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花到囚徒
潘文鸣
前言
本文原题目为《一个女大学生的沉沦》，写中戏戏文系一位女大学生在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祖国大西南的贵州，由于思想和性格原因，婚姻没有处理好，文革中岁月蹉跎，最后交友不慎，跌入法网，被判刑三年，出狱后失去工作，贫穷潦倒，晚年十分不幸。想起她的遭遇和命运，心中感慨良多，经常思考人的前途命运问题，于是在十多年前，根据自己对这位师姐的了解，撰写了此文。
来到多伦多以后，在文学城博客上发表此文，读者有些反响；我的一位高校同事读了，也有些看法（见附录），引起我对文本本身的思考。对这位同事的看法，我也做了回复（见附录），阐明了我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追求。
关于文章题目的选择和推敲。首先查阅词典中对“沉沦”的解释，为“陷入罪恶的，痛苦的境界”，那么，这位女大学毕业生算不算“陷入罪恶的”境界？事情似乎不完全是这样。经过斟酌，觉得题目改成《她的前途是怎样断送的》，觉得还贴切。可是，当我把这篇故事内容口述给《大中报》老板贾先生以后，贾先生说，题目叫《从校花到囚徒》更引人注目，于是，就有了现在的题目。
另外，这位女大学生的故事是从文革前开始，故事的内容又延续的文革以后，似乎不是一篇专门讲述文革故事的文章。但仔细一想，假如没有文革十年的特定环境，假如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位女大学毕业生恐怕又是另一种样子，至少不会成为劳改犯吧？因此，从主观上看，是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从客观上来看，说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了她的人生，也不是没有道理。
下面我就开始讲述这位女大学毕业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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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大学生的名字叫徐婉丽（化名），她高高的个子，如月亮一般的圆脸盘，漂亮的脸上常常挂着微笑，即使在艺术院校里，在表演系美女如云的校园里，她的容貌和气质也应该算相当出类拔萃。
当时在大学校园里，我虽然没有暗恋她，但也禁不住想，法国作家莫泊桑说过，女人的美丽和聪明就是她们的出身，温柔的性情和娇媚的姿容，就是她们的资本。尽管当时毛泽东的阶级论弥漫于整个社会，干什么都讲究出身和成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物找老婆，却往往不像人事干部那样头脑僵化，他们更看重的是女人的姿容和教养。如谁都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就是资本家的大小姐。所以我想，徐婉丽将来不是高干的妻子，就是个将帅夫人，前途不可限量。
徐婉丽比我高一班，是戏文系64届的毕业生，早我一年走出校门，应该算我的师姐。六十年代的中戏，左的气氛十分严重，不知学校是不是有意惩罚她，还是由于其它什么原因，徐婉丽64年一毕业，就把她分到贵州。我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当时校方的分配原则是：出身好表现好的分到一流的大城市和好单位（如部队或电影制片厂等）；表现一般的分到一般省份；只有表现差的，才分到比较贫穷落后和比较艰苦的地方，说是去“锻炼锻炼”，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对于徐婉丽的分配，我一直感到有些意外。
当然，我那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书生意气十足，天真地认为，一个大学生分到什么地方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他或她是否有事业心。所以，我在这里所谓“惩罚”主要是指，从徐婉丽来看，她在学校里虽然政治上不红，学习不够刻苦，有点贪玩，但似乎也没听说她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她的家庭出身应该说没什么问题：母亲是中学教师，父亲是大学老师。虽算不上革命家庭，但总不是地富反坏右吧。另外，在校期间，记忆中我虽然没和她讲过话，更谈不上有什么交往，但看她与同学交谈时那神情笑貌，觉得她为人还随和，没有漂亮女人的那种矜持和傲慢，更不像随便得罪什么人的那种角色。
