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三年即公元707年九月初九（甲辰），在左卫将军宗楚客一再陷害之下，唐中宗李显将魏元忠进一步贬为务川尉。
结果魏元忠在前往务川的路上在涪陵病故。魏元忠是宋州宋城人，本名真宰，为了避讳武则天母亲的名号改为元忠。当初他任太学生时，风流倜傥，不在意被举荐为官，因此多年没升迁。当时左史盩厔人江融撰写了《九州设险图》，详细记录了古今用兵成败的大事，魏元忠于是向他请教并得到他的传授。仪凤中年（677），吐蕃频繁侵犯边塞，魏元忠赴洛阳上呈密封奏事，谈论任命将领和用兵的关键，说：
“臣听说掌握治理天下的权柄，关键在两件事，即文与武。然而文武之道，虽是两件事，但在制胜御人方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如今王略和皇威已经播扬远方，朝廷建立礼乐而陶冶士民，训练军旅而威慑百姓。然而谈论武事的人们只注重弓马，而不考核将领的权谋策略；谈论文事的人们也只讲究文章，而不了解士人的经纶远识。人们为此竞争文武官职，因此造就了这虚浮习俗。臣曾读过魏、晋的历史，总是鄙夷何晏和王衍之流的终日空谈。近来阅览了齐、梁的史书，人才和文士也着实不少，但却对治理乱世毫无裨益！由此而言，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何陆士衡（西晋陆机）著述《辨亡论》，却不能挽救河桥的惨败；养由基射箭能够穿过厚札，而止不住鄢陵的溃散。从前赵岐撰写过御寇的论述，山涛也陈述过用兵的根本，都是坐着运筹帷幄，和孙、吴的兵法暗中吻合。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篇》）。’何平叔和王夷甫（即何晏和王衍）岂能和他们同日而语！
“臣听说‘才生于代，代实须才。’哪个时代没出现过人才，哪个人才不用于时代？所以也许有过人物不求出仕，但从来没有缺少人物的年代；也许有过士人没被任用，但从未有过没有士人的时期。凡是有志气的士人，不论富贵贫贱，都会考虑建立功名，希望流芳百世。所以班超有投笔从戎的感叹，祖逖有中流击楫的誓言。这都是有才能而决心应用它的例子。况且知己难逢，英哲罕遇。身怀珍奇美玉而埋没于尘埃的士人，具有栋梁大材而困顿在沟壑的人物，都只是可悲之流。只目睹他们的贫贱，哪知道他们的惊人方略！所以汉高祖拜韩信为大将，全军惊讶讥笑。蜀后主任用魏延，群臣失望怨恨。嗟乎，富贵者容易为善，贫贱者难以成功，竟然一至于此！
“也有人处在能够为国立功的地位，却不能伸展他们的志向和才略；也有人当时的君主都很熟知，最终竟不能尽到自己的才用。相比之下，贫贱之士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汉文帝时，魏尚和李广都身为边将，担任郡守。汉文帝不知道魏尚的贤能而囚禁了他，也不知道李广的才干而不能任用他。汉文帝经常感叹，说李广生不逢时；如果他出生在汉高祖的年代，当个万户侯岂足道哉！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匈奴人怕他，号称他为飞将。那时胡骑随意欺凌中原，时势足够让李广伸展他的才用。但汉文帝不能赋以大任，反而感叹他生不逢时。人就在眼前，他却不知道魏尚和李广的贤能，反而想得到古代的廉颇和李牧。所以冯唐说，文帝即使有廉颇和李牧，也未必能用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近在当代的原故。由此而言，疏远和贬斥贾谊，又有什么奇怪。这就是自身被当时的君主所熟知，最终竟不能尽到自己的才用的例子。晋朝的羊祜献出平吴的计策，贾充和荀勖想阻扰。羊祜叹道：‘天下不如意的事总是十有七八。’因为荀、贾的反对，羊祜的计策最终没得到实行。