕业，完全没有业务准备的时间，他希望我能勇挑重担。最后还语重心长地一再叮嘱我务必要“吸取”“反右的教训”“加强思想改造”，“夹起尾巴做人”，决不能走“白专道路”等等，大概为了强化“组织上”对我的爱护，又特地关照我说今后一定要“靠拢组织”，不论什么事都应该“向组织汇报”，如果他没有空，也可以找管我的团支部书记一个叫叶旭日的青年老师谈也可以，说着他把叶旭日叫来跟我算是认识了。
他的谈话总的说我还是很满意的，因为让我承担的课程太对我的口味了，至于任务艰巨，这对我从来不是个问题。唯一的是他对我的叮嘱令我不太舒服——如果是直率的批评，我肯定是欢迎之至，但他的态度，他的语气，他的用词，总觉得是在话外有话地敲打我——好在这只是一闪念，过后我就忘掉了。
我当然讲了些感谢组织信任之类的话，表示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开出具有优质的课程，同时我也说到我跟王瑞祥、殷浦江的行李还在车站，趁着开会前想请假一小时去把它们取回来，否则晚上我就没办法睡觉了。
他说，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因为这是松江地区第一所高等学校的成立大会，可以说地委领导极其重视，尽管他们现在人还没到，可是万一你们回来迟了，地委书记已经到了，对首长就很不尊重，影响恶劣，他强调说，“这是体现对党组织的态度的”，其实行李不用你们亲自去楸，专署今天特意借给我们一辆卡车，专门去车站运学校的设备器材，有师傅和学生跟车。你们把行李票都交给他们，让他们代替你们去行李提取处代取就可以了。这个建议当然正中我下怀，我还正愁我那随车托运的两只又沉又重的书箱子没有办法运过来呢。
我们正说着，吴老师敲门进来通知说，魏校长招呼老师们携带着椅子去操场，学生们已经到齐了。
会场就设在空场子上，学生们大概有三、四百人，都把教室里的凳子搬了来按照各自的专业划分了区域坐下了。其中人数最多的就数中文科和体育科，我想大概是这两方面的教学人才特别缺乏的缘故吧。
会场是临时搭建的，一边竖一根杆子，上面挂上横幅，写上了会议主旨的那几个字，还挂了几个灯笼，柱子上挂了两串鞭炮，烘托出喜庆的气氛。主席台上，一字排开的长桌上铺着白色的台布，已经有一两位学校的领导落座了，其他的位子都还空着，我想那里是为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为地委第一书记跟教育局长预备的。
老师们的座位都安排在会场的前两排，我们都按划定的区域安放好了椅子。
在我们进场的时候，学生们大概是初次相聚一起，都很兴奋，许多人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坐在位子里，而是站到了旁边空地上，有的唱歌，有的干脆跳起了舞，令我感到好生奇怪，怎么这儿的学生跟关内的就很不一样呢，怎么如此热情奔放呢？我再仔细观察，明白了：原来松花江地区学生中好多都是少数族裔。最引人瞩目的还是那群朝鲜同学，他们围成了一个大圆圈，中心是两个女同学，一个扮老汉，撅起上嘴唇，跟鼻子一道夹着一簇棉花，代表了白胡子，样子好笑得很，他好像在钓鱼，另一个扮作他的老伴，好像是问他索要那条鱼，老汉就故意作弄她，引得老伴十分生气，而围着他俩的人们就伴唱伴舞，十分热闹。这个舞有情节有人物，想必是鲜族很流传的舞蹈。
这些学生见我们进场时，都停下来了，一起站着鼓掌。等我们统统坐下后，叶旭日老师已经站到了台上，看起来他还兼顾着学校的学生政治工作。他对着台下的同学们说，“请同学们就坐。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今天首聚一堂，都很高兴，载歌载舞，十分热烈，为了活跃会场的气氛，也为了等候专署首长的到来，我们欢迎同学们上前来做即兴表演。”
这么一号召，学生们果真还十分踊跃，于是互相拉歌，互相挑战，形成了欢乐的高潮。被拉的同学也都大大方方，毫不推辞，纷纷上前，有的跳起了朝鲜舞，有的唱起了蒙古族的民歌，真像是一场多姿多彩多族群献艺的演唱会。这一刻，我突然感到我对这所学校的初步印象已发生了改变，我觉得纵使是这所学校的个别领导不让人喜欢，但这些同学们是多可爱啊。你看，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纵情欢舞，多率真，多奔放，哪像关内的学生扭扭捏捏，相比起来，眼前的学生们真的是活泼生动多了！为了他们，我情愿为他们吃苦，付出代价。
