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幸賴西北師範學院龔澤铣先生不辭辛勞，譯出拙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一書的中文本，將由中華書局出版，欣悉之餘，深有所感。
在東亞，中國是最早開放文明燦爛之花的古國；隔海相望的日本，受
東海的島國日本，遭受外敵入侵的情形極少，國内的社會變動也比較小，因此，古代以來，在寺院、神社和公卿、大名等的故家中，
同時，甚至於可在其社會經濟的基礎中，深究中國的歷史，
幸而在以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
拙著刊行後，欣得礰波護（東洋史研究三九—— 一，一九八〇年）、菊池英夫（社會經濟史學四六——二，一九八〇
在中國，注意於古代籍帳的研究者也很多，特别是宋家钰氏的“
聯想起來，一九七九年拙著刊行後，
我系研究隋唐史的同志，苦於唐代籍帳材料之缺乏，
這是多麽令人銘記難忘的一封信。
此外，一九八〇年九月，本人參加了以秋山和先生為團長的訪華團，於參觀莫高窟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史葦湘先生特意以流暢筆法揮毫題詩一首，相贈作爲紀念：
殘篇斷簡理遺書，隋唐盛業眼底浮；
徘徊窟中意無限，籍帳男女呼欲出。
遠離日本數千公里之遥，位于東亞内陸乾燥地帶的綠洲都市敦煌，無論如何也是難以到達的絕域，所謂非探險家不能去的地方，曾經是一种常識，但此次却容易地親臨該處，得以接觸前人的文化遺產，這真是夢境般的幸福。其所以成爲可能者，是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文化行政的進展，以敦煌文物研究所为首多數熱情協助者的努力，石窟的修理及其研究工作的開展，還有日中友好關係得到確立，兩國人民的相互瞭解日益加深之故。所以時至今日，訪問敦煌和吐鲁番的日本人何止千百，今後也還會更增加吧。來到石窟中藏經洞内，得見到尚存的籍帳殘卷中所有的男男女女，莫不讓人有非常親切之感。
譯者龔先生据聞戰前曾留學東京大學，受業於中村孝也教授等諸先生。這樣看來，東京大學與西北師範學院的因缘原屬不淺。以拙著的譯出爲契機，日中兩國的史學工作者的聯繫將更其密切，衷心祝願能成爲今後兩國友好關係世世代代發展下去之一助。
此外，佔拙著過半的錄文部分因印刷技術上的關係，不包括在譯文之中，但對於拙著的利用者而言，缺少錄文無疑是多有不便。期待將來用某种方式以解决這一困難。
今當譯書完成之際，譯者龔先生固不待言，對於曾經給與大力協助的陳守忠先生和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諸位，以及為實現譯書的刊行予以好意照顧的東京大學當局和東洋文化研究所中根千枝与大野盛雄新舊两所長，亦一倂特表感谢。
池田温
一九八二年五月于東京
（二 ）汉字简体版
这次幸赖西北师范学院龚泽铣先生不辞辛劳，译出拙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一书的中文本，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欣悉之余，深有所感。
在东亚，中国是最早开放文明灿烂之花的古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受
东海的岛国日本，遭受外敌入侵的情形极少，国内的社会变动也比较
同时，甚至于可在其社会经济的基础中，深究中国的历史，
幸而在以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
拙著刊行后，欣得礰波沪（东洋史研究三九—— 一），一九八〇年）、菊池英夫（社会经济史学四六——二，一九八〇
在中国，注意于古代籍帐的研究者也很多，特别是宋家钰氏的“
联想起来，一九七九年拙著刊行后，
我系研究隋唐史的同志，苦于唐代籍帐材料之缺乏，
这是多么令人铭记难忘的一封信。
此外，一九八〇年九月，本人参加了以秋山和先生为团长的访华团，于参观莫高窟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史苇湘先生特意以流畅笔法挥毫题诗一首，相赠作为纪念：
残篇断简理遗书，隋唐盛业眼底浮；
徘徊窟中意无限，籍帐男女呼欲出。
远离日本数千公里之遥，位于东亚内陆干燥地带的绿洲都市敦煌，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到达的绝域，所谓非探险家不能去的地方，曾经是一种常识，但此次却容易地亲临该处，得以接触前人的文化遗产，这真是梦境般的幸福。其所以成为可能者，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化行政的进展，以敦煌文物研究所为首多数热情协助者的努力，石窟的修理及其研究工作的开展，还有日中友好关系得到确立，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日益加深之故。所以时至今日，访问敦煌和吐鲁番的日本人何止千百，今后也还会更增加吧。来到石窟中藏经洞内，得见到尚存的籍帐残卷中所有的男男女女，莫不让人有非常亲切之感。
译者龚先生据闻战前曾留学东京大学，受业于中村孝也教授等诸先生。这样看来，东京大学与西北师范学院的因缘原属不浅。以拙著的译出为契机，日中两国的史学工作者的联系将更其密切，衷心祝愿能成为今后两国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发展下去之一助。
此外，占拙著过半的录文部分因印刷技术上的关系，不包括在译文之中，但对于拙著的利用者而言，缺少录文无疑是多有不便。期待将来用某种方式以解决这一困难。
今当译书完成之际，译者龚先生固不待言，对于曾经给与大力协助的陈守忠先生和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诸位，以及为实现译书的刊行予以好意照顾的东京大学当局和东洋文化研究所中根千枝与大野盛雄新旧两所长，亦一并特表感谢。
池田温
一九八二年五月于东京
本博主注：原书是汉字繁体竖排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