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是近代欧洲所继承的三大历史遗产，了解它们是理解西方近一千年历史的关键。
想要了解罗马帝国的历史，日本作家盐野七生所著《罗马人的故事》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读物。洋洋洒洒十五卷本涵盖了从罗马城创立之初到帝国最终覆灭这近九百年的历史，对史实的记述连贯且完整。如作者自己所说，这本书并非严肃的历史研究，而是面对普通读者讲述的“故事”——作者文笔通俗流畅，一丝不苟的叙述史实的同时兼顾了故事的戏剧性，所以虽然是一部少有的长篇巨著但丝毫不会令人感到冗长乏味，相反读者常常会被生动的故事所吸引而欲罢不能。一些西方的罗马史著作，对于为人熟知的背景、常识往往略去不谈；本书的作者盐野七生出身于东方，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她从东方视角对罗马历史文化的系统梳理，也就很自然的照顾到不了解罗马历史的东方读者，那些对于东方人完全陌生的文化背景与细节作者都不厌其烦的一一说明。
通过这本书对罗马历史上那些重要人物、事件有了基本概念之后，阅读如塔西佗的《编年史》或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会容易得多。
（一）共和国的挽歌
从罗马人驱逐暴君“傲慢者塔克文”，到屋大维被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为止，共和国的历史一共482年。
在这近五百年中，罗马打败了迦太基人，让希腊和近东臣服并接受其“保护”，罗马从亚平宁半岛上的一个小小的城邦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国、地中海的霸主。
古代地中海世界，具有类似“共和”制度的邦国为数众多，如希腊诸城邦、罗马的死敌迦太基等。罗马在推翻王权后能在数百年间保持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军事上成功的保卫国土并逐步对外扩张，同时国内民众还能享有相当广泛的自由保障，罗马独特的政治制度功不可没。
由执政官、元老院和市民大会分享权力的政治体系，结合了君主制与民主制两种制度的优点，面对危机能高效决策，又能尽可能充分的反映民意；在这一体制下，贵族身居高位同时担负重任，平民也有机会出任要职、为国效力，每当遇到危机总有杰出人才带领罗马人度过难关。无怪乎这一古代版的“三权分立”会成为后人称颂的政治典范。
然而有着这样模范制度的共和国却在迈向全胜时期的同时走向了其宿命的终结。
公元前107年，面对强敌环伺、罗马军队频频失利的危机局面，时任执政官的马略决心对军队进行改革。此前罗马军队是由平时从事不同职业的普通公民组成的义务军，在战斗结束后就会回归各自的岗位，而且只有财产达到一定标准才有资格参军。但随着罗马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平民被迫变卖田产成为无产者，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针对这一状况，马略废除了征兵时对财产的要求，改为招募贫民组成职业军队，这样既保证了军队的兵员又消除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对那些丧失土地、移居城市的无业平民而言，参军成了一种可赖以维持生计的自然选择，于是和政府（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将领）存在雇佣关系的职业军队取代了从前为保卫家园而组织的公民武装。
可以说这一变化是罗马持续对外扩张的必然结果。战胜了宿敌迦太基之后的罗马，面对的“敌人”更加强大，作战区域离本土更远，战争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这种形势下，继续依靠普通公民所组成的临时性军队已然不现实。马略的改革同时还扩大了统帅的权力，不仅可以统领更多兵力，而且有权任命军队的下级军官，而非从前那样须经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改革之后，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都有所提高，成功的消除了当时蛮族入侵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将领的权力过大而缺乏制约，军队由公民志愿团体转变为统帅的私人势力，为之后军阀混战、走向帝制埋下了伏笔。
职业军人随将领出征远方，在远离故土、人生地疏的环境中征战连年，相互之间结成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将领才能的高下往往直接决定着士兵的命运，而将领也是这些几乎一无所有的职业军人可以信赖、效忠的唯一对象，是他们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富贵荣耀的希望所在。杰出的天才统帅如苏拉、庞培、凯撒，在其出众的军事才能引导下军队几乎战无不胜，随着战绩的累积他们个人在士兵心目中的威望也增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军队愿意追随将领去任何地方，甚至愿意依照其意愿做出明显不合规矩甚至践踏法律的事情。这种时候，军队已经不再是国家政权的支柱、公共利益的捍卫者，而是变成了将领的私人武装，成为他们谋取霸权、实现自身野心的工具。
公元前49年，凯撒率领获胜后的高卢军团跨过卢比孔河，揭开了共和国终结的序幕。然而天才的凯撒也不过是步了马略、苏拉的后尘而已。
假使罗马像英格兰一样是个相对孤立的岛国，那么可以想象她不需要时刻警惕强敌入侵而保持强大军备，大概也不会出现后来将领拥兵自重、颠覆政府的情况，共和制度说不定延续更久的时间。这当然只是后人的凭空设想，只有在当今这种和平广泛存在的环境里，民主政治才最有可能延续。而两千年前那个奢谈普遍和平、野蛮杀伐遍地、危机四伏的时代，罗马从被迫防御到主动进攻，最后走向帝制似也无可奈何。毕竟当在外所向披靡的军队在天才统帅的带领下掉转枪口朝向自己的政府时，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他们呢？
对平民最大的威胁乃是政府，对政府最大的威胁则是军队——这是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留给文明的最大警示。
带着征服敌国、异族的非凡荣耀归国的将领，拥有共同浴血奋战的战士近乎绝对的忠心，辉煌战绩在本国人民心中激起的自豪令其成为最受公众欢迎的人，而邻国为其军事实力所摄对他也都毕恭毕敬、唯恐成为其下一个打击对象。古罗马的苏拉、凯撒，近代的克伦威尔、拿破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即使在美国这样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家，二战后艾森豪威尔也因为其军事成就顺理成章的当选总统。在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是深入人心的金科玉律。
所以公民社会必须时刻怀有警惕，以防军队挟持政府，将公权变成某个人或某一组织的私产。切不可以为军队被冠以“人民”的称号就可以高枕无忧——如果“人民军队”被日复一日的灌输绝对服从的观念，接到命令后同样可以开进本国首都展开屠杀。同样的道理，如果元首露出终身掌权的念头军队就忙不迭的宣誓效忠，那么国名中塞进“共和”与“人民”也不能丝毫改变其专制帝国的实质。
历史虽然一再重复着悲剧，但并非总是令人绝望。古罗马前执政官辛辛纳图斯因为军情紧急，临危受命就任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官”；虽然权力堪比国王，但辛辛纳图斯对此毫不眷恋，在退敌16天后就辞职返乡务农。独立战争胜利后，很多人劝说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称王，但相信军队应处于民选官员之下的华盛顿毅然归还军权；后来他毫无争议的当选合众国总统，又在第二次任期结束后卸任退休，创下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的先例。苏联解体前后的动荡时期，军队数次违抗当权者，在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六四惨剧前，38军军长徐勤先拒不执行率军进城的命令，称“宁可杀头也不做历史罪人”。
只有当更多的人怀有这样的觉悟，而放弃对“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之类丛林法则的信奉时，共和国才有了最稳固的基础。因为共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她更是一种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