这就是处在能够立功的地位，却不能伸展自己的志向和才略的例子。而身穿布衣苇带的平民百姓，怀着一个奇谋，抱着一个宝策，到阙下上书，早上进呈而盼望着在黄昏得到召见，怎么可能！臣请求陛下历访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文武职事，一定会有像羊祜那么智慧善谋、像李广那么武艺高强的人。关键在用与不用之间，在能不能让他们驰骋才略。还希望陛下降下宽大的恩诏，使他们各言其志。千万不要让汲黯那样的直臣，卧死在淮阳；让董仲舒那样的大才，屈居于诸侯的相位。”
他还说：“臣听说帝王之道，务必注重经略。经略之术，务必依仗英奇。国家初创时的良将，就是很好的例子。李靖破突厥，侯君集灭高昌，苏定方开西域，李勣平辽东，虽然靠的是国家的威灵，也是因为他们的才力所致。古人这样说过：‘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能否。’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所以赵充国出征先零，冯子明讨伐南羌，全都计不空施，机不虚发，这就是良将立功的明证。然而使用兵革，是帝王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如果任人得当，必将摧毁凶残，扼杀暴虐。如果用人不当，则将国败人亡。北齐的段孝玄曾说：‘持大兵者，如擎盘水。倾在俯仰间，一致蹉跌，求止岂得哉！’（意思是率领大军的将领，如同端着一大盘水。一不小心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翻悔，那时想制止，能行吗？）由此而言，周亚夫坚守不战而挫败吴楚，司马懿关闭军营而困乏孔明，都是上策。这都是不战而却敌，全军以制胜的策略。所以知道大将面临军事决策，必须以机智为根本。汉高祖那么英雄大度，还坚持说‘我宁可斗智’；魏武帝那么神武绝伦，还依据孙吴兵法。即使有项籍那样的豪迈气魄，袁绍那样的宏伟根基，然而都因为缺乏机智，任意行事，最终无不全军破灭，何况比他们差的人！而且上智下愚，明暗不等，多算少谋，众寡悬殊（都是胜败的因素）。所以魏国用柏直抗拒汉兵，韩信鄙视地将他看作竖子；燕国任用慕容评对抗前秦，王猛把他称作奴才。这是因为柏直和慕容评都是非智非勇的人物。一般说来，才能中庸的人，历来毫无智略，一旦身居元帅的重任，便会意气轩昂，自以为可以摧毁任何阻拦他锋芒的敌军，却哪里知道戎昭果毅、敦《诗》说《礼》的事情（语出《左传·宣公二年》：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意思是大将不单靠武艺，更必须有学识）！所以李信请求率领二十万部众独自夺取鄢郢，后来果然给秦军带来极大耻辱（指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被楚将项燕击溃）。樊哙希望得到十万部众横扫匈奴，立即被季布驳斥得脸面扫地，这就是明证。
“当今朝廷用人，一般都取自将门子弟，也有战死将领的子弟得到提携的。他们本来并非因才干和谋略见知，即使竭力尽诚，也不免于倾覆失败，怎能让他们承担边关的重任？后汉的马贤出讨西羌，皇甫规说他必败。宋文帝派王玄谟收复河南，沈庆之清楚知道他不能成功。谢玄以书生的姿态，抗拒苻坚全天下的兵马，而郗超却知道他必胜无疑。桓温带领数万兵马，不远万里去袭取成都，刘真长（即刘惔）预期他必定成功。虽然古今不同，但人事皆可推测，只要看他们的大体，观察他们的锐志和胆识而已。明智的人往往根据小事进行观察，成败之形，昭然若揭。京房曾说过：‘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也就是昔日的贤能和今天的哲人，没多大差别。关键在于时机罢了。