我坐在老师座位的第二排，一面欣赏着他们的演艺，一面在老师的座位中搜索着昨天在车上碰到的那个“俄罗斯姑娘”——我承认，打从她嘴里吐出标准的“中国话”后，我心里对她的称呼就改了，果然，我看见她了，她就坐在我这一排离我较远的那一端。她上身穿着一件浅藕色的绣领衬衫，下身是一条淡紫色质地轻柔的百褶长裙，态度矜持而端庄，很少跟坐在身旁的人交头接耳，径自看着台前学生的即兴式表演，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
这时候，学生中有人传上了一张纸条，台上的叶旭日老师展开了大声读出来：“欢迎教育科张桦茹老师为我们表演一个节目。”不用问，一准是教育科的学生提出的，我这才晓得“俄罗斯姑娘”是教育科的，她的名字叫——张桦茹。我不知道为什么立刻就把她的名字记下来了。
学生的提议立刻得到会场上一片掌声、叫好声，不过我想，除了她本系科的学生外，绝大多数同学并不认识她，因为大家都四处张望着寻人。
我见坐在那里的张桦茹捂着嘴一笑，慢慢站起身。
“哇！”一声惊呼后，同学们都被她的美貌惊呆了：男生们全都目光如钉，女生们也都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羡慕嫉妒，接下来就是一阵交头接耳叽叽喳喳。
张桦茹走到一名女生身旁，向她借过了一条围在脖子上的丝巾，来到台前，嫣然一笑说，“好吧，我给大家跳一个满族的‘寸子舞’。献丑了。”
在一片掌声中，她态度从容地走到台边，一手轻拎着纱巾的一角，缓缓迈起了“寸子步”。从她抬手又柔如柳丝地轻轻放下这一个动作中，我立刻看出她绝非业余的水平，而是有着极深厚的根基，因为我知道这“寸子舞”是满族宫廷的舞蹈，表演者脚上都要穿着高三到四寸的“马蹄鞋”，对人体的平衡要求很高。尽管张桦茹现在穿着的是半高底的皮鞋，但她的表演却完全是按照穿“马蹄鞋”的要求去做的：身体以胯部为轴，亭亭玉立，端庄如桦，接下去就是举手扛手，摸鬓托肋，举额齐眉，转身如蟒……真是毫不走样，丝丝入扣。尽管满族舞蹈我过去未曾见过，但从书本里我读过相关的介绍，眼前一看，就很快看懂了门道。但我不禁在心底升起了很大的疑问，为什么一个懂得俄语带有俄罗斯相貌特征的女子同时又能娴熟地跳满族宫廷的舞蹈？在她身世里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这个女子很不一般啊！
她的舞蹈一下子把大家都征服了，人们轻轻地合着节拍击掌，头左右摇晃着。而此刻的张桦茹，她已全身心地化入了舞蹈之中。她那淡紫色的飘逸的长裙，如霞如云，衬托出她那修长的双腿更加轻盈而妙曼；她那深邃的大眼睛里，我看到的是梦幻般的色彩，那是森林和绿色的草原，那是深沉澄净的秋水和晴澈碧蓝的天空，那是她的灵魂在飞舞，它们完全拥抱在一起了。在忘情的旋转中，她以一个冲身、歪头、出胯俗称“三道弯”的动作摆了极其优美的S状人体造型结束。
直到她舞毕，回到她的座位上，人们才仿佛如梦初醒，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承认，我喜欢看她，她的容貌，她的笑容，她的身姿，甚至她的一举一动，我都爱看。在这一刻我甚至觉得，有她在这所学校，我就一点不会为学校的“低级别”感到委屈不快，有她在这儿，这所学校走到哪儿都是挺光鲜的。就在我继续沉醉在她的迷人的舞姿中时，忽然，同学们拉歌的呼声直冲着我们中文科来了。
“中文科的老师，来一个，好不好啊？”
一个吼，大家应，“好啊，好啊！”
坐在我们这一排的中文老师们没有一个起来应答，场面挺尴尬。
“快快快！快快快！”大家在催促了，掌声叫声搅成一片。
徐建新主任赶紧走来征求身边几个老师的意见，我看他们年纪都半老不小的了，一个个面有难色，你推我，我推你，徐主任的眼睛这就转到了王瑞祥的身上。王瑞祥还不等主任张口，就用手指指向了我：
“找岳翼云，找他没错。我告诉你徐主任，他做过我们学校里的文艺社社长，多才多艺。”
