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启蒙时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有一部一般读者看来十分乏味的《康德哲学书信集》。在这本乏味的书里却有一个难得的亮点：爱情。而这一亮点却是康德的一次失败记录，证明康德的说教并不能给读者提供生活指南。然而康德还是把这一失败记录收进在他的书信集。他并不觉得难为情，大概他心安理得地认为：我的学问本来就不是可以拿来当饭吃的。
按常理讲，哲学并非文字游戏，其根本目的是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思维更有深度，行为更有目的。然而康德这位大哲学家却当不了爱情专家。这与康德自身的生活经验不无关系。
大家都知道德国人是一板一眼的，而康德更是无趣地一板一眼得到了有趣的地步。英国作家毛姆有本文集《流浪者的心情》（Vagrant Mood）。该文集有六篇短文，其中有一篇是讲康德的。 毛姆把康德一板一眼的生活规律讲得津津有味。
康德要仆人每天早上五点钟把他叫醒，然后穿着睡袍、三角帽和拖鞋去书房，等仆人送早餐来。所谓的早餐并没有食物，仆人送来的盘子里只有一杯淡茶和一只装满烟叶的烟斗。康德在书房里从五点到七点准备教案。然后更衣，七点到九点在他家的一楼给学生上课。这是柯尼斯堡大学给康德教授的特权，不必到学校来，足不出户就可以授课。他的课很受欢迎，由于家里的客厅较小，想抢到好坐位的学生必须六点半之前就座。九点钟哲学讲座结束之后，康德重新换上睡袍、三角帽和拖鞋，开始看书写作直到差一刻一点。然后更衣，去书房等待前来与他就餐的客人。康德把这顿午餐叫做“diner"（dinner），因为他一天只吃这一顿饭。康德必须有客人陪他一起吃饭。有时他经常邀请的几位朋友临时有事，或他们实在讨厌康德家餐桌上的那几样一成不变的食物而借故缺席，康德就叫仆人到街上随便拉一位过路人进来。
饭后康德送走客人，在准备出门散步之前，康德习惯在房间里站着，因为他怕如果坐下饭后会打瞌睡。他认为晚上的睡眠就足够了，白天不睡觉就节省了时间，延长了生命。康德每天准时开始一个小时的散步，邻居们都知道康德教授每天在同一时间从自己的门前走过，于是表停了的人就在此时调好时间，表快表慢的人赶紧在此时把表拨准。康德教授的日常生涯在他们看来就好像白日经天，比他们所有的钟表还要规律。
康德的散步不但准时，而且风雨无阻，阴天时仆人拿一把大伞跟在后面。康德虽然身材干瘪矮小，身高不足一米六，肩膀看上去一高一低，但总是衣冠楚楚，就是饭后散步也穿戴整齐。腋下夹着他从不离身的三角帽，另一手执一根有金色把手的手杖。头戴金色假发，黑领带，灰长袜，上衣在领口和袖口有褶边，皮鞋上又银色搭扣。日复一日的例行散步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因为他收到卢梭的《爱弥儿》，整整三天迷得在家里无法脱身。
康德散步时走的很慢，因为他认为出汗会影响健康。而且他坚持用鼻孔呼吸，认为如果用嘴吸气会把病菌带进口中。如果在路上与他人说话，他会屏住气说上几句，然后停下来让鼻子呼吸。这样就避免说话时喘气。
康德散步的路线常年不变。照诗人海涅的说法，康德每天固定在菩提树街上来回走八次。有一天他出了家门，居然没有走上菩提树街，而是朝另一个方向去了。左邻右舍立刻感到震惊，奔走相告，他们猜想世界上一定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情。结果真让他们猜对了：康德当天接到消息，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发生革命，暴民们冲进巴士底狱，放走囚犯。于是康德那天有些六神无主。
康德的两个妹妹的住家离康德很近，但完全没有交集。康德认为与她们无话可说。如果聊家长里短，康德既没兴趣，也一无所知。如果和她们聊哲学，好比对牛弹琴。索性就互不来往。
这样看来康德教授实在古板，孤僻，乏味。在他的字典里绝无“浪漫”一词。难怪虽然美学是康德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康德本人对音乐绘画毫无兴趣。他家里只挂了一幅画，是卢梭的肖像。这倒不是因为他欣赏画作本身，而是因为他崇拜那位哲学同仁。画作是一位朋友特意送给他的。
这样一位不知情趣为何物的学究却被当成爱情专家，结果铸成大错。
1791年，康德收到一位叫玛丽亚（Maria von Herbert）奥地利女孩的来信。她和她的男爵哥哥都是康德的仰慕者。玛丽亚爱上了一个男人，结果被他始乱终弃。随后玛丽亚又爱上第二个男人。但有一段时间她没有敢把她和第一位男友的恋爱史事告诉给第二位男友。后来她觉得不该对自己的心上人有任何隐瞒，否则她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于是她便一五一十地把前段情史坦白。没想到情人听后醋性大发，开始冷落她。小女子一下没了主意，对生活感到绝望。于是就想到了她崇拜的大师康德，请这位大智者给她指点迷津。
