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梁是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我们同村，并且在同一个生产队。
老梁姓梁，从小学起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叫他“老梁” 。老梁属于那种“老实人”，不像多数男孩子那么“淘”。论学习，老梁一直是我们班男生里最好的 。我们小时候没有暑假，但有农忙假。麦收时节放麦假，生产队派人带我们到地里拾麦穗。秋天有秋假，我们常常被安排到场院剥玉米。剥玉米的除了我们这些小学生，还有上了年纪的妇女。我们剥玉米的时候，一些男生嘴也不闲着，总要说些顺口溜，故意逗大伙儿乐，比如“太阳出来照正东，萝卜开花结大葱”；或是唱一些改了词的歌儿，把“打靶歌”里的“走向打靶场，高唱打靶歌，豪情壮志震山河”唱成“钱广赶大车，给我捎点货，捎点辣椒和蘑菇……”。有时个别调皮的男孩子还时不时地来一段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带色儿的段子，引得在场的奶奶、大娘们笑得前仰后合。这种时候老梁从不随波逐流，顶多跟大伙儿一块儿乐一乐。
小学三年级时，我和老梁同桌。老梁常把新买的小人书带到学校，下课时同学们传着看，我便常常“近水楼台”。 因为老梁脾气好，我们同桌时相处也很“和平”。不过还真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自习课上不知为什么我俩闹急眼了。那天我们刚上完大字课，我拿起蘸着墨的毛笔就在他的练习本上点了两下。老梁也不示弱，抄起我的毛笔也在我的本子上还了两下。那天我俩打了个平手。不过孩子脸来得急去得也快，没几天我们就和好如初了。
小学毕业那年，大队书记硬要在我们村建“戴帽中学”，不让我们去公社中心中学，我们仍然留在小学，学习中学内容。当时我们生产队的会计是个“老三届”，被派来教我们数学和地理，学校又调来一名女老师作我们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和政治。那几年对外语不重视，学校没有找到合适的英语老师，也就没给我们开英语课。 那年老梁坐在我前面，自习课上，我们也时不时地“说小话儿”。学校院子里有个乒乓球台，是砖砌的，水泥台面。老梁有一对很像样的乒乓球拍，我们打球就找他借。有一次，我请假没来上课。第二天有同学跟我说，班里一个女生（是我们大队村干部的孩子）找老梁借球拍，老梁说什么也不借。最后那个女生阴阳怪气地对老梁说：“怎么我借你就不借，那谁谁 （指着我）借，你就借给她呀？”气得老梁说不出什么，但拿准了就是不借。
一晃到了九月份，中国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当时我们正上体育课，听到广播里缓缓的哀乐和男播音员那低沉的声音，我们全都从操场跑回教室，趴在课桌上“呜呜”地哭了起来。紧接着，十月里响春雷，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不久，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我们村的中学也不能“戴帽”了。第二年，我们正式加入中心中学。因为我们初一没有上英语，到了中心中学，学校没有把我们分开插入其他班，而是保留了我们村的原班人马 。初二这年排桌，老梁又被排在我前面。不过这时我们已渐渐进入青春期，同班男女生很少说话，即使我们都是同村的。我与老梁的交流也就是偶尔对一对数学题什么的。初二那年期末，全年级统考大排队，然后把前面若干名组成两个初三快班，以备战中考。那次统考我和老梁名次紧挨着，结果我俩被分到不同的班。中考之后，我进了市重点读高中，此后就没怎么见到过老梁。高考之后，听说老梁上了一个中专，外省的。
再次见到老梁，是在老家的大街上。当时我正带着儿子在街上玩儿，碰到老梁也领着他的女儿在街上玩儿。老同学见面，聊了好一阵子。那次也是我出国前最后一次见到老梁。
两年前回国，几个发小招呼聚会，老梁来了。二十多年没见，没想到老梁几乎还是老样子。 那天晚上，大家推杯换盏，可老梁说什么也不喝酒，只喝果汁。说起小时候的事，老梁说，小学时老师让大家编草帽辫给班里集班费，我是编得最多的。是吗？我还真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班里养过兔子，全班同学分组轮班照顾。老梁还说，我到市里去上高中以后，还把我们的考试卷子手抄了寄回来给老师，老师印了给同学们做。老梁一说，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事。因为我们乡村中学如果找到市里名校的试卷或复习资料，便如获至宝。 那天，几个发小快乐地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彼此习惯地叫着小名儿，欢声笑语连连不断。
聚会结束之后，几个发小争相开车送我，组织者说大家都喝了酒，还是叫代驾吧。老梁说：“还是我开吧，我这儿预备着哪！”我这时才反应过来席间老梁为什么一直滴酒未沾。几个发小把我送回家，大家依然恋恋不舍，说期待着下次相聚。那天我心里感慨颇多：相隔万里，相聚不易。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为我的发小们，包括老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