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当年曾被扣压!
作者：05txlr
《读毛泽东同志的<党内通信>有感》使俺想起了一件陈年旧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
【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我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我在参观中发现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却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调查了解的实情，只能按公社书记介绍的写。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曾对我说，“你何不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结果，到了一九五九年即有人来追查这位副专员同我的谈话。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
从马建猷信的内容看，他说的“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就是高境先生网友引用的《党内通信》。
毛主席收到马建猷的这封信时，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他当即批示把信转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
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三日
马建猷的这封信和毛主席的这个批示说明：
1，当时，人民群众、包括基层干部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有些人是不赞成的、反对的，甚至是要加以阻挠的；
2，当时，毛主席给基层干部、包括人民群众写信交流想法，有些人是不赞成的、反对的，甚至是要加以扣压的。
但是，这样做似乎并没有割断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只要看看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就可以知道了。事实证明，有些人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
所以，毛主席告诫这些人，“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附1：
给基层干部的信 （党内通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注：一）例如去年 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 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注：二）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注：三）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 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怀疑，中年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 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硬的命令。（注：四）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的幅度，不当 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进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 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就好了。（注：五）
第三 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 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注：六）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 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以解决。（注：七）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注：八）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 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注：九）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注：十）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 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 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 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建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 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地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 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注：十一）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注：十二）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注： 十三）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 愿”，（注：十四）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注：十五）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注：十六）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注：十七）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一）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是“教唆”农民抵制当时的瞎指挥风。当时有些干部不管实际情况，不问下情，给下面群众乱下指示，硬要群众执行。在中央，毛主席是最最坚决地反对这股瞎指挥风的。不料后来有人硬把这股风派在他身上。
（注：二）
那是反对浮夸风，当时不少干部吹出亩产一万斤，三万斤，十万斤，十几万斤的“卫星”。不过一般是一分面积的试验地。大面积，则是一千多斤、二千多斤甚至更高的产量。这一罪名后来也栽在毛主席身上。其实毛主席一贯地不相信，也反对这种浮夸的。
（注：三）
当时有人搞试验田，密植程度到了种子撒下去，田里黄澄澄的一片。并把反对这种做法的人说成“右倾”。看来毛主席是右倾定了。
（注：四）
这也是反对瞎指挥风
（注：五）
这是对干部的要求，要他们脚踏实地，不要瞎指挥。而且在毛主席看来，究竟密植多少，那时根本没发决定，谁也没有发言权。只有经过几年试验才能了解。“因 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是说要因地制宜，深入了解实情，不能凭自己灵机一 动。注意“比较科学”、“实际可行”八个字。
（注：六）
针对当时有人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而 发。不料后来这一说法也说是毛主席提倡的。还有一个说法，说是柯老提出的。实际情况是，有人提出这一口号，柯老虽未加以彻底否定，也认为片面，又补了一句 “鼓足干劲搞生产。”后来这笔烂账就扣在他的头上了。真正提出这一口号的反而逃之夭夭了，而且似乎他们才是反对“放开肚皮吃饱饭。”的，自然只有罪过才需 要推给别人。（柯老：柯庆施同志，当时为政治局委员，华东局与上海的书记，一九二零年受李大钊同志委托，组建CY，是党内最老资格的成员。不亚于一大代 表。电影《开天辟地》花很大的篇幅写旅欧支部，对CY却一笔带过，只是让邓小平出来说了一句：“我算一个”他是一九二二年才参加CY的。电影《大浪淘沙》 告诉我们，CY仅次于CP，和GCD是兄弟关系，而且这个老弟比大哥年龄还大。后来全部转为GCD员。毛主席也曾是成员之一。所以他算在1920年入的 党。）
（注：七）
可见，毛主席并不认为当时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而在五八年底，有人就一口咬定由于粮食大增产——他们认为已有一万多亿斤。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
