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陈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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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陈金镛是牧师，母亲也是来自牧师之家。16岁他开始写诗，20岁出版《梦家诗集》，轰动一时，在当时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并称“新月四大诗人”。但陈梦家写诗生涯很短，不久即转入学术研究，最终在甲骨学、商周青铜器、简牍的研究中成为一代大师。1936年陈梦家与赵萝蕤结为连理。婚礼是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司徒雷登是陈父的好朋友，赵的父亲则是燕大宗教学院的院长。在钱穆的回忆里，赵是燕大校花，而陈当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1944年秋，陈梦家夫妇一同赴美。在美期间，陈完成了他的重要的学术著作《美国所藏中国青铜器集录》。之后，他拒绝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挽留，于1947年回到清华。1948年的最后一天，赵萝蕤也完成了博士学业，乘“梅格斯将军号”运兵船抵达上海。那时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城中有条件的人家都在纷纷想办法逃走，而这时赵坐着傅作义部队的运粮飞机，冒着炮火回到了北平。三周后，北平解放。夫妻两人放弃了去台湾，而选择留下来，拥抱即将来临的新时代。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相继展开，陈梦家在这场运动中一遍遍的检讨自己，接受批判，在家里曾经温文尔雅的妻子也开始对他进行思想改造，在日记中赵萝蕤曾记下：“早晨，又和梦家作思想斗争，我告以应该不吃屎，不骑马，以此两句做座右铭。”在这场运动中，赵也受到冲击，要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和“重业务，轻政治”做检查，接受批判，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日后发展为精神分裂症。在毛泽东的“阳谋”、“引蛇出洞”的1957年，陈发表了《慎重一点汉字》的文章，而且更糟糕的是，就在文章发表的同一天各大报刊发表了毛泽东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陈旋即成为考古所首批重点批斗的对象。到1966年文革时，陈已经在劫难逃。他被揭发有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和学术腐败造假问题。昔日交友甚广，现在陈梦家孤零一人，妻子已经患上精神分裂症，而且两人早已不是当年在燕大校园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进入这一年著名的“红八月”，8月24日，北京红卫兵的暴力活动达到最严重的一天。这一天里，红卫兵在全城到处抄家，酷刑拷打。在八月的后半个月，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上千人。8月24日深夜，老舍投太平湖自杀。在这一天的白天，陈遭受了一整天的凌辱和毒打。夜晚，服安眠药自杀，被发现后抢救过来。但出院后仍然继续遭到污辱暴打，最终，陈在十天之后，9月3日，夜晚自缢身亡。但据赵萝蕤和陈的学生回忆，陈梦家是被活活打死后，伪装成自杀的。陈当年生活颇为讲究，无论行事坐卧，还是抽烟喝茶，都非常气派。烟只抽锡纸包的大前门，茶只喝龙井。陈嗜收藏，每次进古玩店，商人对他都毕恭毕敬。陈则能将每一件古物的龙去脉都讲得头头是道。但古董商们不断向他兜售，也让陈梦家不胜其烦，在给妻子的信中，他曾写道：“连日为书商，古董儿子们包围，古董客常欺诈不实之处，尤令人可恨，我已渐渐灰心。常念你快快回来。”那时，赵萝蕤还在美国。赵萝蕤25岁即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至今仍是经典译本。和陈梦家一起在美国时，他们曾和艾略特见过面，一同进餐。在陈去世后的寂寞岁月里，赵又翻译了惠特曼的《草叶集》。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约赵萝蕤写一本关于陈梦家的书，10万字左右。赵回绝说：实在没有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来。据说，1996年中华书局与赵商谈出版陈的《西周青铜器断代》时，赵先是歇斯底里地狂笑道：我又能拿稿费啦！尔后即痛哭不已。抗战期间陈梦家在西南联大，赵做了家庭主妇。坐在灶台前时，腿上还常常放一本英文小说。在一篇那个时期写下的散文里，赵说过：“生活像疥疮，越抓越痒。”陈梦家20岁时，写过一首诗：我们生，我们死，我们全不曾想到，/一回青春，一回笑，也不值得骄傲。在55岁陈梦家最后的日记里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我最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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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的诗在气质上，总让我感觉，和顾城很像。童稚的语言中蕴含一丝哲理。好像顾城倾心老庄，于哲学颇有研究，不想最后一夜却如此狂暴，血腥。人生其实实在是一种宿命。所谓把握，许多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像小孩子驾驶玩具车，嘴里呜呜叫着，身体向左右倾斜，仿佛在驾车飞驰。但这些幻想又是人生唯一可以相信并依靠的。陈梦家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曾短暂进入神学院研习，写的诗里也时常有上帝字样，但其骨子中，依我看来，并没有真正的宗教情愫。所以，他写的《铁马的歌》一会儿是“我是古庙”，一会儿又是“上帝叫我静”，真的有些混乱；而到了“小庙春景”，“我想在百衲衣上/捉虱子，晒太阳；/我是菩萨的前身，/这辈子当了和尚。”就更是乱的有趣了。这便是他与顾城的深刻的不同。细读两人诗作，自能有所感觉。