还有，印象中，经常见她和另一个叫孙晓薇的同班女同学往外面跑，说是去电影学院听课。在大学里，课后的时间，只要不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按说这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因此，把她分到贵州，有点难以理解。
不过，说对她的惩罚，不知是不是因为他和吴广亮的突击恋爱？因为戏文系的师生都知道，毕业分配把她和她的男朋友吴广亮，一个分到黑龙江，一个分到贵州。就是说，让他们俩成为中国大地上的牛郎和织女，这明显是在有意整人。就我所知，我们学校对在校有恋爱关系的同学，在毕业分配时一般都给予照顾，比如我们班的高林森，在校期间他和表演系常如玉好，确定了恋爱关系，64年常如玉毕业分到银川，65年高林森毕业分配，为了照顾他和女友的关系，就也分他到银川。这种例子，似乎不少。但为什么对徐婉丽和她的男朋友吴广亮就一个分到天南，一个分配到地北？后来听说，学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对于毕业前突击恋爱的人，学校在分配上，坚决不照顾。而徐婉丽和吴广亮的恋爱，是不是犯了这条禁忌？
可是，仔细一想，学校对徐婉丽和吴广亮的分配不仅没照顾，而且还有惩罚的意味。你想，系领导要不是有意拆散他们，为何把他们分配到相距上万里的地方？显然，这是明摆着的事。
后来我又考虑，莫非他们两个都有什么违规违纪之处？或者有伤风败俗不检点的地方？当时系领导什么事情都对学生保密，这些我们一般人就不清楚了……
至于对她临毕业开始热恋的吴广亮，我只知道他和徐婉丽的确是在毕业前才好得形影不离，至于他们为什么同窗五年，到临毕业前，才互相吸引，双双坠入情网？这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我们局外人只知道，吴广亮是她的同班同学，从外貌来看，吴广亮算得上一表人才，那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档服装店里木质做的男模特。只是吴广亮个子稍微矮了一些，和徐婉丽走在一起，如果吴广亮个子再高一些，两个人就非常般配。还有一点，记得吴广亮曾经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内容是和郭沫若商榷，具体商榷什么内容没印象了。我当时觉得他敢于向权威挑战，勇气可佳；但在黑板报上和郭沫若商榷，就有点可笑。
1964年，徐婉丽分配到了贵州，在人事局招待所等待分配期间，她和吴广亮两个人，虽然相距近万里，但他们仍然藕断丝连，情意缠绵。那时通讯不发达，他们除了书信外，还不断用电报互通声气。两个人在爱情力量的推动下，在等待分配期间，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一个从黑龙江，一个从贵州，双双起程到北京幽会。他们在北京究竟呆多长时间，如何海誓山盟，如何生离死别，外人自然不清楚。只知道贵州人事局发现徐婉丽失踪了，在招待所找不到她了，这自然很让人事局的负责人伤脑筋。等徐婉丽回到贵阳，她听说人事局到处找她，就赶紧登门去找人事局管分配的头头。在那里，她除了挨一顿批以外，还接到分她到远离省会的黔南州歌舞团的通知。黔南州歌舞团所在地叫都匀，离省会贵阳乘火车是四个多小时。
就我所知，从北京或上海艺术院校分到贵州的大学毕业生，通常多留在省会贵阳，然后分到省级各所属文艺单位。道理很简单，北京也好，上海也好，终究是我国一流大城市，在这些大城市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能来到贵州这个偏僻落后的省份，已经不容易，特别是那些名牌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在这里应该说是比较稀少的人才，所以把他们留在省会，自然可以理解。
那么，为什么偏偏把徐婉丽分下去呢？非常清楚，一个是人事局管分配的领导看了她的档案材料，那些档案材料自然对她的使用不太有利；另一个就是徐婉丽在等待分配期间不假而走，这肯定是犯忌的事。试想，如果一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在贵州突然失踪，人事局好不好交代？在当时那种时代环境里，各部门的领导都像非常严厉的家长，徐婉丽的做法自然有些出格，当时对她的行为最准确的定性叫“无组织无纪律”，这肯定是无法允许的。据说，省人事局还给了她一个警告处分，然后把她分到更偏僻更艰苦的都匀。
如果说，徐婉丽在当时能够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就读，而且五年大学生活基本上一帆风顺；那么，从毕业分配开始，她的命运就开始出现了逆转，不幸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