全都因为时势而立功，哪里用得着到古代去寻找贤能，等待未来去得到人才？关键在于知与不知，用与不用。凡是建功立业的人，只谈他们能办到的，而不谈他们的出身；只谈他们的能力，而不谈他们的凭藉。就像陈汤、吕蒙、马隆、孟观，全都出身贫贱，但却立下可观的功劳，从未听说他们家曾世代为将。董仲舒说：‘为政之用，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弦而更张之，乃可鼓也。’（意思是为政就像弹琴。音律非常不协调时，就必须松开琴弦，改弦更张后才能演奏）所以阴阳不和时，提携奇士为相；蛮夷不恭时，选拔精卒为将，这就是改弦更张的道理。以四海之广，亿兆之众，其中岂能没有卓越奇绝的人士？臣怕只是‘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语出《论语·子罕》。这里引用的意思应当是：也许是没有很好思考过吧，哪里是遥不可及？）”
他又说：“臣听说赏赐是礼法的基础，处罚是刑法的根本。所以礼法注重竭尽其能的谋士，厚赏视死如归的义士。刑法公正则鼓励正人君子，处罚严厉则惩治逆臣小人。因此赏罚是军国的纲纪，政教的良药。纲纪举起则众多事务自然得到治理，良药实行则文武百官自然尽心职守。当时吐蕃不过蚁结蜂聚的乌合之众，本非朝廷的劲敌。然而薛仁贵和郭待封得到朝廷对边镇重将的寄托，奉命专征，却不能激励将士，趁机歼灭敌寇。败军之后，又不能转祸为福，利用时机建立功勋，以致丢兵弃甲，脱身逃走。幸好遇到朝廷宽政，罪止削除官爵而已。国家的法网疏漏，错过如此巨大罪行，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天皇（高宗李治）感念他们旧日的功勋，观其后效。其实当今朝廷所缺少的，岂止只有这一二人？况且赏赐不公称作止善，刑罚不严称作纵恶。薛仁贵自从出征辽东以来，身无寸功，坐着享受金银丝帛，收取贿赂贪得无厌；如今朝廷又不予诛杀，纵恶更甚。臣以疏贱的身份地位，干预自己分外之事，哪里是想要离间天皇的君臣，故意要得罪薛仁贵？只是因为刑罚和赏赐不公，纲纪百年无法恢复。臣的区区所怀，实在就在这上头。
“古人说：‘国无赏罚，虽尧、舜不能为化。’如今刑罚不能实行，赏赐也难以取信，所以民间议论纷纷，人们都说，‘近来出征，只有赏格的虚名而没有其实。’这都是由于平庸之人不识大体，担心赏赐立功将士会耗竭府库，以为保留这些微不足道的锥刀小利，就有益于国家。为了眼前的近利，忘记了经久的远图。这正是所谓错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意思。况且黎民虽然微小，但不能靠欺骗他们去满足自己。百姓瞻仰盼望朝廷的恩泽，必然有所需求才愿意出力。既然有所需求，朝廷就必须以实际满足他们，岂能发出毫无信用的命令，设置空虚的赏格？近来师出无功，未必不由于这个缘故。文子说：‘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所以商鞅移木以取信，曹公割发以明法，岂礼也哉，有由然也（语出《左传·哀公七年》，意思是这哪里合乎礼法，只是有原因罢了）。自从苏定方平定辽东，李勣攻破平壤以来，赏赐无法实行，授勋也都迟滞，结果造成多年的混乱和真伪相杂。即使对不真实的功勋加以淘汰，也无法澄清事实。臣认为官吏不奉守国法，原因来自京师，虚假功勋的由来，是主管部门的过失。责任不在远处，近在尚书省中。臣没听说过朝廷因追究责任而处斩过一名台郎，杀戮过一个令史，让天下人知道责任之所在。天皇陛下怎能光照亮远方而不照亮近处！神州是教化的核心，万国共同尊仰，文昌阁又是朝政的根本，全国各地的楷模。制定规范和宣扬风气，是治理混乱的关键所在。所以臣不断披露心迹，冒死尽言。
