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一岁时，舅舅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因为是长子，他和舅妈既兴奋又紧张，两大人弄一小人忙得不可开交，只有向外婆求助。
母亲一想到舅舅有了自己的儿子，心里十分高兴，就对外婆说：“我的娃娃山快翻完了，他才刚刚开始，您就去帮他吧。”
外婆已经把哥仨照料大了，只有我还小，刘妈自告奋勇地要照顾我。把我交给刘妈，母亲太放心了，她和舅舅就是刘妈看护大的。我有刘妈照看，外婆自然乐意，高高兴兴地带着西仁去了舅舅家。
外婆和西仁走后，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住到学校里去了。大哥二哥在上学，三哥也快上学了，哥仨住在学校里上学也方便。母亲在上课前把我送到刘妈家，下课后再把我接回来。
这年月日子过得太艰难了，我出生的第二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所带来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上下粮食空前短缺，造成城市和农村大饥荒。大跃进运动是“左”倾冒进的产物，全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1959－1961年），在三年间，因饥饿或疾病而非正常死亡达数千万人。
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1958年大炼钢铁把农村劳动力和铁器劳动工具占用；其次，人民公社占有了农民一切原有财产，极大的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耕多种少一个样；再次，大食堂开办初期严重的浪费现象，导致本来就不多的粮食急剧减少；还有，1959年的大干旱，粮食颗粒无收，自然灾害后随之而来的是严重蝗灾，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母亲为我们兄妹四人能填饱肚子愁得焦头烂额，一个月的口粮上半个月就吃光了，下半个月东拼西凑也熬不到月底。她想用省下来的工资去粮站买点粮食补充，可粮站除了定量口粮，根本就无粮可卖，街面上更是见不到一粒粮食。后来她就把口粮的大米去农民家里换些豌胡豆，一斤大米能换3-4斤豌胡豆，这样勉强一家人的三餐不至于断顿。
父亲知道后有些埋怨她：“大米比豌胡豆有营养啊。”
她瞪了他一眼：“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有没有营养也得肚里先有货才行啊！”
他觉得她说得对，然后笑着对她说：“我带了一些大米回来给你们吃，那是我省下来的饭票，找食堂师傅换的。”
她有些惊讶地问他：“你省下饭票换大米，你不吃饭啊？”
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怎么都行，不能让孩子们饿着。”
她感激他挂念着我们，也有些忧虑地对他说：“你的口粮也有限，再说远水不解近渴啊！”
父亲想了想后跟母亲商量：“宇大该上初中了，我带他去铁佛场跟我过，减轻一点你的负担，他就在我的学校上学，你看怎么样？”
母亲舍不得大哥离开她，可是一想到他正是吃长饭的半大孩子，饭量大，吃得多，如果他走了，家里的粮食不足可以得以缓解。最终她还是同意了父亲把大哥带走。
尽管父亲带走了大哥，家里还有四张嘴要吃饭。清晨母亲早早起床，用野菜加几粒大米熬一锅菜粥，一人一碗喝了就去上课。中午她用红苕掺一些大米混在一起，半干半稀，配一点酸菜或豆腐乳，这一餐是吃得最实在的一顿。晚上她就用干炒的胡豆吸水，再加一点大米和豌豆一起煮，我们叫这是“吸水胡豆稀饭”，带一点糊味、很香，我们都爱吃。不过，每人只有一碗，还想吃也只有等明天了。
母亲千方百计地为我们每日能有食物下肚而绞尽脑汁，尽管做出了一日三餐，其实就一餐半，这已经是她能给我们最好的了。她不由自主地想起她和舅舅小的时候，没有外公，跟着外婆住在老外公老外婆家的蔡宅里，那真是神仙孩子过的日子。我们有父有母，却不能肚腹周全，饥饿不饱。母亲唉声叹气，愁啊！
有时她把我们兄妹仨紧紧地抱在怀里，害怕我们没了似的。她常听到有人说：学校隔壁曾家的二娃饿死了，茶馆对面王家的幺女干瘪得快不行了，昨天上街又倒下了一个要饭的乞丐，前天下街又埋了一个老婆，... 每当她听到这些，惶惶不安，心惊胆颤。这日子过得如履薄冰，心悬如丝。很多人既是没有被饿死，也因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在母亲的呵护下，我们没有患肿病，可她落下慢性胃痛的毛病，一直困扰着她。
在一次周会后，郭孃对母亲说：“今天去我那里，捡点红苕回来给孩子们吃。”
郭孃在乡村团结大队小学，粮食不如城镇紧张，至少红苕是管够的。学校有三位老师，只有郭孃和祝一姐住在学校里，其他两位老师周末回家去了。在学校的后山是一片竹林，竹林里有大小不等十几个大队的红苕地窖。社员知道这母女俩吃不了多少，就告诉她俩如果肚子饿了，就去地窖捡红苕回来煮着吃。
母亲马上说：“不行不行，你们娘儿俩可以去地窖捡红苕，我不能去捡呀。”
郭孃接着说：“你看看孩子们，个个饥肠辘辘，多可怜啊。”
