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崧甫（1894—1979），浙江缙云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工科；
辛亥革命时，参加光复杭州的战斗，任敢死队分队长；
后历任国民政府军旅长、师长、军长、军团长、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战区中将总参议等职；
上将领章？？？
民国36年1月退役；
上海解放前夕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地下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革虹口区筹委会主任委员，
1958年6月任民革虹口区第一届区委主任委员，
1959年3月起任虹口区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常委，还兼任上海市参事室参事等职务；
1979年2月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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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樊部被调江西，参加“围剿”红军，此时樊已升任第八军中将参谋长。他先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围剿”，1933年升任第79师师长，参加了对根据地第四、五次“围剿”。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又奉命率部入湘、鄂、川、黔，追击红军二、六军团（即贺龙等部红军）。
1936年樊任陆军第46军军长。西安事变前夕，他的部队负责陇海路防务，西安事变发生后，樊部抢占潼关。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押的最早消息就是由樊电告南京政府的，南京政府准备进攻西安，任樊为前敌副总指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曾去樊部会唔樊，向樊宣传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对樊影响颇大。据樊自述，事变后樊曾在杭州与蒋见面，他劝蒋执行中山遗训，把安内攘外改为攘外安内。蒋听了勃然变色，从此对樊发生疑忌，在解放战争中不再让他带兵，最后被解除兵权，但这也促使樊产生脱离蒋的思想。
1937年抗战爆发后，樊的79师参加上海抗战。他自己则奉调参加后方防务，负责疏整后方交通，收容溃兵，监筑黄河河防工事等次要工作。1938年3月后，日军占领山西大部，逼近黄河河防，樊部与日军隔河相持，派小部队渡河入敌后游击，颇有收获。不久蒋的亲信胡宗南部接替河防，樊部调徐州，参加台儿庄会战。在台儿庄大战中，樊部奉命驰援张自忠部，在大院寺、狼子沟一带与日寇精锐坂垣师团激战三昼夜，歼敌6千，对战役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后日寇再攻徐州，徐州失守，他奉命转入敌后作战。
1938年8月奉命率部回武汉，9月升任第十二军团军团长。1939年2月任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此后他率部参加了1939年3月南昌会战，9月的长沙第一次会战。1940年调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因与蒋的亲信、总司令胡宗南不合，辞职后改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1941年1月兼第六战区战备校阅主任，司令长官部中将总参议，参与宜昌会战。1944年军委会成立军风纪纠察团，先后任第五、第二、第三纠察团主任委员。1946年纠察团撤消，1947年1月退役赋闲。1940年后樊只任军队中闲职，实际上已解除了兵权。樊戎马40年，因早退役，未参加解放战争。
樊退役寓居上海，目睹蒋发动内战，政权日趋没落，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信心。1948年经人介绍，加入民主党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开始参加反蒋活动。他利用自己在蒋军中旧关系，从事涣散蒋军官兵斗志的策反工作。1949年4月，樊被上海退役军官推选为上海市在乡军官会代理事长。樊为保卫上海人民生命财产，拟组织退役军官建立市民自卫委员会，在上海时局紧张混乱时出来维持秩序，策应上海解放。五月，蒋自奉化溪口到上海，派特务严滋来樊住所，劝樊去见蒋，出任“浙江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否则速离上海，为樊拒绝。5月14日，蒋命特务头子毛森将樊逮捕，囚于黄埔分局政治犯监狱。上海解放前夕，蒋下令处决政治犯，一大批政治犯被杀，樊幸未及于难；5月27日上海解放，樊始出狱，民革中央曾致电慰问。
上海解放后，樊被推为民革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虹口区人民代表，上海市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政协委员。樊撰写了多篇回忆录，叙述个人历史及参加重大历史事件的史实，分载于《上海文史资料》和《浙江文史资料》。
1979年2月在上海病逝，上海市政协和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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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编造出来的 拙劣+脑残 的 原文：
毛泽东在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也将1927年的被捕被视作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不过，在陈鸿年、吴越合著的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吴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里却记载，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曾经被围剿部队的军长樊崧甫的手下所捕。
吴越的父亲吴山五十年代是上海市司法局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长，当时兼任樊崧甫的私人秘书；据《我的爸爸是冤鬼》记载，樊崧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1933年蒋介石发动对闽赣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1934年苏区反“围剿”失败，全军撤退，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又奉命追剿堵截。
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面前。毛泽东否认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形象鲜明，仅凭他一句话，是否认不了的。不过樊崧甫比宋希濂聪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后，立刻打电报通知了蒋介石，以致后来宋希濂和瞿秋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了，想给瞿秋白开脱些许都不可能，蒋介石下令处决，他不得不遵命执行，只能在行刑之前给一些感情上的“优待”。
樊崧甫抓到毛泽东以后，甚至在明确了毛泽东的真正身份以后，根本就没跟蒋介石提起过一个字，因此得到了处理毛泽东的“绝对自由”。第二，樊崧甫虽然是“国军”的军长，但他是“洪帮”中人，对“党争”的认识和兴趣都不是很强，而对传统的“义气”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却十分相信。因此，毛泽东能够通过游说打动他，让樊崧甫拿他当老百姓发给路费放了。
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对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泽东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正因为樊崧甫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崧甫居然借故没有遵令，为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放了出来；而上海解放之后，对他这个当年围剿过苏区的战犯，陈毅市长不但没有把他抓起来，而是派专人先去保护他的住宅，后来专门把他请到市政府去谈话，接着请他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虹口区政协主委，还给他分配了许多社会工作，诸如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等等，在1951年的镇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护。
《我的爸爸是冤鬼》里的这段对毛泽东被捕的记载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实，不过，关于樊嵩甫的个人资料或可佐证这一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