“况且明镜用于照形，往事可以知今。臣的见识不及深究古代的事情，就请求谈谈近代的大事。贞观年中，万年县尉司马玄景舞文弄墨，想把自己装扮成智者，以此谋求成败。太宗看透他的奸诈，将他处以弃市的极刑。当出征高丽时，总管张君乂击贼不力，不肯前进，太宗当下将他在旗下斩首。臣觉得冒称功勋的罪行，要比司马玄景的更为严重；薛仁贵等人的败绩，也比张君乂的迟滞危害更大。如果朝廷及早诛杀薛仁贵和郭待封，那么其余诸将，在以后的征战中岂敢再次失利？韩子说：‘慈父多败子，严家无格虏。’这话虽小，却可以用来比喻大事。公孙弘业说过：‘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臣担心天皇的毛病在于着眼不够广大，过失在于太像慈父。这也算是偶尔的一个日食或月食。还有，今天的将吏，多数贪婪残暴，一心都在玩弄狗马狩猎之上，追求的也只有钱财宝物，缺乏赵奢和吴起那样散发金银豢养勇士的风格。即使出征行军，也全是这类人物。臣恐怕平定吐蕃的日子，并非旦夕可待的事。”
唐高宗阅览了奏折后，非常惊叹，对魏元忠感到奇异，当即授他为秘书省正字，让他在中书省当值，并在禁内供奉皇上；不久又提拔他为监察御史。
文明那年（684），武则天升迁他为殿中侍御史。同年，徐敬业占据扬州作乱，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督领大军出讨，武则天下诏让魏元忠监督军事。李孝逸到了临淮，而偏将雷仁智被徐敬业的先锋打败。徐敬业接着又攻陷润州，回兵抗拒李孝逸。李孝逸惧怕他的锋芒，按兵不敢前进。魏元忠跟李孝逸说：“朝廷因为明公是王室的懿亲，所以将在外的军事委托明公。天下的安危，实在就在这一决断。而且海内升平已经很久，百姓听说突然发生疯狂的叛乱，莫不倾心注视局势的发展，等候朝廷去迅速镇压他们。如今大军留滞不进，只能让远近的人们大失所望。万一朝廷改任其他将领取代明公，明公将用什么理由逃避逗留迟滞的罪责？希望明公尽速进兵，好建立大功。不然的话，祸难即将来临。”李孝逸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率领士卒出发进讨。
当时徐敬业驻扎在下阿溪，徐敬业弟弟徐敬猷率领偏师紧逼淮阴。魏元忠请求先去出击徐敬猷，但将领们都说：“不如先去攻打徐敬业。一旦徐敬业败了，那么徐敬猷将不战而擒。如果攻打徐敬猷，那么徐敬业带兵来救，到时我们将腹背受敌。”魏元忠说：“并非如此。贼人的劲兵精卒全在下阿。他们集聚前来，利在速战速决；万一失利，他们的大事就去了。徐敬猷本来是个赌徒，不熟悉军事；他的部众人少势弱，军心容易动摇。一旦大军兵临他的寨下，我们一定能攻克他。一旦打败徐敬猷，我们即可乘胜进军。对方如果带兵来救淮阴，估计太远，赶来不及。同时他们又担心我们袭击江都，所以一定会在中途截击我们。那样对方将辛劳疲倦，我们则以逸待劳，攻破他们绝对没有问题。这就好比追逐野兽，无非先猎杀弱者。岂能舍弃即将到手的弱兽，去对付很难战胜的强兵？我担心这样不行。”李孝逸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带兵出击徐敬猷，一战就击败了他，徐敬猷脱身逃走。李孝逸接着进军，和徐敬业隔着下阿溪相持。前军总管苏孝祥被徐军打败，李孝逸又惧怕了，便想撤退。当初，徐敬业来到下阿，有流星坠入他的行宫。到这时，又有几群乌鸦飞噪在他的阵容之上。魏元忠说：“看这样子，就是贼兵失败的征兆。现在正好顺风，芦苇也很干燥，是火攻的最好时机。”所以一再请求和徐敬业决战，因此最终平定了徐敬业之乱。魏元忠因功被提升为司刑正，稍后升迁洛阳令。
不久他被周兴陷害下狱，绑赴东市即将被行刑。武则天因为魏元忠有讨平徐敬业的大功，特别赦免他的死罪，将他发配贵州。当时传送敕令的人快到东市时，先派人赶去传呼，监刑的人因此急忙让魏元忠起身。魏元忠说：“不知道这敕令是真是假，怎能随便起身。”悠然地跪着等待来使正式宣读敕令后，才开始起身谢恩。围看的观众对他的临刑冷静和神色不变极为叹服。圣历元年（698），武则天召他回来任侍御史，又提拔他为御史中丞。他再次被来俊臣和侯思止陷害，又被流放到岭南，但很快就又回来出任御史中丞。魏元忠前后三次被流放，但当时人们都说他无罪。武则天曾问他：“爱卿屡次受到诽谤，是什么原因？”魏元忠说：“臣就像只鹿，而罗织罪名的党徒，就像猎人，只不过要臣的肉作肉汤罢了。这帮人想杀了臣谋求飞黄腾达，臣又有什么罪过。”
