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画家卡罗（Frida Kahlo, 1907-1954）
是著名墨西哥画家里维拉的妻子。卡罗的父亲是德国出生的匈牙利裔犹太画家与摄影师，母亲是西班牙与美洲土著混血。上边俩姐姐，下边一妹妹。卡罗六岁得了小儿麻痹，左腿有点瘸，老受同伴欺负，性格变得内向。她的父亲年轻时就是由于癫痫什么的失去了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很体会女儿的处境，鼓励卡罗积极面对生活。在父亲的支持下，她学了自行车，轮滑，拳击，游泳，摔跤等，成了一个假小子。
卡罗曾经说过，父亲对她说的她都同意，母亲对她说的她都不同意。父亲很喜欢她假小子性格，不过她小小年纪就干了件让父亲不高兴的事，居然和学校的一位老师有了绯闻，父亲不得不让她退学回家。
她15岁那年，被父亲送进在墨西哥城很有名望的国立预备高中，该校那时刚开始招女生，两千多学生中只有35名女生。卡罗就是在学校遇见了里维拉，他当时刚海归，在该校画他的第一幅壁画。十五岁的她，从偷看画家画画，到故意吸引画家注意，再到开肢体接触玩笑。卡罗若干年后还真成了画家下一任妻子，不过这是后话，当时小女生的她还真是丝毫没有许配终生的意思，就是在练习撩汉攻略和技术而已。
卡罗当时的人生规划当医生，但是一场车祸断送了她的医生梦。18岁那年，一次和男友乘公交车，司机斗气抢行，发生了严重车祸，她右腿11处骨裂，右脚几乎碎了，右骨盆断了三处，一根金属扶手杆从身体右侧刺入从阴道穿出，还有脊柱错位等。
事故后，她好几个月浑身石膏，和木乃伊差不多，有两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人们都以为她再也不能走路了。那次车祸使她放弃了学业。考虑到后面一生，就想到以绘画谋生，那是她从小的爱好，小时候父亲辅导她绘画。她决心成为画家，卧床期间她就开始在床上对着镜子画自己。
这幅据说是她最初画的“穿丝绒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in a Velvet Dress, 1926），
穿丝绒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in a Velvet Dress, 1926）
这幅画是她为了使男友回心转意而作。男友不喜欢她太自由派。她写信给他，表示自己会变得更好来值得他爱，然后画了这幅画送给他，希望他能时时看到画，就像看到她。她得逞了：男友看到这幅画后，回到了她身边。但是第二年，男友要随父母去欧洲了，因为他的父母不同意他和她在一起。分开后她给他写了许多信，多次提到这幅画，以画比喻自己，表达伤感和思念，幻想这幅画的魔力再现，再次找回失去的爱。可惜，命运注定她要承受各种痛苦。
车祸两年后的1927年，路还没走利落她就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卡罗热衷政治，还把自己生日年份推后到墨西哥革命发生的1910年，意思是革命让她重生（又不是从小练体操要参加比赛，改生日开什么玩笑？）。
在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同时，还得先搞清楚自己能不能养活自己，为此她拿着自己的画，找到已是著名画家的里维拉，请他看看自己在绘画上是否有前途？里维拉一开始没拿她说的当回事，后来看了那幅“穿丝绒的自画像”，认为卡罗很有天赋，鼓励她继续画下去。
她和他还在党的聚会上有进一步的接触，他对她的酒量印象深刻，二人很快就谈婚论嫁了。准岳母反对这场婚姻，称之为“大象和鸽子的结合”。但是准岳父批准了（一个原因可能是大象慷慨地付清了鸽子家的房贷，还有未来的医院账单）。1929年鸽子和大象结婚了。
不巧的是，那年婚后丈夫被开除出党了，说是卷入共产国际左翼反对运动。其实里维拉就是看不惯斯大林，要追根那还是两年前，他应邀去苏联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画壁画期间，没表现出应有的恭顺，自我意识太强，以为共产主义就像画画的“水立方”主义那么好玩儿，可以随便地标新立异。
虽然丈夫被开除党籍，夫妻不能以“同志”相称了，但接下来就是好事，美国那边有委托，请壁画大师丈夫去作画。这是卡罗后来在与丈夫的美国之行中画的“大象鸽子图”：
鸽子与大象（Frieda and Diego Rivera, 1931）