好家伙，才来第二天，就把我出卖了。
徐主任的眼睛于是盯上了我，“小岳，岳老师，你看……”
我已经站起来了，我决定了，不推辞。这并不是因为我想逞能出风头，自打反右运动开始，我就整个换了个人似的，对任何出头露面、整人表功的事毫无兴趣，我把自己完完全全地埋进了读书和锻炼之中，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最大的乐趣和生命的价值。我不推辞仅仅是因为，我不愿意让人们认为从关内来的人上不得台面，更何况我是来自北京，来自京师大学。也许还有一点潜意识，就是想在张桦茹面前比试一下。
大概因为我是新面孔，也可能因为我的身体长得比较“魁”吧，我一站起来，同学们也跟方才见到张老师一样发出“喔”的一声，带有几分玩笑和戏谑的味道，这一瞬间，我跟张桦茹的目光遇上了。她立刻认出了我，惊讶，错愕，高兴，由于意外相逢的欣喜，全写在了她的脸上，她居然还用手指点着我，想引起我的注意，意思是原来你也来了呀？表情调皮得很。
我开始往台前走，脑子飞快地转着。我想表演个什么呢？我不想唱歌跳舞，我要来新鲜的，是他们不熟悉的。对，来一个文学作品的朗诵吧。我相信，在他们心目中，朗诵无非就是照本宣科神情夸张的大声吼叫，再配上一些搔耳挠腮类似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演员令人肉麻的动作，令观众“细胞跳舞，寒毛立正”。他们哪里知道朗诵的真谛。我可是受过朗诵的正规训练的。京师大学的斜对门，有一个“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的单位，里面设了个可能是国内唯一的“朗诵组”，组长叫黎铿。由于京师大学的文艺社经常要组织活动跟演员们交流，或是请他们来做报告，我认识了黎铿。他有一次发现我有朗诵方面的潜质，对我说，“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让我来教你吧。”就这样我成了他的编外的弟子。
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用我自然的发声镇住这些观众，我决定不登上台子用扩音器，就站在台下观众们的面前，那么现在如此闹哄哄的，怎么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呢？
我面对着同学们，想起黎铿老师的话，“朗诵就是演员和观众‘眼神之间的战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朗诵是演员和观众之间最直接交流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你征服观众？还是观众把你抹平？
我决定要征服观众。我平静地望着大家，用目光扫过所有的人，主动迎接着他们每个人的目光，然后举起一只手，指指最远处的同学们，用低沉但送音很远的发音方式问，“你们能听见么？”
坐在远处的同学们看我对他们讲话，当然听不很清楚，就大声吼起来：“安静！都安静一点！别吵了！”我又对着另外两个方向，问了同一句话，那两边也做出了同样反应，这就叫做“让观众出面维持秩序”。这一招我可是从大剧作家曹禺那儿学来的：二、三十年代，北京、上海旧戏园子里都是老爷姨太、洋场大亨、赌徒掮客、流氓恶少等等的乐园，那些人可都不是善茬儿，与其说是来看戏，不如说是来看看白相。戏场子里，卖“大前门”的，卖瓜子儿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冷不丁儿一个热手巾把子还会“嗖”一声从你头上飞过，紧跟着一声“热手巾嘞——”吆喝，那就跟菜市场一样。那种环境中，俗称“新戏”的“话剧”怎么开场？能让演员上场喊“安静，都安静点，咱们开演了”？肯定不行；能像旧戏那样一通锣鼓家伙硬把观众的嘈杂声压下去？更是不行，没辙了。曹禺想了个办法，在他的《雷雨》话剧中，开场他就让周公馆的下人鲁贵对他的女儿四凤一连喊了三声“四凤”，为的什么？就为了等观众安静下来——第一声大家没听见；再喊第二声，有的人听见了；最后第三声，都听见了。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办法，果然，在学生一片“安静，安静”的吼声中，全场都静下来了。
