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这里的网友可能知道，我从来都是为小留辩护的人（为此还曾饱受凌辱，嘿嘿：），我也实实在在地帮助过他们。
在文学城里不少人对Peter 梁警官大加贬斥，认为游行无用的时候，我不仅捐款，给法官写信，还动员过一位文城网友也捐款和参加他所在的城市的游行。
但是对小留和美国大学的关系，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1，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学校的关系，确实是一种消费关系---购买教育服务，但正如有的网友已经指出的，大学教育并不完全是消费行为，因为提供消费的人--即教育者有权力给你F，给你留校察看，开除你。学校和教授的权力，是比酒店服务生的权力要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付了学费的学生就如何如何。美国大学里，被性侵求告无门的女生，自杀身亡，父母认为学校有责任却输掉官司的案例很多。
2，美国教授，学校，和学生的关系。我之所以认为梁警官案例和学生老师的争执不同，是因为在梁警官和受害人之间存在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法官，而且我相信，上街游行，收到大量的抗议信，对于既独立于控辩双方，受害者家属一方，又可能受公众舆论影响（华裔社区对梁警官的同情）的法官会有一定影响，最终事实也证明有一点影响。但是，这种关系并不适用于大学内部，因为学生所能找到的，只是教师的上级，而教师的上级，并不是一个像法官一样，和警察无关和中立的人。试想，你向一个警察的上级投诉警察，又能有多大效果？那么，你向一个大学教师的上级---系主任投诉老师，又能有多大效果？这里有两种情况：1，教师是个新人，没有终身教职，行事可能还是有所顾忌的；2，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如果执意要如何对待一个学生，谁也拿它没办法。系主任本来就是轮流坐庄，也可能现在的系主任，资历还不如你要投诉的这个教授，这样的投诉能有什么实际效果？另外，在系主任看来，一个学生的投诉，除非还有其他类似案例，否则很容易被看成是孤立的个案，根本不能证明这个老师的表现，只能说明某一个学生有一些很个人的感受，而且这些感受，很容易被美国人解释成交流不畅，根本不可能造成学校认真调查这个老师的效果。
3，美国学校和中国学生。有的网友也说得好，小留是弱势中的弱势，美国大学并不会特殊照顾他们，因为在“国际学生”这个庞大的范围内，中国学生不过是其中一个类别而已，并不是美国大学里唯一的外国生源，要谈歧视，难道非洲小国来的学生不比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来的更有资格谈歧视？实际上，美国大学对于中国学生人数过多，课堂不积极参与，融入困难早就有很多抱怨，这种抱怨并不会因为你付了学费，以为自己是金主而停止。因此，中国学生的抗议，即使有理，在美国的系主任，校长看来，极有可能是文化不能融入的又一例证。至于上课发言不被重视这些，全部可以归入个人主观感受和敏感，夸大，根本不会被重视。
4，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之间在宿舍的冲突，我觉得美国大学偏向美国本地学生一点也不奇怪，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公平公正这类中国人自己臆想出来的场景。党同伐异，没有公心才是美国人真正的本性。所以，中国学生一旦陷入到和美国学生之间的这类争议中，一般都是吃亏的一方，而美国人永远都能把自己的偏袒美化成是合理合法，公正的解决，更可况，他是用自己的母语，而你用外语来互相争论，能有多大胜算？
我想说的是，从情感上道义上我一以贯之地站在中国学生一边，但在现实中，希望在美国的华人，小留国内的父母亲友，首先不要把美国想象成一个“公正”的天堂。中国有小鞋，美国也有小鞋。从策略上说，小留应该尽可能避免和美国的宿舍舍友发生纷争，因为学校在处理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公正。如果遇到老师刻意刁难，首先应该有点敏感性，一旦发现，马上离开，要知道，老师并不是圣人（中国文化中对老师的神化起了一定的作用），只是一个普通人，完全可能非理性，完全可能看你不爽就是不爽，完全可能歧视你，完全可能是个变态，作为学生，能做的不是一定要赢得老师的欢心，而是及时止损，保护自己。至于是不是要和老师闹到需要校方介入的程度，我觉得这样做不能说道义上不对，或者不这样做就是没有斗争精神云云，只是说在策略上不符合你的利益而已。试想，系主任，甚至校长和老师谈了话，老师知道你告了她，你以为她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你像春天般的温暖了？她可能给你打更低的分，而且那种课并不是数学那样的，而是主观性非常强的人文社科，而决定你写得好还是不好的，分数高低的最终权威就是老师，不是并不真正了解你的系主任，不是校长，不是总统。这就是“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这里回到梁警官案例：系主任，校长并不是和老师无关的“法官”，他们是和老师朝夕相处，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同事，本质上属于利益冲突者而不是能公正仲裁的第三方。你读几年就毕业了，而他们要相处一辈子，你觉得你能从他们那里找到公正吗？还有，就是不要以为你是“消费者”，来“送钱”的，人家就怕了你：）当今世界上，要老美真怕你，那点学费有多大用，除非你搞出洲际导弹带核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