厓山之后无中国,
明亡之后无华夏,
满清之后无汉人,
文革之后无信仰,
改革之后无
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 .....
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
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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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直不太愿意答这类问题,没办法,为了自我洗白一下,写一下我的看法吧。也欢迎 @彭一 同学来讨论。
顾炎武先生提出了“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弄清楚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就基本解决了如何评价满蒙入侵和日本侵华的问题。
满蒙入侵,仍然属于亡国。日本入侵,才是亡天下。这就是我的观点。
“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仁义充塞,率兽食人,是亡天下的后果,而不是亡天下本身。亡天下本身,是中国的文化政治共同结构的崩毁,一旦这种结构崩毁了,新的统治者是不可能施行仁义的,率兽食人的局面必然出现,如果等到这时才意识到天下已亡,就已经晚了。
这种可以被称为“天下”的结构,是由文化和政治两种结构复合而成的双结构。如果政治结构崩毁而文化结构仍然存在,比如三国、南北朝、五代,新的政治结构最终会从这种崇尚大一统的文化结构里重新孵化出来,天下的双结构就恢复了完整。
而如果文化结构崩毁而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仍然存在,比如我朝现在的价值观大混乱但政治基本稳定,新的文化结构也最终会从这种大一统的政治结构里重新孵化出来,天下的双结构就又恢复了完整。这也是我不赞成药丸党的原因,药丸党的药丸论断其实基于价值观上的判断,是面对着文化结构的废墟发出药丸的感慨,但我朝政治结构仍然强大,生命力还远远没有耗尽,而未来的几十年足够新的文化结构从政治结构里孵化出来。
换言之,如果天下只是失去了文化结构或者政治结构,那剩下的那种结构拥有重新孵化双结构的能力。 通俗地说,这意味着“天下”有两条命,必须同时打掉两条命,才算亡天下。
日本侵华,在文化上,是要用明治维新代表的西化道统加上王道乐土代表的亚洲道统,彻底摧毁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在政治上是要建立殖民地统治体系并且对中国分而治之,彻底摧毁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结构。
如果日本成功,就是亡天下。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中国接近了亡天下。
而蒙古和满清,能同时摧毁中国的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么?差得远了。他们连摧毁双结构中的一种结构的能力都没有,顶多也就是冲击。
蒙古继承的是金,金继承的辽,辽的核心则是民族分治一国两制。换言之,蒙古对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采取完全放任态度,对中国的治理也基本采用原有政治结构。对天下的双结构影响是非常之有限的。
满洲的头脑比蒙古强大的多。中国的文化结构受到了满洲的强烈冲击,这是不可否认的。剃发易服,确实是对中国文化结构的一次强力扭曲。但是满洲不得不采用中国的政治结构。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满洲仍然在尝试着用自己的八旗政治结构彻底取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但到了康熙这种尝试已经彻底失败了。满洲想维持自己的政治结构,唯一的希望就是彻底以八旗制度统治中国,但显然不可能。而现在经常被喷的军机处,只是中国固有政治结构的变化发展,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而不是满洲。
而中国的政治结构是能重新孵化出文化结构的。清初中国的文化结构确实受到重创,但经过康乾的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孵化,到了中晚清中国的文化结构已经完全恢复了元气,而且迸发出了惊人的、远超前代的生命力。当中国的政治结构随着清帝国一起崩溃,这种勃勃有生气的文化结构最终又反过来孵化出了一个新的勃勃有生气的政治结构。
其实成功地亡中国天下的门槛,即便日本,也从未接近过。日本想用英国统治印度的模式统治中国,这是惊人的狂妄和可笑。
而蒙古和满洲,只是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政治结构造成一些影响而已,离摧毁差的还远。所以元清之代宋明,只是亡国,远称不上亡天下。
那么崖山之后无中国之说,又从何说起?只是日本试图否定中国文化结构本身的存在而已。如果中国文化在宋朝之后根本就不存在了,那么摧毁中国固有文化结构不就不战而胜了么?但问题是,中国的文化结构就在那里,岂是你说不存在就不存在了?归根结底,还是日本人匪夷所思的“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的思维方式作祟而已。不过也情有可原,和中国做邻居做久了的,都难免发展出来一点否认现实的倾向。
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