她随丈夫去了美国的旧金山、纽约市、底特律等地，到处受到热情地接待。卡罗对美国的工业发达印象极其深刻，但是非常不喜欢美国人，不喜欢见到美国的穷人（可能是与发达的工业相比较反差比较大）。在底特律，卡罗怀孕，她很想要孩子，连那个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但是不幸流产了，是个男孩。流产后画了这幅“亨利福特医院”（Herry Ford Hospital, 1932）：
亨利福特医院（Herry Ford Hospital, 1932）
1937年，流亡的苏联“红军之父”托洛斯基夫妇到墨西哥避难，她同意把自己住的房子让给托洛斯基夫妇住，把这看作是为国际共运做贡献的机会，而且还成了托洛斯基的灵魂伴侣++。
法国超现实主义教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1938年到了墨西哥。布勒东对卡罗的画印象深刻，立马封她为超现实主义。但是她讲话：“直到布勒东到了墨西哥，我才知道我是超现实主义的”，那意思是说自己稀里糊涂就超了现实了。卡罗觉得主义超不超现实，应该先体验了再说，再超现实的主义也要通过现实的大活人才能体验。她在托洛斯基那里刚体验完了德国人发明的共产主义的超现实，又在布勒东这里开始体验法国超现实主义教父的超现实。
布勒东1938年在纽约市张罗了卡罗的第一次个展，还为展册写了序言。展览获得很大成功，25幅展画一半卖出。卡罗的纽约之行是独自一人（也没那么多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了），在那里外遇和画展同样地顺利。
由于纽约画展成功，她得到了两项委托，其中一项是一位自杀的歌女的好友委托画一幅画，要送给死者的母亲做纪念。委托人本以为擅长自画像的卡罗会画一幅死者肖像一类的画，结果人家卡姑奶奶画了这张“D.H.的自杀”（The Suicide of Dorothy Hale, 1938），
D.H.的自杀（The Suicide of Dorothy Hale, 1938）
最下面还写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某某人从某处很高的窗户跳下，……，这幅祭坛画由卡罗所作”。委托人收到画打开看时吓得差点死过去，想把画撕了，但被朋友劝住了。这幅画现在Arizona州的Phoenix Art Museum。这是卡罗最具争议的一幅画，那时她正和丈夫分居，处于深度忧郁中，满脑子自杀念头。
次年在布勒东的建议下，卡罗去巴黎展览，但发现布勒东在画展事务上没给她帮什么忙（也许是她把布勒东用得太狠，人家觉得累了），几乎等于把她给撂了。画展推迟，画作卖得也不好，赔了钱，取消了预定的伦敦展览。好在评论还行，卢浮宫买了她的一幅画，她是那里有藏品的第一个墨西哥艺术家。她还受到巴黎画家们的欢迎，包括丈夫的对头老毕（毕加索）。卡罗从未正面承认她和布勒东的暧昧关系，可能是她也知道布勒东觉得她没那么吸引人，并且两人的关系也没达到她所期望的。各种因素混合，总之是体验失败（现实是超越不了嘀啦）。
在二位超现实主义者那里体验的最后结果是，卡罗否认自己曾经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她讲话：“……我从来不画梦想，我的画是我的现实”。的确，无法将她的画和她的生活分开，她的很多画后面都有故事，都说她的画就是她的传记。从法国回来，她就爆粗口把超现实主义者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断绝来往。
卡罗和丈夫的关系也是红灯高挂。那次陪同丈夫的美国之行回来，丈夫居然自己的妹妹搞在一起。为此卡罗伤透了心，然后也就放任自己。但是也有说卡罗那次美国之行在旧金山的六个月里，就和在社交中被介绍认识的美国著名演员之一看对了眼儿。反正她和丈夫两人在外各遇各的。卡罗还是双性恋，有双倍可遇的。她和丈夫1939年终于离婚了，离婚是丈夫提出的。
这是她刚离婚时画的“两个卡罗”（Two Kahlos, 1939），
两个卡罗（Two Kahlos, 1939）
表达的是她当时的绝望和孤独。一个人穿着白色民族服装表示传统的卡罗，心都碎了；另一个是穿着现代服装表示很独立的卡罗，还有颗完整的心，在给旁边不断放血的传统的卡罗输血（太喜欢这种直截了当的表示方法，适合我这种文艺细胞不发达只有小学绘画水平且悟性差的人看，不像那些表现主义的画那么矫情，还要人去猜）。这幅画8年后卖了合$1000，是卡罗的画在那时的最高价。那时卡罗的画在墨西哥也开始越来越知名了。