陈梦家在白话文尚不成熟的年代写的诗，今天仍然耐读，并没有幼稚、造作的感觉。这是非常有天赋的。反观顾城的一些诗，今天读来已经有些感觉无味了。当年朦胧诗人中，现在看来，仍然是北岛的最好。而陈梦家的诗，我认为，要比徐志摩要好很多。徐的诗今天读来有些很做作煽情，只适合一些青年读物，心灵鸡汤，而陈诗清新自然，有着永久的隽永。“小村姑荷叶做蓑衣，/采采红梦罢，云在飞呢！/雨，洗净了红菱，洗净/那一双藕白的雪胫”，写得极美，也极性感。20岁的诗人陈梦家时常会在诗中流露出一种伤感的气息，这并不是年轻人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一种触及到生命本质时的情感的流露，那是一种天才的敏锐和诗意的表达，而有时这种伤感竟然达到了悲凉的程度，“我要去，到那白云层里，/那儿是苍空，不是平地。”这样的诗句，和俄罗斯那些大诗人比，也毫不逊色。后来，作为学者的陈梦家一度人生颇为顺利。那时他不再写诗，出版的学术巨著《殷墟卜辞综述》，收获稿费颇丰，用之买下豪宅，家中是清一水儿的他四处淘来的明代家具。这样的做派在当时即遭嫉妒，后来更是为他带来灾难。文革后，赵萝蕤和其弟景心把家俱卖给了上博，据说卖出了上千万人民币。这时的陈梦家不再飘在苍空，而是脚踏实地。陈梦家做研究不仅有天赋且极用功。只不过命运有了不测的安排，最终陈死后连尸骨都不知下落。在他落难之时，不知是否曾又想过写诗，以抒发心中难以派遣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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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曾看到一幅陈梦家用毛笔写的投壶题跋照片：
投壶，周器也。高约华尺一尺六寸强，铜质。周身现红绿色，上有三口，旁有二只(耳？)，颈有二螭龙，腹有螭龙头，四壁有一马一鹿一麋一狮，制作极精。颈色为瓜皮绿，腹色有蟾蜍绿，足处绿中，均带红色锈纹，古色斑烂，美丽可爱。三千年以前物也。梦家识。
文字写的很漂亮。和钱钟书的《管锥编》那典雅清丽的文言文气质不同。钱好像不写白话诗。陈梦家夫妇与钱钟书夫妇很熟。据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两人相遇，陈说：江南才子钱钟书；钱脱口对道：上虞诗人陈梦家。然而，陈远不及钱机敏。在1951年被批之后，仍然口无遮拦。一次听到广播里要全体教师和学生今后都要在一起做课间操，陈随口说出：“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我很惊讶那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竟然有人已经看过《1984》，而且有了这样的认识。其实，胡适在解放前已经看到随后将要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事情。那时，他们是否没有充分的给民众启蒙？不过他们真的能改变什么吗？其实，从清末到五四，我们的启蒙一次次被政治权利的角斗给中断或利用、歪曲。怎样才能避免时代悲剧的发生？而今天我们是否有自由像西方反思纳粹那样深入、持久、理性地反思文革，那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悲剧呢？不是旨在改变社会制度，而是改变自我，改变人性中的野蛮，残忍，贪婪，和愚妄。今天，个体正在社会中变得更加无力，市场正在让人放弃思考，变成沉嗜于疯狂工作，无度消费和庸俗娱乐的动物。可能我们可以依赖的只有技术的发展，最终让机器来公平而仁慈的奴役我们每一个人。那时，机器将成为人类真正的主宰，同时也将是真的人类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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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今天读陈梦家早年的一些诗句，总感觉有一丝预言的味道，仿佛是在冥冥中一直暗示着他未来的命运。“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没有忧愁，/也没有欢欣；/我总是古旧，/总是清新。”“ 感谢温和的太阳/送我们往西走，/面对着沙里的远山，/喝一杯暖酒。”一杯暖酒不够，应该喝上一壶才能有个好醉。这些优美的诗句后面，仿佛总是有个隐隐绰绰的影子，像谶语，让人今天读来不禁一丝的阴森。当然，这是我的一种错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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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梦佳的爱情：在陈梦家20岁那年，他在南京遇到了女诗人方令孺。当时方34岁。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诗论艺，漫步于六朝古都的烟雨巷陌。陈对方心生爱意，但方始终以大姐对小弟的感情对待陈。这让陈梦家很痛苦。然后，陈的恩师徐志摩飞机失事。在1931年，陈梦家整理了他那一段写的诗，结为《铁马集》，然后停办了新月《诗刊》，毅然奔赴128战场，参加了28军的抗日宣传队。临行前，陈梦家将诗稿寄给方令孺。从前线回来后，方又把诗稿寄还，随诗稿附信一封：
梦家:检束你的诗稿寄回你，心上是别有感慨。想你从军前检理稿件寄我时，是心上发生光芒罢？现在，上海近郊已为异帮人的马蹄所践，我伤心那几万生灵的消灭。
从前元微之病在佛寺的时候，嘱人把他的诗稿寄给白十二郎；这回你从军去时把诗稿寄我，梦家，我已领悟了往昔友朋的深谊，世界不能给我比这更多的了。
祝你在青岛好！
方令孺
然后，陈梦家来到燕大宗教学院。不久之后，他将在这里遇到赵萝蕤，并与她结婚。他将不在写诗，而要在学术领域大展华才，他将开始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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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谜里做了上帝的玩偶
最痛恨自己知道是一条刍狗；
我们生，我们死，我们全不曾想到，
一回青春，一回笑，也不值得骄傲。
——陈梦家《自己的歌》
立
2017-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