而《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而崇祯自缢之后,明朝大臣降书盈尺,冠服铺地的丑态,也导致了日本人的蔑视心里。
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中国已经成了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
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宇野哲人(1875~1974)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宇野哲人分别于1906年和1912年来华。但他看见在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却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也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
这种文化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使日本人在近代将中国视为低等民族,有再无中国之说,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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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荒唐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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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之后无华夏,山顶洞后无中国。我大商煌煌六百载,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体现了华夏民族真正的骨气。
大商天子帝辛,天资聪颖,力拔山河,一时人杰,若不是当年子辛大帝东征同属华夏的东夷,兄弟阋墙,又怎会被雅利安野狼周戎篡夺了天下。而牧野之战当时就是以周鞑为首的西戎势力联合诸蛮族共同菊爆大商的不义战争,连通古斯野猪皮肃慎和南蛮长虫蜀国都为了入主中原分杯羹而出兵了。
周酋姬发为了摧毁我华夏的骨气,在大汉奸姜子牙的指使下,诱骗一些汉奸临阵倒戈,然后让他们对我华夏的健儿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牧野大屠杀。史书记载,当时的惨状那是“流血漂杵”。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应为之哭泣。但是周鞑的奴才文人孟轲为了掩饰鞑子的罪行,竟然恬不知耻地提出了“尽信书不如无书”反智反动口号。如今还变成了成语到处引用。
周鞑为了压制我大商儿女的反抗,还一把火将有东方之都美誉的朝歌城付之一炬,事后还把罪名安插在子辛大帝的头上。大商人民为之痛心,唱出了彼黍离离的哀歌。华夏儿女从此变成了鞑子们的奴隶,被骂成是如同当年蚩尤战败后的奴隶——九黎一般,这就是黎民的由来。
在入主中原后,为了建立起他们的殖民统治,周鞑还对我华夏儿女进行戎化奴化教育,废我高贵的鬼神信仰,推行野蛮的祖先崇拜。将我们这个敬畏神明天地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不知敬畏不知尊重只知道个人利益家族利益的自私民族。鞑子还大肆篡改历史,攻击子辛大帝是纣王,用一切可以用到的词语来污蔑他。另外,文字狱和特务也是周戎发明的,周酋厉王对我华夏儿女大搞文字狱迫害,在大街上散布特务监视百姓,甚至搞得百姓只能“道路以目”,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中华儿女并没有因为鞑周的残酷统治而放弃了斗争。有骨气的伯夷叔齐二人用他们的生命表示了对鞑周反动殖民统治的抗议,子辛大帝的儿子武庚也愤然起义,遗憾的是最终起义被鞑周残酷地镇压了。华夏祝融族的楚人也不甘于被戎周的统治,起义反抗,最后终将周酋昭王打败,淹死在汉江之中。另外一些商人苗裔、华夏正统远避朝鲜。在那里建立了如天堂一般美好的海东君子国——朝鲜。后来中原大地在无能的周殖民者的祸害下成为了一片焦土,只有那里是安宁之邦,连鞑周的奴才孔老二也想移民到那里。而现在汉人们却在无端地仇视嘲笑华夏正统、大商子民,还辱骂他们是棒子。悲哀啊,我实在是为我们汉人而感到悲哀。
要是没有周鞑的破坏,凭着我大商高超的青铜工艺和重商主义精神,中国必定领先世界,产生出各种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跑步进入资本主义,提前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登陆火星。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到处受欺负了,我们也肯定过上美国人甚至外星人一样的美好生活了。千错万错都怪周鞑子。为什么会有「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荒唐言论?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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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满清之后无汉族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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