我现在可以很仔细地观察全场观众了。我看清了坐在最后一排的每一位同学的脸，我还看清了夹在同学当间还坐着两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年人，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我把声音投送到观众席四分之三的位置，但绝不大声，因为我知道那种在课堂里越是大声叫大家“安静”的老师都是最无能的，我就是要用很低的但却是具有很强的三腔共鸣的声音逼着大家屏息凝神地竖起耳朵来听我说话，我就是要制造那种“针落地上都能听见”的绝对安静，然后用我的语音的高低强弱、轻重缓急的不断变化来迫使他们跟着我的感情飞舞。
我平静地说，“我给大家朗诵一则克雷洛夫的寓言，题目叫——”然后稍稍放慢了语速提高了声音，“杰米扬的汤”。
观众中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像风拂过了青草的末梢，很快消散了。
我微微一笑，带点幽默的神情扫视全场，这就是“亮相”。它决定了下面朗诵内容的情感基调。许多朗诵者失败就失败在这里，因为这是最需要朗诵者具有强大意志自控情绪的关键一瞬。
我做的很好，我已经攫住了观众。我的眼前开始出现了杰米扬那个俄罗斯老农民的形象，他粗壮，豪爽，好客，满脸的大胡子，一双大肥手常常在胸前的衣襟上蹭来蹭去；还有另一个瘦小的个子，佝偻着腰，唯唯诺诺的，一辈子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愿驳别人面子，叫福马。
“从前，有一对好朋友，一个叫杰米扬，一个叫福马。”我开始了平静的叙述。
“有一天，杰米扬请福马吃饭，哦，俄罗斯人喜欢喝、鱼、汤。他可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客的人。他不停地劝说福马多吃再多吃。
“福马，我的好朋友，”我把脸稍稍侧向一边，像杰米扬那样拍着福马的肩膀，粗声粗气惟妙惟肖，一脸的颟顸，“你再吃一点，我这汤可是专门为你预备的。”
我又把脸微微侧向另一边，完全成了福马，用颤抖的声音推辞着，“我……我已经吃得塞到喉咙口了。”
脸又调过来，“没关系，没关系，凭上帝的旨意，喝这个鱼汤也是口福啊。看老朋友的面子，再添一碗，就一碗！”
“可……可……我已经喝了八、八、八碗了呀！”福马结结巴巴地比划着像脸盆大小的碗盏，拼命推脱着。
观众中已经有了笑声。
又是杰米扬的表演，“嗨，你何必计数呢？你瞧瞧，这汤，多浓，多稠，多香，它凝结在面儿上，像琥珀似的。你瞧，那是鲱鱼，那是鲈鱼，那是鱼肚，还有，那是鱼子儿，亮晶晶，像一粒儿粒儿的珍珠。”随着我手指头灵活的指点，眼前出现了生动的鱼汤的画面，我用馋涎欲滴的眼光搜寻着食物，“福马，你就再吃一点，来来，我挑一片鲟鱼，就一片，一小片，求你了，你就为我！吃！下！去！”
“在好朋友一再劝说下，福马一股劲地吃，他吃得大汗淋漓，他吃得气喘吁吁，他吃得松开了裤带，解开了前门的纽扣……他一共吃了十八盆！他装作吃得津津有味，还把盆子底舔得干干净净。
“好啊，福马，够朋友！”杰米扬对着厨房大声喊，“娘子，再给他端一碗！”
下面的同学因为我的绘神绘色的表演已经笑声一片。
“可是我们的福马已经挣扎着站起来，跌跌撞撞地逃走了——”我继续叙述着，一面扮作福马撑得肚子发胀的狼狈样子，跌跌撞撞，两眼翻白，打着饱嗝，两只手不停地揉着肚皮，
“呃……呃……以后……呃……再也不来了……呃……”
我这一打嗝，有的男生就跟着打嗝，于是起了笑声互激震荡，你笑我笑大家笑，终于笑做一团，“哈哈哈，哈哈哈，别再笑了，肚、肚子受不了……呃……”
我等大家笑声住了，沉下声音，正眼对着观众，像克雷洛夫那样，点出了寓意，
“什么事都有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即便是好心，也要办成坏事。”说完，深深一躬。
“好！”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好啊！再来一个！”
