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九岁之前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小镇上度过的。我的母亲在那个小镇工作十几年，她一直身边带着孩子，先是我大姐和二姐，后来是我和弟弟，最后是我弟弟。孩子大了以后，就一个个回城里上学，父亲那时在城里工作。每个月母亲有四天假，她就带着我们搭四十分钟左右的公交车颠簸回城里，我就做那四天的城里人，其余时间我是个十足的小镇人。
我在小镇的那几年，所有的农产品贸易都是需要向政府交税的。我母亲工作的单位，就担负着这个收税的功能，那时叫做市管会。市管会在小镇的一角，中间是一个大操场，边上有市管会的两层单位楼、食堂、职工宿舍以及民房。记忆中大操场有三个出口，一个通往小镇的主街，街边是各种店铺和民房，直通到镇上的小学和公交车站；另一个出口通往一条以民房为主的蜿蜒小街；还有一个出口是通到大片的农田。
外婆在我母亲十六岁时去世了，母亲作为唯一的女儿，从此就成了家里的重劳力，承担着照顾全家包括外公及两个舅舅的生活起居，还要打理外公做的小生意。最小的舅舅那时才三岁。外公虽然疼爱女儿，却因家务繁重，没有办法让她去读书。母亲因而只上过几个月的夜校，会一些简单的汉字和算术，所以她刚去小镇工作时被安排在单位食堂当炊事员。
那个大操场，其实就是个农贸市场，每天清晨到午后，附近的农民或商人们就在那里进行原始的货物交易，满足各自的家庭经济需要。母亲去小镇不久，市管会的柴草场缺人打发票收税，母亲站在同事身后很快学会了打算盘计算税款，就顶了这个缺。此后她就在各个场轮换，哪里需要她就去哪里，后来回到城里的工商所（市管会新名称），继续打发票收税，一直工作到退休。母亲虽然没上过什么正规的学堂，但是她天资聪颖，工作兢兢业业，加上待人谦卑、温和得体，在单位人缘极好。生活中她对子女温柔慈爱，又善于勤俭持家，把我们照顾得很好。那个年代，小镇的民风淳朴，没有计划生育，各家孩子都多，小孩子都四处玩耍不怕丢失。我在小镇的童年，因而过得自由自在而又不失温暖。
农贸市场过了午后就散了。在市场的边上，靠近我们住的宿舍，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树身要有四五个人环抱那么粗，树冠像个庞大的伞，遮住一大片天。 以榕树为中心的大市场在午后就成了周围人家孩童们的活动场所。母亲常常说起她刚到小镇的一些趣事，其中一件就是，她身手伶俐，居然爬到那棵榕树上去掏鸟窝，同事们吓得拿了一条被子在树下展开撑着，以防她掉下来。谨慎细心的母亲，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年轻时竟也有淘气冒险的时候！
有一年刮台风，大风大雨的夜里大榕树被吹倒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阴沉沉的早晨，一开门看见歪倒了的大榕树，一半的根裸露在空中，可以想象那天晚上榕树与风雨抗争最后倒下的惨烈情景。我以为榕树这下活不成了，可是，靠着土中剩余的根，榕树继续活得好好的。因为主树干倾斜下来，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有坡度的平台。孩子们很容易就爬到平台上，像玩滑滑梯一样滑下来，或者沿着平台爬到其它树杈上，像一只只猴子，捉迷藏，淘鸟窝，各种玩法。歪倒的大榕树，成了天然的游乐园。
在榕树平台上常做的一个游戏是，有大孩子拿家里金黄色祭拜用的纸折成纸老虎，然后在那里把纸老虎烧掉，显然是学大人们逢年过节祭拜的样式。孩童毕竟不是真猴子，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一群孩子照例是在树上玩耍，只听见“啪”的一声，一个男孩从高处的树杈上掉了下来，昏过去了。榕树安静了几天，耐不住寂寞的孩童们又回来了，嬉笑打闹，一切恢复如常。
除了孩童们出没大市场，附近人家的牲畜家禽在散市后的下午，也会溜达过来觅食。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得了百日咳，母亲听说炉火煨熟的鸭蛋可以治好，于是每天做饭的时候，用棕色的草纸把鸭蛋包好，放在柴火炉旁煨熟。有一天，我把刚煨熟带着草纸的鸭蛋放在门口凉却，一头大猪闻到香味过来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它咔嚓一口把鸭蛋连壳带纸吃掉了。
镇上有个相貌清秀却精神有些失常的青年人，有时也会晃悠到市场来。孩童们就会找到纸和笔，围住他让他写几个字。这个青年人先前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不知遭遇何故，脑子钻进死胡同出不来了。在那个年代，高考取消了，很多青年郁郁不得志。那个青年人想必就是这样不幸的一位，令人唏嘘叹息。
