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bara Barres和Ben Barres。
最近看到这则消息让我好伤心：精力十分旺盛的Ben Barres去世了，他开创的领域现在十分热门，可能解开精神分裂症之谜。我们知道神经元是通过axon和dendrite形成突触（synapse) 来传递信息的，所谓的前突触和后突触。好的突触有利于信息的传递，不好的突触则会使你生病，诸如神经退化性疾病。很多神经Glial（胶质）细胞对神经元突触的形成和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胶质细胞正是Barres的研究领域，他曾担任过斯坦福医学院的神经生物学系主任。
我们的机体有套使神经元与神经元的错误连接失联（Neuronal elimination，神经元去突触化) 的机制, 也就是使两神经元分开。而Barres在斯坦福的实验室发现这种去突触化过程是通过补体分子C1q介导的，因为具有吞噬功能的胶质细胞在行使此功能时需要这种免疫分子与受体的互动。在C1q和C3缺陷的老鼠里，这种神经元去突触化严重受损，这是破天荒的发现。在我们以前有限的知识里，C1q是属于与脑功能八杆子打不着的补体经典活化途经的蛋白，Barres的博后Beth Stevens把课题带到哈佛，发现补体经典途经的C4与精神分裂症相关，也是因为活跃的神经元需要免疫清除废物，但是这种功能因为C4基因拷贝的差异而失灵了。Barres的研究组还发现受炎症因子影响的反应性astrocytes, 它们甚至可以释放介质来杀伤神经元，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的连结越来越紧密了。胶质细胞大致可分成astrocytes, oligodendrocytes和oligodendrocyte precursor cells (OPCs) 三种，它们既是神经元的营养师又是清道夫。
我上面说的是Ben Barres的故事，没错Ben是先生，但是我同样要向年轻的Barbara Barres致敬，她有勇气把Barbara变成了Ben。Barbara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家里的其他三位孩子没人对科学感兴趣，但是她在五岁时就想成为科学家。Barbara本科从MIT毕业，大概是因为申请上的问题，她只去了二流Dartmouth医学院。她在康乃尔做完神经内科的住院医后，想重走科学道路而入哈佛医学院读PhD。她的博士后是在英国伦敦大学做的，39岁去斯坦福建自己独立实验室时还是她，四年后在她43岁时变成了他，改名为Ben。旧金山湾区自由的空气或许促成了此转变，我们这里则有一位从男变成女的人，女同事在厕所里见到曾经的他时，不知是何感受？
我读过Ben以前的心路，Barbara一直认为自己是男的，衣著性格都是，生理上也有相应表现，这同性和变性可能真有生物学基础，对性激素反应的受体出现某种突变而不敏感了？Barbara曾经因乳腺癌手术切除了一侧的乳房，她要医生把她另一侧的乳房也切除。医生问她是否需要进行乳房重建手术，她完全拒绝，并且认为没有乳房对她是个巨大的解脱。这与她妈妈的经历差别巨大，乳癌在她家遗传，她妈妈因乳癌失去乳房后，曾经因为失去女性特征而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应，Barbara则完全沒有。
最后Barbara采取了不太彻底的变性手术，下面没有进行变性的重建，不知大量激素治疗是否与他的胰腺癌相关，他只活了63岁。他是第一个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变性人，自己变性后做得杰出，他还以男人的角度回忆自己作为Barbara时在科学界遭遇的性别歧视。Ben来华大做过报告，去听过的朋友告诉我，激素催生了他的胡子，个子还是偏矮的女性，声音也没完全变过来。我从邮管里听他的讲座，他的相对高音节始终提醒我，他曾经的性别。
变成Ben的这二十年使他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可以将20年的Ben和43年的Barbara相比较，使他感受到学术界对女性科学家的歧视。美国和欧洲基本上大部分男性在事业说了算，好莱坞超级男星比同级别的女星挣的工资高很多，这已经不能用养家糊口来解释了。丹麦人告诉我，他们与中国企业谈生意会让他们无所适从，因为他们不适于跟女性竞争，而中国大陆不少企业主是女性。阿里巴巴近半数为女性雇员，这在美国大部分新兴公司都不可能发生。
Ben在女人和男人的世界都生活过，他深知社会对男女的态度之差异。她在MIT读本科时，她的教授公开不相信她证明了一个数学难题，认为是她男朋友帮她做的，而她说自己根本沒有男朋友。Ben Barres抨击美国对女性在科学上的歧视固然重要，但是他也应该正视：男女在需要高度抽象思维能力的领域所存在的巨大差别。
让我以美国数学领域来举例说明。美国数学选拨赛的关键一步是进入USAMO（美国数学奥林匹克), 那是通往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必经之路，因为题型上USAMO和IMO是一样的，都是证明题。以前全美只有250多位高中生能够打进USAMO，这包括四年的高中，所以如果你进去了，意味着你在自己的年级是前60多名。USAMO的最高分获得者为USAMO Winners, 每年只有12人，在2015年出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情况，那就是12名Winners中有两位女生，以前好多届这12名Winners中女生为零，当然2015年代表美国参加IMO的学生中没有女生。美国数学竞赛从AMC、AIME、USAMO再到IMO国家队，女生是逐级减少，最顶端则是刚去世的伊朗裔斯坦福数学教授，她为人类唯一的女性菲尔茨奖得主。这些数据很难完全以社会不鼓励女生献身数学来解释，我们必须承认男女有别。
我们这里的高中生刘洋曾经两次代表美国得到国际奥数的金牌。2015年那届的IMO有至少两个亮点，一个是多少年来，出现美国队击败中国大陆队的结果，要知道这是美国仅集训几周的队伍与中国在北大集训超过半年的国家队的交锋；第二就是当年美国队的族裔组成丰富多彩，既然是数学竞赛，有人甚至考虑混血因素算出了美国国家队的华裔、欧洲裔、印度裔和犹太裔血统的各百分比。我说Yang Liu拥有印度爸爸的身高和明亮的眼睛以及华裔妈妈的热情，孩子姓刘说明妈妈是家中控股的。但是我曾经把刘洋的名字弄成了刘阳，他妈妈的这解释让我意识到这个错误还不算小。三层意义叫刘洋：第一是他出生在上海，从海想到洋；第二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三是希望他在数学的海洋里遨游。依我看来，这第三条最牛，他妈取名时就想到数学的海洋了。
我为刘洋至今仍然以做纯数学作为职业选择而高兴，那是出自内心的热爱，而不是为了申请大学才参加的数学竞赛。
Ben Barres。
2015年的USAMO Winners。
2015年的美国IMO国家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