观众活跃起来，鼓掌一阵紧似一阵，不让我下去了。
我望着大家，考虑是否再加一个节目。在人从中我也注意到了张桦茹，她现在已褪去了方才的庄重和矜持，只是掩着嘴笑，她也始终看着我，带着欣赏的、甚至是调皮的神情，仿佛在说，“你呀，你呀，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还有这一手！”。
好在救星到了，因为我看见几位领导已经从办公楼里朝这边走来，我想地委书记一准到了，忙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回到了座位上。
来的人果真是学校领导。我身旁的老师告诉我，谁谁是魏庚筠校长，哪位是赵恒泰书记，还有哪位是教导主任等等。他们都走到了台上。
魏庚筠校长双手往下摁了摁，敲敲麦克风，说，“大家安静。地委电话告诉我们，严书记已经出发有一会儿了，应该快到了，我们再稍等几分钟，很快开会。”
他的话音刚落，会场后面就传来一个声音，“我们到了。魏校长，开会吧。”我一看，正是先前看到的那两位坐在最后面的中年人。
会开的很好，地委严书记和教育局长都对天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正式成立抱有极大的期望，鼓励这儿多出人才。严书记还特意提到刚刚看到同学跟老师们的即兴演出，觉得这里真是人才济济，后生可畏，尤其是表演满族舞蹈和寓言朗诵的老师们，都远远超出了当地的专业水平，令他大为出乎意料，没有想到这个刚刚建立的学校，居然是藏龙卧虎之地，由此他更增强了办好这所学校的信心。
在他讲话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一辆大卡车倒着开进了会场边上，原来是去车站取货物的，回来要把货物卸下来。
卡车来的真不是时候，车上的东西稀里哗啦地一卸，大家的注意力就转向了卡车。台上坐在魏校长旁边的赵书记不耐烦了，他跟严书记指指卡车，就站起来粗声大气地吼起来，“嗨嗨，你们没长眼睛啊？怎么开到这里卸东西？严书记正在作报告，你们赶紧卸到别处去。”
车上的师傅推开车门下了车，也毫不客气地大声回话，“你们学校就贴着路边，门口没停车的地儿，你让我们往哪停？”
严书记连忙接过话筒问，“小黄，小黄师傅，车上东西多吗？”
“严书记，不是您叫我们来的吗？东西也不叫多，都是整件，再来几个搭把手，嘁吃喀嚓，立马完事儿。”
严书记便跟魏校长耳语了几句，魏校长吩咐说，“体育科的去几个人帮一下。现在休会十分钟，别走开了。”几名学生呼啦一下全过去了。
东西物件很快就全下来了，又很快搬到了楼里。车上最后还剩下几件东西。两名师傅吃力地抬起了一只木头箱子，一边说，“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么沉！”我一看这不是我的书箱子吗？连忙跑过去。箱子给搭在了车子的后沿，车下两名体育科的同学伸手去接。师傅说，“留神。箱子贼沉！”话还没说完，一名同学已经失了手，箱子嘣一声砸到地上，木板盖子砸散架了，从里面滚出一只通体漆黑的硕大的壶铃，落在地上咕咚一声闷响，砸出了一个坑。幸好同学闪得快，没有伤到人。
这可是我在北京体育用品商店花了六块钱买的，二十公斤重。买的时候有点心疼钱，买到手后它就成了我朝夕相处的密友，它那生铁铸成的把子上的黑漆早已被我的掌心磨光了，露出了光滑的生铁本色。毕业的时候我很为它的去留伤了一番脑筋，想来想去最后也没舍得把它卖掉，决心走到天边也与它相伴。
壶铃这玩意估计在关外不流行，尤其是偏远县城学校的人很少看到过，这一声响动连同着这么一个黑不溜秋的大东西，把体育科同学们的目光统统吸引了过来。
“嗨嗨，瞅那家伙，是个啥呀？”一个个都在问。
我三步两步赶到那里，那同学正好奇地伸手去拿，一下子没能提动，“啥玩意儿啊？”他奇怪地问，“这么沉，地雷似的。”
我说“这是壶铃。”赶紧上前，一手就拎起了它。
“ 唷嚯，好家伙！”他们惊呼起来。
“他是我们科新来的体育老师吗？”有人问。
“胡扯白咧，刚刚朗诵的，你忘啦？中文科的。”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