（注：八）
明确地说反对说大话，唱高调。——但这不妨碍后来有人仍然硬要把说大话，唱高调归罪于他。
（注：九）
我们中国1958年有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吃饭已经不是大问题的人，现在这又不吃饭的活神仙，嘲笑“土里刨食”。鄙人是个大俗人，不得不靠土里刨出的食来活命。不过那些不吃饭的活神仙，似乎消费的粮食和靠粮食喂大的畜产品比我多得多。
（注：十）
有人由于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提出以后要少种地，把大批的土地开辟为花园。我在那时就亲耳听到有人说过。当然，我听说的人都是小角色。就好像现在在我耳边发出“是毛搞浮夸”的噪音的都是小角色，但决不等于上面没有人带的头。
（注：十一）
从这儿看到，毛主席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当低。不知算是右倾还是算小生产方式？
注意：“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我国的插秧机研究就走过一段弯路。上海研究插秧机时，有人就是不支持。只有柯老支持。后来样 机到广州去试验成功。这时柯老在北京。有了成绩就谁都想要，当初反对的人听说成功了，马上下令生产五万台。可是生产出来的机器不能用，大多报废。那些人又 缩回去了，这下罪过又必须推给别人，于是说柯老：“都是你支持的，你负责。”六一年就下马了。六二年，毛泽东提出了可恶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当 初搞插秧机的人就要求平反。后来终于找出原因，当初的样机是用干木材造的。成批生产后，用的是湿木料，不久变了形。到了十年浩劫的极左时代，插秧机终于开 始推广。不过据说已被小日本盗走了，并得到了专利权，我们中国生产反而侵了他们的权。
（注：十二）
再次反对说假话。
（注：十三）
指：水（水利）、肥（肥料）、土（改良土壤）、种（培育优良品种）、密（合理密植）、保（植保）、工（农用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是毛主席提出的提高农业产量的八个途径。
（注：十四）
“一吹、二压、三许愿”：一吹：指吹牛，造夸大的数字。二压：指逼迫下面夸大数字。三许愿：指以给好处诱使下面夸大数字。
（注：十五）
有人对毛主席的做法，包括写和下令传达《党内通信》，说是“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提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不料这在后来成了毛 主席搞浮夸的“证据”。理由就是他说了“干劲一定要有”。不知是不是改为“干劲一定不能有，假话一定要讲。”就更好些？有人就是这么做的呢！
（注：十六）
当时那些搞浮夸风、瞎指挥风的人，似乎已经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唯有自己才最正确。可在毛主席看来，认识水平还很低，“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须再过十年，才“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而且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在现在，事后诸葛亮们也许会在毛主席这篇《党内通信》中，用放大镜找出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等的“根据”来。有什么办法呢？在当时毛主席可是最最“右倾保守”的了。
人的认识不能没有个过程。毛主席意识到自己这一不足。可见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只是到六零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才跟外国领导人说，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 因此目前还没有什么长期的设想。”不过到了三届人大后，毛主席已经有了规划了，那就是到2000年，分两步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其第一步七十年代已经在 我国实现了。
（注：十七）
在那个时候，有人是要当“大跃进的化身”的，是比毛主席更坚决的促进派。 毛主席也就只好下定决心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了。后来忽然认为大跃进失败了，那就赶快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大跃进不是他发动的吗？于是浮 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这个屎盆子必须赶快扣在他的头上。不由分说。
这有人肯定存在，是谁，我可不能乱说。不过文化革命中说是刘少奇。当然这是十年浩劫的冤假错案，决不可以相信。
至于柯老的对立面就不提也罢。谁有资格能与他抬杠呢？
附2：
党内通信[1]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2]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
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
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
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
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
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
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
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
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
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
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
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
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
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
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
说过了。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关于城市各项事业每年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
七级干部大会问题给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和省（自治区）
委书记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２〕 指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一九五九年
三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两个报告。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三月
二十六日关于南汇、川沙两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说，南汇、川
沙两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大体分三阶段进行：第一段大鸣大放，揭露问题，分
析原因，提高认识；第二段讨论管理体制、政策和具体贯彻执行问题；第三
段组织一次生产大高潮。目前两县会议都在讨论管理体制和政策问题，同时
又向会外群众作了广播。事实证明，召开一竿子到底的会议，把政策交给群
众，是最容易见效的。另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
万杰关于上海县和七一公社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说，这里的会议，在
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讲话以后，来势很猛，时间只有一天半到两天半，放的
东西直接、具体，放过以后，心平气和。群众的动态一是担心再变，二是顾
虑下面的干部能不能贯彻主席和市委的指示，普遍关心工资问题。目前出勤
的多了，干群关系也有变化，群众把干部当知心人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第167-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