这下可给康德教授出了难题。其实如今在我们看来，事情很简单，玛利亚的问题在于她正在失恋中不能自拔，而不在于她坦白恋爱史的对与错。如果我们给她回信，甭管有没有用，先灌一碗心灵鸡汤再说。文雅一点的就来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俗一点的就说“三只腿的蛤蟆没处找，两条腿的男人有的是。这么美的鲜花还发愁找不到牛粪插？”
康德还是非常同情玛利亚的。还专为此事听取过朋友的看法，然后深思熟虑一番，拖了几个月之后才提笔写回信。他在信中说：虽然我们有不说谎和保持真诚的义务，但如果我们无法把全部隐私告诉自己所爱的人，是可以原谅的。不能对一个人完全开诚布公，这是先天存在于人性中的矜持或静默，并不构成性格的弱点。
康德说得还算到位，我们大家大概都会同意他的观点。如果康德就此打住，在落款之前再加几句安慰的话，也许玛丽亚会得到所需要的安慰，从此就想开了。然而康德这个掉书袋偏偏喜欢没完没了的说教，又接着写道：就算你已经向男友坦承了过去的一段情，但如果动机只是想要求得心安，而不是真正感到悔意，那么这种坦白也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光彩。
这下坏了，康德兜了个大圈子，先前的让人听着很舒服的话都等于白说。我们不知道玛丽亚读了康德的信有何反应，但可以想象，玛丽亚小姐一定心里在想：做人真难啊！
康德还没完，又接着说：你不应该太在意情人变心。如果他的感情回归了，那这种感情大概只是生理吸引罢了。信的最后一句就更有学问了：何况，人生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是否获得快乐。
这下把玛丽亚小姐彻底弄糊涂了，她一定在想：我如果活着不是为了快乐还瞎折腾什么呢？玛丽亚又给康德写了第二封信。信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康德，她感觉心灵空虚，生活没了意义，大师的学说对她不管用，解决不了她的困惑。她希望能与康德见面，到他家来看看他的学问是如何影响他个人生活的。
康德再没有给玛利亚回信，也许他不自信了，也许他不知还应该说些什么。
玛利亚在给康德写了第三封信之后，就自杀了。
玛利亚实在是找错了人。康德大师懂得哲学，却不懂女人和爱情。康德没有在信中劝说玛利亚重新建立对生活的信心，而是在人是否有真诚坦白的道德义务这一隔靴搔痒的命题上打转。
看来康德并不觉得有愧于玛利亚，他把写给那位可怜女孩的信作为他的学术成果收录在他的《康德哲学书信集》中，还把信中的核心观点全部搬到他的《美德学说》（The Doctrine of Virtue）一书中。
康德认为说真话是一种美德，是人格的绝对标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看来，玛利亚倒成了实践康德学说的烈士了。法国思想家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对康德的信条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人们无条件地永远说真话，社会就乱套了。他挖苦康德说：“我们的一位德国哲学家走得如此之远，并且断言：如果一个凶犯问我们，我们那被其追杀的朋友是否躲在我们家中。对该凶犯说谎也会是一种犯罪。”
我们没有听到当年康德是如何回答贡斯当的疑问的。有趣的是，二百年之后一位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倒是尝试着为康德的观点辩护。他说：当凶犯追到我家询问他们所追之人是否在我家时，我可以如此回答：“一小时前我在路那边的杂货店里见过他。”这句话是实话，不违背道德，但又没有出卖藏在我家的朋友。再比如，女友问新买的很难看的衣服是不是漂亮。如果我回答说好看，那是撒谎。如果直说不好看，那今天的晚饭大概甭想吃了。于是我回答：“你选衣服的眼光真独到。” 这样我没有说谎，又没让女友不开心，两全其美。
看看，有时哲学家们自己把自己逼进死胡同，还需要自己自圆其说。
康德一生未婚。他曾有过结婚的念头，看中两个女人大体够成为自己的老婆的资格。于是弄个表格，详列出结婚的利与弊。当他还在反复权衡是否该开口求爱之际，发现一位姑娘已经为他人披上嫁衣，另一位则早已远走他乡。
在康德学说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purpose和purposiveness的关系。purpose很简单，就是目的，德文原文是Zweck。所谓purposiveness是指目的性，某种目的所引发的价值或功利，德文原文叫Zweckmässigkeit。对此毛姆有非常通俗的解释：一个人盖房子，为的是出租，收取租金以改善生活，这就是他的“purpose”。而他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这一目的的价值与功利，即盖好房子之后是否能找到租户、应该收取多少房租才能在多少年内收回成本等等，即盖房子的“purposiveness”。
康德曾想过把结婚作为purpose。但令他举棋不定的是purposiveness，即这一目的是否值得，结婚之后的各种好处和坏处孰轻孰重，日后的柴米油盐如何解决等等。于是他索性做出结论：人没有结婚的必要。既然他有这样的判断，让他当爱情专家也是勉为其难了。