母亲一想到每次我们看着锅底朝天那失望的眼神，就心如刀绞，难以忍受。她想了想：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法子了，就随郭孃去了乡下。
等到夜深人静时，淡淡的月光洒满了竹林，郭孃拿了一个绣花枕头套子，带着母亲悄悄地溜了进去。她们找到了一个地窖，郭孃蹲在地窖边，母亲接过枕头套子，跳进了地窖，发现半地窖全是红苕，黑灯瞎火地摸着红苕往枕头套子里装，一会功夫就装了满满一袋红苕。郭孃在上面拉，母亲在下面顶，她俩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也没有把这一袋红苕弄出地窖。没办法，母亲只有倒出一半红苕，然后又是拽又是推才把半袋红苕拖出了地窖。她俩正抬着红苕往回走时，突然看见“亮胡子”（一种带长把、烧煤油、冒黑烟的灯）的亮光晃了一下，吓得她俩立刻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两眼紧闭，大气憋着。
晚上竹林里偶尔有社员巡夜，就是提着亮胡子东照照，西看看，没见什么动静就走了。几分钟后，竹林又安静了下来，也没有了灯光，她俩才小心翼翼地从地上爬起来，借着微弱的月光，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往回走，终于把半袋红苕抬回到郭孃家。那晚她俩一夜都没有合眼，两颗心“咚、咚、咚”猛跳，害怕大队社员追上门来。做了亏心事，就怕鬼敲门。那一夜祝一姐睡得正香，没有看见两位为人师表的老师做贼的狼狈相。
她俩眼巴巴地盼到了天明，母亲匆匆地告别郭孃和祝一姐，背着半袋红苕回到了家。这是母亲第一次偷东西，也是最后一次，后来她跟父亲说起这事，还心有余悸。
因为买不到粮食，张爷的面馆开不下去了，公社安排他去粮站守夜，防止仅有的一点公粮（大米、花生、玉米等）被偷窃。他很愿意做这个差事，因为有时他能带一些凹米子花生回来给刘妈和我吃。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一生都爱吃花生，可能与那时吃凹米子花生充饥有关系。他们夫妇待我很好，常省下自己的口粮给我吃，绝不让我饿着。他们把我当宝贝宠爱，就像从前在蔡宅疼爱小时候的母亲和舅舅一样。
本来母亲把我放在刘妈那里，有空就抱我回来，没空就把我留给她。可是，我弱小的身体不争气，常闹病，不是发烧，就是拉肚子。我一生病，刘妈很紧张，一刻也不敢怠慢，只有抱着我去学校找母亲。
母亲带我去金带场医院看病，医生开了一大堆药，好不容易把这些药喂给我吃下去，也不见退烧，也止不住拉肚子。没过多久我就瘦得跟小猴子似的，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小屁股溜尖了”。她抱着我坐在床边掉眼泪，担心我的小命不保。
有位同事阿姨告诉她板栗桠有一位魏医生，专治小儿的发烧拉肚子。她信了，一早跟校长请了假，背着我就出了门。从金带场到板栗桠有十五里，她着急走得快，不到一小时就到了。真是名不虚传，这里已经排着长队了。母亲等了半小时，才见到魏医生。他仔细检查我后，只开了三天药，药量很小，很容易喂我。说来也怪，我吃了魏医生的药，烧也退了，肚子也好了，胃口渐渐好转，也开始吃东西了。
后来我一生病，母亲就带我去板栗桠找魏医生。去的次数多了，魏医生记住我们了，他知道母亲是老师，要赶回去上课，就告诉那些排队的老乡，他要优先为我看病、开药。每次带我去板栗桠看病，她也不用请假，只需把她的一二节课跟三四节课的老师换一下，天不见亮就背着我出门，看完病回到学校正好赶到上课。
可能是我出生一年后就遇上了三年大饥荒，长期营养不足，体质虚弱，三天两头闹病发蔫，直到过了饥荒年后身体才开始好起来，小脸也红润了，小胳膊小腿也有劲了，母亲焦灼不安的情绪徐徐平息下来，终于松了一口气。
她对刘妈说：“看来这闺女能养活了。”
刘妈笑着说：“当然能啊，有苗不愁长，树大自然直。”
一天母亲突然接到舅舅送来的急信说外婆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她立刻把二哥、三哥交给刘妈帮忙照看，然后背起我就往鱼溪镇乡下小学舅舅家赶。她刚跨进学校大门，就听见哭声，三步并做两步从大门走过两侧的教室，到了后面舅舅的住房，只见舅舅、舅妈、西仁和小敏（舅舅的儿子）围在外婆的床边哭成一团。
外婆刚刚断气，连一句话都没有跟母亲说就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三岁，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母亲把我从背上放下来交给舅妈，走在外婆的身边，双膝跪在她的床前，双手握着她的手，两眼看着她的脸。呆如木鸡地过了一会儿，母亲的眼泪犹如潮水一般涌了出来，静静地哭着，...
不知哭了多久，舅舅扶她起来坐在外婆的床旁。她想不通：外婆的身体一直都没有大问题，怎么就一病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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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