“那咱们的饭碗不让他给砸了吗？”有人开起了玩笑。
我可不愿意此刻成为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我一手抓紧壶铃，另一只手提起绑在那摔坏的箱子外面的绳结，里面还有半箱子书，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我的宿舍楼。
“好家伙，膂力过人啊！”在我的身后又是一片惊叹。
等我收拾好重新出来时，看见车上卸下的东西已经搬完了，卡车司机正把车后面的挡板推上再插上插销预备开离了。由于会议临时休息，所以会场上还是闹哄哄的。我发现自己的麻烦大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看，会场那头的人都站了起来，对我指指点点，不知议论着什么，仿佛我是一个天外飞来的怪物。
我低着头急急忙忙往自己的座位走，在走到第二排最外面的座位准备往里插进去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我耳边故意喊了一声“嗨”，我一抬头，原来这就是张桦茹的位子，她站着仄起身子让我走，冲我一笑，说，“还认识我吗？”
我忙点头，“你好你好。”
“你不是说希望咱俩不再见面的吗？怎么这么快就忘了自己说过的话？”
嗬，昨天的事她还没忘呢。“那是……这不就叫做冤家路窄吗？”我也敷衍着回她一句，匆匆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会议又继续进行下去了……
赵书记的讲话我没大听清，因为他讲话的时候会场秩序不好，下面闹哄哄的，赵书记很生气，讲了几句狠话，什么“对不听话的犊子，就一个办法：‘牛不饮水强摁头，驴不上架可劲儿抽，’一准麻溜。”
魏校长是最后说的话，这个人倒像是个读书人，讲话慢条斯理，仪表也很斯文，戴副眼镜，讲的话也很在理。他特别强调的是，办好一所大学关键是人才。虽说我们这所学校新建不久，但今年我们引进了一批来自全国名校的年轻老师，有些老师的业务能力令人刮目相看。各位同学要珍惜向他们学习的机会。古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们只要好好跟他们学，一准能成才。他的讲话倒引得学生阵阵掌声。
散会的时候，同学们都带着自己的凳子回教室，我也提着自己的椅子跟在后面走。在我前面我看见几位领导拥在地委严书记的周围，严书记的一句话飘了过来，“我今天参加你们的会呀，发现会上诞生了俩明星人物……”后面的话就被其他人的话淹没了。
我的周围呢，也有一群学生簇拥着，有男生，有女生，他们七嘴八舌问我好多问题，不过很快，男生们一起被女生挤到了外围，有几个人还装作拥挤的样子故意朝我身上撞，然后飞快地把折叠好的纸条塞进我的口袋或是交到我手中，很快又消失在人群中了。
当我走进了办公室，科里的老师们都带着惊喜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虽然我们认识才只一天，但现在仿佛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有的说，“今天小岳给我们中文科长脸了。真是出手不凡。”
也有的问，“你朗诵真的很棒，我们的眼球都被你划拉去了。你是专门学过的吗？”
还有位叫刘兰的女老师，辽宁人，爱人也在我们学校工作，见面就喊我弟弟的，她见我手里握着一把纸条问，“这是啥呢？小弟你先别说，我一准猜中——这是情书！”
我吓一跳，“我还没来及看呢，你怎么知道的？不能吧，哪能见面就递情书呢？”
“不信你打开看。”
这些信都是临时写在纸上的，大多是从本子上扯下来，写完就折叠起来，像一个“交”字，我们都叫它“交字结”，利用纸条首尾相交的犟劲防止纸条松开。这种折叠的方式我想是从北京开始逐渐传到北方去的，在我们南方不大见到。我一张张解结打开看，虽不能说是情书，但都有那么点意思，无非是希望今后交朋友，“加深师生友谊”，“帮助自己进步”之类的话。
“我说是不是？”刘老师有点得意地看着我，“你要没秘密的话，我来给你参谋参谋，挑一个你中意的。”
