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北京学生”
八、“阶级斗争”（一）
将近离开洛阳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个北京学生：北大附中的钟君。他和他的几个伙伴先被安排在青岛实习，也不知什么时候到的洛阳。在一次青海农机锻造厂的职工会议上，突然听到他们“高屋建瓴”地质疑厂里不参加当地运动的决定。一下子“久违”了的文革气氛突然又出现在身边，不免开始对他们留心。
他们的大义凛然依据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而这个口号根据的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中共曾有一段时间，即195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大认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从以前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换句话说，八大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但不旋踵间，随着1957年6月反右运动的开展，毛泽东于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强调，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开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一直占据着中国大陆的理论核心地位。“阶级斗争为纲”是文革的魂，是文革的理论基础。只有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才真正标志着文革的结束。
1956年中共八大的另一个重要尝试是提出 “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1]，并在党章中取消了 “毛泽东思想” 作为指导思想的提法，改为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但到1959年7月到8月的 “庐山会议” 上，为了无中生有地将彭德怀等人定为反党集团，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大行其道，并提出中共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理论，即后来的 “资产阶级在党内” 的阶级斗争新观点。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伴随着愈演愈烈，没有节制的个人崇拜，中共党内开始不再有通过正常的组织途径表明不同意见的土壤。任何人，不管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在政治斗争中人身安全失去了最起码的保障。惨痛的教训使得结束文革的领导们，痛定思痛，在一九八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文。
而在文革初期成长起来的那批年轻人，当时没有条件地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以及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他们热血澎湃地宣传这个理论和权威，还自以为是地“捍卫”这个理论和权威，但他们又有多少人理解这个理论和权威的真正含义？
钟君，是个干部子弟，他在北京上学，他父母却在广东，他实际上就是个广东人。后来我还和他学了一句字正腔圆的广东话，唯一的一句，却是骂人话。文革初，他没有搅到北大附中纯红五类子女的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小组”中去，却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出了一个刊物“湘江评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的刊物就叫“湘江评论”，用的就是毛泽东年轻时创刊的名字。巧合的是，历史上的“湘江评论”出了五期就被军阀张敬尧查封，而钟君等人的“湘江评论”也只出了五期就被迫停刊，原因我忘了。
他们出“湘江评论”当然是因为崇拜毛泽东。但历史上“湘江评论”的文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沾边。毛泽东自己也说它们反映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2]，但当时除了毛没人敢如此说。后来在毛去世以后理论界称那些文章宣扬的是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毛激进的手笔吸引了当时大量知识分子的目光。而钟君等人，作为新一代的崇拜者，也预示着他们内心中桀骜不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但对我来说，钟君等人的作为已足够让我肃然起敬的了。那时候我对毛泽东的“湘江评论”顶多就是模模糊糊地听说过，想都没想过他年轻时还宣传过什么其它的主义。文革初，诺大的全世界活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剩了毛泽东一人，在年轻的我的眼里，毛写过的一切都是神圣的。
1969年底我和一批北京学生先行离开洛阳回青海乐都。巧了，同行的有一个钟君的哥们，王君。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儿子，笔杆子，不自觉地有一副理论家的书生派头。我们很快熟悉起来，到了厂里，还住在同一间宿舍好长时间，由此我认识了钟君，很快就成了无话不可谈的朋友，我也开始关注时事政治。
钟君是管道工，干活的本事乏善可陈，但嬉笑怒骂皆可成文章。他能时不时给领导出出难题，因为领导在理论上总是说不过他，但同时他又可以和厂里任何领导嘻嘻哈哈。
由于前面提到的程德美有制作宣传画、刷大标语的本事，厂里请他脱产在主要厂房的外墙设计和油漆宣传画和大标语。结果他和钟君商量着在最醒目的地方刷上一条“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看着领导明明不喜欢却又无可奈何的表情，我们在下面偷偷乐了好几回。
嬉笑人生，在青海那看不见边际的悠悠岁月中，点缀了不少轻松的时光。钟君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天下多少难堪事，全靠一张厚脸皮。
当然钟君也不可能见天与领导为难，漫长的岁月中总是平凡的日子居多。工作之余我们常聚在一起，一起在食堂吃饭或几个人跑到钟君的宿舍自己改善伙食，一起谈天说地，臧否人物，谈古论今。说话完全没有顾虑，只恨语不惊人。又利用每年单身才有的探亲假，加上倒休（平时加班攒下的假期）结伴在回北京之前环游全国。
我们这帮人，是厂里人眼中的另类：时常不被人理解，也根本不稀罕别人的理解。我们不抽烟，不好酒，不光不积极 “要求进步”，而且大多连女朋友都不谈。但我们又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嬉皮。可以说，除了钟君，我们在各个班组里都是干活的骨干。兢兢业业，可以说是十年如一日，在厂里也算是积累了很好的人缘。
我唯一的一次贴近组织是老大不小，想起入团。为什么入团？人生轨迹，别人有的我也该有了吧。至于入团的作用，按我那朋友王君的话说：就是在别人申请入团的时候能不让他入。他早在中学时就入团了，有经验。
在正式加入“组织”之前，要经过群众评议，而当天对我的评议是和一个申请入党的人安排在同一个会议中。结果群众，包括几个干部对我的称赞竟大大多于对那个要求入党的人。
就在我认为已经没有悬念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团支书找我谈话。我本以为是例行公事，他却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听说你加入过一个组织叫“光棍委员会”？我蒙了，想了半天，确实似乎也许曾经和几个朋友开过玩笑，我们本来就是一帮光棍嘛，但那哪是一个组织呀？团支书认真地听了我的解释，更认真地让我回忆当时都有什么人，我哪记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的入团申请被无限期推迟了。
好久以后即使程德美提醒我，我也没想起怎么回事。按程德美的说法，他回北京结婚时，几个哥们开玩笑地说成立一个“光棍委员会”，向脱离光棍的人提供不用还的“无息贷款”，每人十元，由此帮程凑了一点钱，我已然忘得一干二净。事后我好长时间都在纠结：当时我若对团支书的问题一口否认，结果会如何？可关键是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要知道此事离我那入团程序时已过了好长时间了。
我再没有为此事找过团支书或者任何一个干部，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事。
下一章：“阶级斗争”（二）
[2] 1969年4月13日，毛泽东接见 “九大” 各大组长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