除了吃饭和睡觉，小镇的孩子们是不沾家的，我也不例外。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去了镇上唯一的小学读书，从此不再只是在市场附近游玩，而是延伸到小镇的外缘了。有一位要好的女同学家里养几只兔子，我常跟着她去水田里拔一种类似韭菜的草， 用来喂兔子。那时候孩子们是不兴买玩具的，只有挖空心思自己做玩具。市场后面那片农田，四季种植着各种农作物。麦子长高的时候，掐一节麦秆，做成雨伞骨架的样子，可以把玩半天，或者做成小小的笛子，在田野上有一下没一下地吹。在小镇边上有一个烧制各种缸的土窑。缸做好以后，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才烧制成型。我和小伙伴去过那里跟工人要烧窑的土，搓圆压扁，中间穿个洞，晒干后做成算盘子玩，类似现在的孩子玩彩色粘土。有一次，我要到了一块土，和伙伴们欢快地出来，一不小心刺溜滑了一跤，压扁了好几个刚做好正晒着的缸，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要土了。
七十年代小镇的人们是淳朴友好不设防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大概是，镇上的人们多少是相熟的。离小学不远有一个中医郎中，认识我父母，他的店里也卖草药。我那时已经认得几种草药，比如半边莲。有一次和同学采集了一堆草药，拿到他的店里，郎中非常善意地给我两毛钱买我们的草药。在美国的小孩学校里常常要学生卖东西为学校筹钱，常见的是给牙医送钱的巧克力糖。揽到这种活最头痛的就是家长了，出去兜售不仅花时间，也有安全的隐患。有时为了省事，家长们只好互相买。我那时虽然小，似乎也懂得了大人之间这种互相帮衬的情谊，为自己赚了第一笔糖果钱。
那个邻近宿舍通往蜿蜒小街的出口处不远，有一户姓柳的人家与我父母相熟。柳先生在城里某单位工作，但是身体不太好，那些年似乎一直抱病在家。相熟的朋友戏称柳的妻子“柳妻”，与本地方言“混混”谐音。柳妻可不是混混，不仅人长得标致，而且勤劳能干，还很有爱心。她比我母亲年长，那些年一直像个亲人一样照顾着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盛一海碗，风风火火地端过来给我们。这样的邻舍友情，至今想起来都是暖心的。
孩童时期总免不了感冒发烧咳嗽这些毛病。镇上有一所医院。小镇的人们除非是大问题了，平常一般不去医院。我们发烧的时候，若是在晚上，母亲的同事们常会过来陪着，他们大概体谅到一个女人带着生病孩子的不易。大伙儿会去摘冰冰凉凉的香蕉叶子，铺在地上，让孩子睡在上面，再抹上万金油或清凉油，物理降温。另一个土方我就一直不懂有什么科学依据了。他们会找来癞蛤蟆，放在小孩的肚脐上，用一个碗盖住，等癞蛤蟆撒一泡尿了，烧多半也退了。这时的癞蛤蟆肚皮变成暗红色，大概是孩子身上的烧转移到它身上了。我们那时偶尔也去看医生，但是比较现在的小孩，真是少得可怜。长大以后遇到不少同龄人，一口灰色透明的四环素牙，庆幸自己没有吃过四环素，居然也长大成人了。
市管会的职工们下午常常还是有些工作要做的。比如，开会，打扫市场，支援农业，抓投机倒把等等。开会和打扫市场就在家门口，其它的活动都要出门，所以叫做“出动”。母亲出动的时候，就只好把我们放在家里，交代我们有事找柳妻。通常也没什么事，我只记得一件事，后来成了家里的笑话。大概是我五六岁左右，一天，母亲去出动了，到晚饭时间还没回来。宿舍很暗，我看母亲平常去食堂取井水的一个小水缸里有水，就生火下米做了一锅稀饭。母亲回家以后，发现我把米饭做好了，自然是非常的惊喜。可是吃着吃着，怎么有碗刷的黑色小渣在里面？原来那个小水缸里的水，是上一顿洗碗的水，母亲还来不及倒掉，我就拿来煮稀饭了。我到现在还是成不了好厨娘，大概跟第一次做饭就没做对大有关系！
七虚岁的时候，我去镇上的小学上学了。上课第一天，班上一个男同学不知怎地被老师叫到门外，这个小男生干脆就倒在地上撒野哭闹。那时候小镇的孩子没有幼儿园可上，而是到了年龄直接上小学。可以想象一个七八岁的乡村野惯了的男孩，突然要让他安安静静坐在教室里学a o e，那得多难受啊！因为他的哭闹，我对他印象深刻。几年以后，我在城里读初一，看到班里一个似曾相识的男生，原来就是那位同学！人家已经成了稳重学习好还写得一手好字的好学生了！
在镇上小学读书的近两年，是轻松而愉快的。常常和一群小女生结伴，嘻嘻笑笑沿着那条大街去学校。 那些同学多数是附近乡下人家的孩子，天真又淳朴。小学操场边上有棵很高大的合欢树，到雨季开花时，甜甜的花香溢满整个校园。学校的老师讲课是方言和普通话混用，甚至方言更多一些。我三年级回到城里读书，班里许多只说普通话的部队孩子，还有上课只说普通话的老师，真让我迷迷糊糊找不到北好一阵子。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我也离开家乡越来越远，到了地球的另一边。夜深人静的时候，小镇童年的往事就不时地飘入我的思绪：坚韧负重的大榕树，善良慈爱的母亲，纯真的玩伴，淳朴的人们。我身上至今挥之不去的乡土味，大概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