我说“刘老师，你不是寒掺我嘛？我刚来乍到，哪谈得上谈女朋友？再说了，徐主任刚刚都跟我说了，开学我就得开课，我备课的任务山大，喘气的功夫都没有，还有那心思？”
她见我这么说，干脆越俎代庖，就在桌面上一张张看起来，样子就像是我俩早已是相识了一百年的老朋友，一边还吩咐我，“你兜儿里的信也都拿出来，别藏着掖着的。”边看边发出夸张的感叹，“哎——呀，哎——呀，你这是交了桃花运了。这个，这个，都是我们中文科的。还有这个，不是早就听说已经有了男朋友吗？怎么吃着碗里还瞅着锅里呢？还有这个，没准还生过孩子呢。”
“怎么，她们，还生过孩子？”我嘴张得老大。
“头一回听说吧？”刘兰见怪不怪地说，“别忘了，咱们关外，读书普遍比关内迟；结婚普遍比关内早。这些学生岁数多数比你大，有孩子的不稀罕。关外人呢，还有个旧俗，叫‘女大三，抱金砖’，指不定追你的就是冲着抱你这块金砖来的，她们追起人来，可生猛了！”
“你们东北女孩子，怎么净这样呢？”我一脸尴尬，“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那个。”
“这就叫厉害啦？厉害的你还没见过呢。我告诉你，东北女子追男人可邪乎啦，有股子不要命的狠劲，用她们的话叫做‘一口咬住不放’。”
“什么意思？”
“就是不把你的肉咬下来绝不松口。”
“这么厉害啊！”我惊叹，“在我们关内，女孩子都是很，很含蓄的，不像这么野……野……”
“你是想说她们‘野蛮’？”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不知该怎么表达。
“我明白你的意思，”她思忖着说，“其实吧，各有各的特点，说不上谁好谁差。总的说，咱们这儿是‘化外之地’，文化比关内落后，但人也就更实诚，没有虚架子。再说设身处地为她们想想，她们的选择有错吗？她们大多来自县城、农村，一辈子有可能就在那儿的一所初中或小学里度过。她们好容易才进了这所高等学校，遇到了唯一的机会能碰上有高等文化的男人，你说她们不抓牢这个机会行吗？小弟你可别说，今儿我看你在会场里一站起来，再瞅丫头们那眼神儿，我想坏了，没准得哄抢起来。你看给我说着了吧？我可提醒你，尽管你是新来乍到，我打包票，你的来历她们很多人都打听了。你可别小瞧她们，能耐大了去！你可是她们心目中的头号种子选手啊。”
“你又瞎说了。我怎么又成了头号种子选手呢？我政治不红，要貌没貌……”
“你怎么没貌啦？我第一眼就觉得你招女人喜欢。你再想想，你毕业北京的名牌大学，家乡又在江南的大城市南京。她们可是做梦也想能进关内看看的，更不用说再过一道长江直抵江南胜地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那是她们心目中的天堂。只要看看这儿上海货有多吃香你就懂了？小弟弟，你就在这儿享尽艳福吧。”她故意弄送我了。
“哦，这么说她们追我完全是为了，怎么说呢，物质上的……目的？”
“话也不能这么说，”她摇头，“要说哪个女人吧，挑郎君没有一丁点儿的虚荣心？也不现实。关键还是这个男人能让女人觉得靠得住，靠得上。她们大概凭借着女人特有的感觉觉得信得过你。”
我不得不承认，刘大姐的这番话的确有道理，是我进入人生的第一堂恋爱启蒙课，是我在学校里从未学过的。在学校里，整天就是“红”啊，“革命”啊，“斗争”啊，“改造”啊，这跟我能扯得上吗？我不是不想“红”，但我的家庭成分注定了我永远是属于“另册”的人，你想“红”也“红”不了。既然自己做不到，倒不如接受点现实生活中的智慧，包括刘大姐的这番道理。说来真不好意思，我都二十一岁了，我连“性”都不清楚，每次来梦遗都让我狼狈不堪，觉得是件很丢人很肮脏的事，搞得床单上、内裤上尽是云彩斑，洗都洗不干净。在学校里有谁教过我呢？完全没有。
她看我一脸烦恼的样子，说，“你要真不想谈，我的建议就是，不要理她们，你一理就上钩了。”
“那我见到她们该怎么办？”
“冷漠。女人最怕的就是冷漠的男人了。”
我想她的话的确是经验之谈，既然我目前根本不想在这上面耗费精力，也没有条件在这上面耗费精力，那么我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冷漠，绝对、无条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