没有目的性的目的是盲目的目的。这样看来，似乎purpose和purposiveness的关系很简单明了。但康德又说：purpose和purposiveness并不一定有关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康德在他的一部重要著作《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中有这样一句非常难懂的观点：“Aesthetic judgment is purposive without purpose”（美学判断具有目的性而无目的）。这是康德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下面让我根据我自己了解的康德的只言片语试着解释一下。
康德认为，人有两种判断能力，一个是认知判断（cognitive judgment），另一个是美学判断（aesthetic judgment）。前者是客观的、唯物的，而后者是主观的、唯心的。所谓认知判断就是我们运用经验与知识对物体客观的观察与认识。我们的头脑里已经有狗的概念：四条腿、毛茸茸、会摇尾巴、会叫。当我们见到这一个物体时，正好和我们头脑里概念对上号，于是我们就做出认知判断：这是一只狗。由于我们见到很多长得不一样的狗，于是就丰富了我们头脑里对狗的概念。以后见到什么样的狗都认得。所以，我们的认知判断既有purposiveness（因为我们有意用我们头脑里的概念去观察事物），又有purpose（因为我们成功地把我们的概念于见到的事物对上号）。
而另一种判断 - 美学判断（aesthetic judgment）则有所不同。当我们见到的物体无法与我们头脑里的概念完全吻合时，我们需要自己创造一个概念来指认它。这样创造就是美学判断。这个美学判断没有purpose，因为眼前的物体与我们原有的概念对不上号，但具有purposiveness，因为我们力图用新的概念来认知物体。康德把这一超越局限的努力叫作“surplus intelligibility ”（额外的、附加的认知），说白了就是想象力。想象力可以完全不拘泥于原本物体大致该有的概念，充分自由发挥，于是美学的快感就产生了。我们见到一轮落日，会想到残阳如血。见到一弯明月，便想到月光如水。此时我们已经不在乎太阳、月亮原本的概念是什么，也不在乎它们血和水有何关联。我们看一场惊心动魄的电影，与剧中的人物一起快乐或忧伤，早已忘记电影其实就是投射在银幕上的光影。
美学判断中的想象力不但需要认知判断所需要的经验与知识，还与每个人的情绪、兴趣、心情等个人因素有关。因此每个人的想象不尽相同。看到一幅画或听到一段音乐，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艺术使人们产生多重的想象，正是其魅力所在。尽管经典的艺术作品如常青之树，我们还是喜欢并需要读新小说，看新电影，听新歌曲，去没有去过的景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较少依赖我们头脑里原有的概念进行认知判断，而更多地运用美学判断 - 想象力。我们享受想象力给我们带来快感。
我们常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典型的美学判断。一个热恋中的青年见到他的情人如见到女神，已经抛弃他对女人的概念，不再把她视为万千女人中一员。但对于饿了三天的人来说，眼前的一只土豆要比一个女人更可爱。情人眼里出西施，饿汉眼里出土豆。康德对女人提不起美学兴趣，在他眼里，她们和土豆差不多。
对女人不感兴趣的康德却是女人崇拜的偶像。
有一天康德打开书房的窗子，看见邻居的一排白杨树挡住了远方的景色，很是不爽。于是就要男仆去请邻居把杨树给砍了。这要求当然有点过分，男仆很是为难，就对女仆说：“恐怕我们又要搬家了。”
这是因为前不久康德住在别的地方的时候，嫌邻居家的鸡叫搅他的好梦，硬要对方把鸡卖给他，花多大价钱都在所不惜。可那家伙偏偏不买康德的帐，于是康德惹不起躲得起，只好搬家。
当初康德连一只鸡都摆不平，遑论一排杨树了。没想到男仆硬着头皮一说，人家居然二话不说答应马上砍树！原来这位邻居是暗恋康德的粉丝，还巴不得有机会讨好他呢。三年前又在按时散步，不小心跌了一跤，有两位过路的女子走过来搀扶他。康德当时正好手中拿着一朵玫瑰，就随手送给了较年轻的一位。这个女人如今成了为康德砍树的邻居。一朵玫瑰抵得上一排白杨树。
康德对这个女人有没有兴趣没关系，反正人家是把康德给她的玫瑰供奉在首饰匣中，记着一个男人+名人对她的好。
康德一生没有走出过他家乡的德国小城，就一门心思地在家鼓捣他自己的哲学。他认为没必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作家北岛在散文集《青灯》里有一句话：“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 其实我倒觉得，一个人感悟的范围，才是他的世界。康德在他的世界里，精神食粮足够丰富，自得其乐。不懂女人与爱情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