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鸣搂着父亲哭了一阵，突然想起此行的目的， 赶紧擦干眼泪，强忍着悲伤问父亲："伊爹，他们为什么抓你？"
一谔说："他们说我是国民党潜伏特务，要我老实交代。"
凤鸣全身打了一个冷颤，这是她料想不到的回答啊！她一直以为父亲入狱与几年前的土改运动有关，他们全家是从碧岭村逃到福州的，父亲还特地改了名字，试图掩盖（或者说淡化）这段黑历史。见到父亲前，凤鸣一直猜想英明的公安机关把一谔这个逃跑的落魄地主给抓了，是不是要清算他解放前“剥削贫农”的旧账呢？
什么时候，父亲又成了潜伏特务啦？这可是罪加一等啊，林家要死无葬身之处了。经历了家庭巨变的凤鸣有些草木皆兵，脑子开始飞转，惊恐惊惧焦虑绝望等各种负面情绪参杂在一起，让她无法冷静。
仔细一想，"特务"嫌疑似乎也有些根据的。自己的父亲在解放前是长乐金峰镇的参议员，与国民党高官和军队的要员来往频繁称兄道弟的。父亲对家里人说这是生意需要，林家在金峰镇有电厂（长乐唯一的电厂），米厂和酿酒厂，规模不小，控制了长乐地区的民生。伊爹老是说时局不好，需要政府和军队的保护，才能免遭恶势力的盘剥，因此刻意与政府高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难道他也被"同化"了？
另一方面，伊爹对国民党的昏庸腐败是深恶痛绝的。凤鸣清楚地记得，1948年的某一天，伊爹带着凤鸣在碧岭村闲逛，遇到了一群村民。碧岭村的大多数村民姓林，是长乐忠义林的一支。一谔和他们闲谈当下的局势，说到激动处，跳到村里的小土台上高声演讲，热情地赞扬共产党的主张。他当着几十人的面说："你们都不要怕，不要逃，我也不走。共产党一来，穷人有好日子过了"。
六岁的凤鸣立在土台边，凝视着父亲英气勃勃的脸，内心充满了敬佩。自己的伊爹是如此善良，每年辛苦挣到的钱，拿了一大部分做慈善。林家盖了好多房子给穷人住，还捐棺施药；家中的田地让给穷人耕种，还免去租息…… 父亲又是如此正直，敢公然抨击国民党的暴政。不久，他在获得妻子和母亲的支持后，将家族大多数的田地都分给了穷苦百姓。这些言行表明父亲还是拥护共产党的。
在学校里受了半年多正规教育的凤鸣也有了些觉悟，知道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的。她严厉地扫了父亲一眼，一字一句地问："伊爹，你老老实实地讲，你到底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有没有做错事？如果没有，凤鸣赴刀山火海也要将你救出来！"
一谔说："我不是特务，我是被陷害的，你江叔叔也被抓了，他也是被陷害的......"
一谔匆匆讲了事情的原委：国民党撤离大陆前，潜伏下了一批特务，有个叫“应变会”的组织。公安系统在肃清潜伏特务的行动中，将一谔的一位朋友逮捕了。此人解放前是国民党军官，与一谔和老江的关系不错。老江也是学中医的，比一谔小两岁。国民党军官在狱中供出老江和一谔是他的同党。
就这样，老江和一谔几乎同时被抓走。审讯将近两个月，一谔无数次大呼"冤枉"，但至今没有定论......
凤鸣再次仔细打量父亲，发现他裸露在衣裤外的手脚并没有被人殴打的痕迹，但她还是不放心，紧紧追问父亲：“伊爹，你在里面受苦了吗？挨打了吗？”
一谔摇摇头说：“他们没有打我，只是一直要我坦白交代。我说，我不是特务，没什么好交代的。后来，他们在我们的宅子里搜到一封雷老师的讣告，非常奇怪，问我和雷老师的关系。我十几岁上新式学堂学中医时，雷老师教过我。解放后，他去了北京，在卫生部任副部长。他去世时，所有的学生都收到讣告，被邀请去参加葬礼。审查人员一直认为我是特务，很奇怪我怎么会认识共产党的高官。审问了好几轮，我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他们又暂时查不到我的罪证，以为我嘴硬狡辩，非常恼火。有一天晚上，他们说我认罪态度不好，把我吊在房梁上，不给我吃晚饭。那一晚，我放声大哭，哭了好久，想家想你们，觉得自己倒了八辈子的霉......"
说到伤心处，一谔流下辛酸泪。凤鸣搂着父亲，好容易收回去的眼泪又开始泛滥了。
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到了，凤鸣必须要走了。临走前，她将布袋里剩下的干粮分了一半给父亲，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伊爹，你放心，女儿一定救你出来。"
因为认路了，回程很顺，凤鸣徒步走到白沙镇，再坐公交车回福州。
华玉望着又瘦又脏狼狈不堪的女儿，心疼不已。待听完凤鸣的叙述后，华玉叹了一口气："这个老江啊，说是好友，更像是霉友。你伊爹碰上他，什么古怪事都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