圣历二年，他官拜凤阁侍郎兼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代理）并州长史；没多久，又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升迁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史。他在洛州政令清严。长安中年（703左右），相王李旦出任并州元帅，魏元忠为副。当时的奉宸令张易之曾纵容他的家奴凌暴百姓，魏元忠用鞭子笞杀了他，洛阳权贵豪门为此莫不敬畏。当时突厥与吐蕃多次侵犯边塞，魏元忠总是出任大总管，带兵抗拒他们。魏元忠在军队里时，只是持重自守，最终并没打过什么大胜仗，但也未曾败北。
唐中宗李显还是太子时，魏元忠检校（代理）太子左庶子。当时张易之和张昌宗的权势和恩宠日益加盛，倾朝大臣无不投靠他们。魏元忠曾上奏给武则天说：“臣承蒙先帝的顾眄，又受到陛下的厚恩，不能尽忠死节，却让小人得到机会侍奉在君侧。这是臣的罪过。”武则天很不高兴。张易之和张昌宗因此很恨他。趁武则天身体不适，在她面前诬陷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戩谋反。武则天被他们迷惑，将魏元忠关进诏狱。后来虽然查无实据，然而因为张昌宗的缘故，武则天还是将他贬为端州高要尉。
唐中宗李显即位后，当天就派驿马去召回魏元忠，授他为卫尉卿兼同中书门下三品。没多久，他又升迁魏元忠为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如故。不久魏元忠又进拜侍中，兼检校兵部尚书。武则天驾崩后，唐中宗居丧谅暗，基本不亲理政事，军国的大政，好几天都只交给魏元忠处理。没过多久，魏元忠又升迁中书令，加授光禄大夫，累封齐国公，监修国史。神龙二年（706），魏元忠与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等人撰写了《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和编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上朝廷。唐中宗很满意，赐给魏元忠一千段布帛，还封他的儿子卫王府谘议参军魏升为任城县男。当时魏元忠特别得到宠信和殊荣，当朝用事。当初魏元忠在武则天朝代任相，舆论都认为他公允清正。到这时他再次出掌政事时，天下人无不翘首以待，希望他对朝政有所弘扬裨益。然而魏元忠开始亲附权贵豪门，压抑摒弃寒士俊秀，最终不能赏善罚恶，勉修时政，舆论因此对他有所批评。同年秋，他取代唐休璟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仍知兵部尚书事，监修国史。没多久，魏元忠请求回乡拜扫先人坟墓，唐中宗特赐他锦袍一领、银一千两，还派给他羽林千骑四人，在他身边护送，并赐手敕说：“衣锦昼游，在乎兹日；散金敷惠，谅属斯辰。”意思是：衣锦还乡，就在今日；散金施惠，属于此辰。然而魏元忠回到乡里，竟然把银子都藏在自家，没有施舍给乡邻。回来后，唐中宗又亲自到白马寺迎接慰劳，对他的恩遇就是如此深厚。魏元忠后来的事前面都已细说，就不赘述了。他死时七十多岁。
要想知道唐中宗的后来，请看下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