离婚后，医生发现她的右脚趾坏死，在扩散之前把坏死的脚趾切除了。她需要有人照顾，外加一大堆医院账单，又据说是卡罗的美国医生撮合，转年1940年底卡罗又和丈夫复婚了，也是丈夫提出的。但是合不来就是合不来，各自的婚外情还是有增无减。那时卡罗已有28件之多的紧身胸衣，钢的，皮的等等，用以支持她的脊柱。即使如此，为了生活和感情的质量，她仍然顽强地婚外情，以至于后来怀疑有了梅毒（一个说法是由于某些慢性症状，她本人怀疑并要求做梅毒检查，但除了一个以外的其他医生都否认是梅毒）。
早年车祸造成她后半辈子手术三十多次，一直与疼痛作斗争，健康止不住地恶化。1944年，她画了她最著名的一幅画“断柱”（The Broken Column, 1944）,
断柱（The Broken Column,1944）
直截了当地表现了痛苦和煎熬：脸上身上到处钉子，身体被打开成两半，脊椎位置是正在崩裂的柱子。原本画的是全裸，但后来下部画了白布遮挡。那根柱子有阴茎的含义，整幅画有性的寓意，但也表达了卡罗精神上的坚强。
1953那年，卡罗已经卧床，有朋友知道她来日无多，在墨西哥城为她办了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墨西哥的个展。那天她没有违抗不许下床的医嘱，躺在家里的床上，连人带床上了高帮卡车，被送到了展览的地方，再连人带床抬进展厅出席了开幕式。
卡罗一辈子很多时候是画自己，这是她最著名的自画像（1940年），
自画像1940
用她的话说：“我画我自己，是因为我是那么经常地孤独，也因为我是我最了解的主题”，她自画的特点是两道眉毛中间都连到或几乎连到一起，还时不时有小胡子，
1929 1931 1941
1943 1943 1947
…………
下面是她最后1954去世那年的两幅自画像，其中一幅画了斯大林，另一幅画了马克思（马克思一手掐住米国鹰），后者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将为病人带来健康”（Marxism Will Give Health to the Sick, 1954），准备好了去见那位政治经济领域里超现实主义的鼻祖，
右边：马克思主义将为病人带来健康（Marxism Will Give Health to the Sick, 1954）
床脚的墙上，挂着一排马恩列斯毛的照片，让他们天天和自己相面，保佑自己早日能下地。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参加共产党的示威，抗议瓜地马拉总统被推翻。然后有一天早上就没再醒来，报告说是由于肺栓塞，但是没有做尸体解剖，她周围有人怀疑她是用过量的药物自杀。在葬礼上她的身上覆盖了党旗。
卡罗曾说到自己一生有两大事故：“一是那次公交车祸，二就是与里维拉结婚，后者更糟糕”。但在最后的日子里她还准备了送给丈夫的银婚纪念礼物。她说过：“早没理由活着了，没自杀就是因为里维拉，有种虚幻的想法，他会想念我……”（听着有点晕，一对冤家）。就在前一年，她听说丈夫又有新欢后曾试图自杀。卡罗死时离银婚纪念日还有一个多月。
卡罗的艺术一直被她丈夫的成就所掩盖，直到70年代才开始有了自己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其实在40年代，卡罗的绘画就被承认了，她的画都能出手，她还被聘为绘画教师。但是如果没有丈夫给她的熏陶指点和带来的各种人脉机遇，也许她不会进步那么快和有那么多表现机会并获得那么多的承认。另一方面，不管她希望什么样的承认，最后她还是被归为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
到了90年代，对她的承认超出了绘画领域。除了绘画，她还被赋予了各种象征含义，比如女权、墨西哥传统艺术、哥伦布前墨西哥文化等等，甚至成了LGBT的偶像。可以说，她的声望已经超过了她丈夫，现在人们提到里维拉，很多时候都说他是“拉罗的丈夫”。
这幅“根”（Roots, 1943）在2006年拍出了拉美艺术品的最高价：美元560万，
根（Roots, 1943）
2002年有一部电影“Frida”，描述了她的一生，被提名六项奥斯卡奖，获得了其中两项。这是影片中的卡罗在作画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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