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儿所说的阿炳可不是那位以一曲二胡曲‘二泉映月’名闻遐迩的民间艺人华彦鈞，虽说他们俩都叫阿炳，也都是瞎子，却是风马牛不相及。说来也真惭愧，我与阿炳打了多年交道，竟然连他的尊姓大名也没请教过，只是跟着大伙叫他瞎子阿炳，他也习以为常，有时光叫他阿炳还不知道就是叫他哩！
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京工人医疗队来我们医院开‘痞块’，这是乡下农民的 讲法，实际是由于罹患晚期血吸虫病肝硬化导致的脾肿大。手术过程中往往需要输血，当年还没有血站，甚至连人民医院也没有血库，碰到需输血得临时喊人，当年也没有义务献血，喊来的就是卖血的人。在卖血人中间有个头，只要与这个人联系，什么血型的人都能找来。我们这儿以往没有开展过手术，也从没输过血，所以没有卖血的这支队伍；再加当地农民认为抽了血会影响身体，干不了重农活，虽经再三动员，可应者寥寥。正在我们为血源伤尽脑筋的时候，化验室的小周听相邻医院的化验员告诉他他们那儿有一邦人经常出来输血，他愿意把他们介绍给我们，于是这血源问题就这么得来全不费工夫的顺利解决。此后我们作了三百多例脾切除手术和其他手术从没有因为血供不上而发生任何意外。这邦卖血人中间的头居然就是瞎子阿炳。阿炳之所以成了他们中间的头一则他是孤家寡人一个，有的是空时间，眼睛又是瞎的，成天坐在茶馆店内，找他方便；二来他与这些卖血人都熟，阿炳又是个热心人，所以无形中就把这通知输血的事交给了他，阿炳也确实不负重托，从没误过事。
我第一次见到阿炳那天，他来输血，病人是Ｂ型血，阿炳也是Ｂ型血，手术前我去化验室核对病员与输血员之间的血型交叉反应，当时看到化验室门口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个子不太高，胖胖的脸，好象闭着眼在打盹。小周告诉我当天手术配的血就是这个瞎子阿炳，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才发现我原本误以为他在打盹，实际上他两个眼眶都是塌陷的，里面没有眼珠子。当天那个手术不太顺利，手术时出血很厉害，由于事先估计不足，只叫了阿炳一个人，事出仓促，只好让阿炳多抽了些血。那时候晚期血吸虫病开脾脏的费用开始由国家报销，卖血的人凭医生出具的用血证明到会计处领钱，手术结束后，我给他写好证明，考虑到他是瞎子，所以我直接去领了钱交给他，他一面表示感谢，一面用手中那根拐杖戳戳地对我说，其实他自己能摸到会计室去的。
与阿炳几次接触下来，我发现他还认得不少字，说明他不是从小就瞎的，从其他卖血人口中得知，阿炳的遭遇很惨的。那还是阿炳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们村上一个小青年用火铳打鸟，不知怎么就把路过的阿炳打中了，那火铳的力道是很大的，阿炳的头颈上打满了霰弹，后来虽经医院抢救检回了条命，双眼却瞎了。阿炳小时候就订下娃娃亲，原本隔个一两年就要娶亲，他这眼睛一瞎，把亲事就吹了；那家闯祸的人家开始每个月还补贴阿炳一些生活费，后来阿炳父母相继去世，那家人家就不再管他，当年大家都没法制意识，事情就不了了之。以后阿炳就靠卖血为生，慢慢的就成了卖血人中的头，不过这与后来报上揭露的地下采血站的黑血头不同，阿炳完全是尽义务的。阿炳穷虽穷，但挺讲义气，每次有人来输血，他都陪着来，有时同来的人没有输到血，他却输了，于是就要请那人去小饭店吃一顿。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有一年冬天深夜，有个产妇大出血，急须Ｂ型血，医院里凡是同型的人都抽了血，可病人还得输，这深更半夜的可到那儿去找人呢，百般无奈之下，好容易找到阿炳常去的那家茶馆的电话，通知了阿炳，阿炳请人用自行车把他送过来，产妇终于转危为安，当时家属还拿不出输血的钱，阿炳说那就欠着吧，后来听人说，那家人家实在是穷，欠阿炳的钱也一直没还上。
有的卖血人比较滑头，临抽血前就大量喝水，认为这样可稀释一下血，抽同等量的血，损失就小些（实际是误解）。阿炳从不这样，而且假如第二天来输血，隔天晚饭就不再吃荤的油腻的食物了，说是怕吃荤菜后输血给病人会有反应的，
医疗队撤走后，我继续把手术开展起来，好几次急须用血都是他帮我解决的，所以阿炳对我来说真是功不可没。
八十年代初，我调到阿炳所在那个镇上当医院院长，上任第一天，医院传达室的老钱到我办公室说有个朋友来看我，我心下嘀咕我新来乍到，这儿怎么会有朋友呢？不一会，听到走廊里传来笃笃笃好象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走出办公室一看，原来是阿炳，旁边还跟着一条大黄狗。阿炳老了，满头白发，原来胖胖的园脸变成象根吊长丝瓜。我问他怎么知道我调来这儿，他说他眼睛虽然瞎了，耳朵可不聋，听人说从旁边乡里调来一个姓蒋的当院长，一猜就是我，所以要紧来望望我。我问他这几年境遇如何，他摇摇头，自从建立血站后，血站统一招收献血员，他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再输血了，幸亏小时候学会编篮筐的手艺，以此勉强维持生计。也亏平日人缘好，常有朋友接济接济他。我与阿炳聊了好久，那条黄狗坐在阿炳脚旁一动不动，也不叫唤。我问他这条狗的来历，他告诉我，有天他与一个朋友输完血回家的路上，碰到几个顽皮的小孩用草绳套在一条小狗的颈脖子上，边走边打，小狗被打得汪汪直叫，那朋友起了恻隐之心，把小孩子赶跑，又劝阿炳把小狗收留下来也好作个伴，于是这小狗就在阿炳身边长大。阿炳说它很听话，不管他到那儿，它总是一步不离，阿炳也把它当做孩子一般，从不让它饿着。阿炳来那天，天气很冷，我看他衣服很单薄，就把一件半新的大衣送给了他，他也没多客气，当场就穿上了。后来我听人告诉我阿炳逢人便说我好，说我一点架子都没有，还很看得起他。
在我任期内，阿炳常来我办公室坐坐，但他很识时务，只要听到有人来谈事情，就起身要走，有时我告诉他没关系，只管坐着吧，他就静静地坐着，从不打岔。有几回刚巧到了吃饭时间我叫他就在食堂里吃个便饭，他也不推辞。有一次他来我办公室坐了很久，一直不提走的话，我说阿炳你有啥事不，他嗫嚅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实在手头紧，能不能借几十块钱，救救急，我当即给了他三十元钱，他千恩万谢的去了。过了个把月，他先来还了我二十元，说还有十元再欠一欠，我说就不用还了，他说那哪能呢。不久我调到市里工作，与阿炳就失去了联系，听医院的人说阿炳还去医院找过我。
前年医院里请我们这些老院长去医院团聚，我问起阿炳，大家都不知道，后来还是化验室的老钟想起来说听退休的化验师李老师说起过，阿炳已去世多年，因为他没有亲属，后事还是村里给办的，我不由感到一阵辛酸；老钟还说那条与阿炳相依为命的大黄狗在阿炳死后就不吃不喝，有天夜里叫唤了半夜，第二天人们发现它死在阿炳的坟头。
当我年轻时，在我刚开始走上外科医生的岗位时，曾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其中也有阿炳，至今我还一直未能忘怀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也没留下名姓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