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的四个兄弟，同父同母，相隔十六岁，跨越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动荡的年代。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使得他们成为了身份完全不同的人。然而，他们都完整无伤地存活了下来，并且还都高寿。即使不算奇迹，却也十分难得。
我见得最多、想得最多的，是幺老妈的幼弟，我的幺舅爹。不知他的尊讳，也从未想过要问。我唱样板戏“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时想起他：不到三岁死了娘，多病体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高度近视眼，长得象个账房先生，可是却是个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箩筐的农民。到处受欺辱，真的是“吐不尽的满腹苦水”。没有解放、没有合作化的话，只怕要饿死。我读《阿Q正传》时想起他：但他又不是。他不如阿Q想得开，也不会向小D那样与人厮打。他一张嘴就诉苦，真的是“道不完的一腔怨仇”，似乎谁都欺负他，包括自己的老婆孩子。从未听他提过一件这些人帮过他的事。除了每次离开我家时的客套话外，从未听到他感谢过任何人。批判封建礼教，又想起他：他在自己家里不痛快时常来我家住，有时一住就长达半年。弟弟妹妹年纪小，受孔孟毒害浅，说话不够礼貌。他会教训说：“没大没小！所有的亲戚里头舅舅最大。我是哪个？是你爷的舅爷！”妹妹拿筷子夹菜时翘兰花指，屡教不改。幺舅爹一筷子打上去，疼得她尖叫跳脚！倒也还真的治住了她这毛病。读到诗句“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时又想到他：他来家里，常跟幺老妈对坐着，就是这样子。年岁已高的老姐姐，再也无力帮他，只能陪之与泪水。他一辈子带着老婆孩子追随姐姐姐夫四处奔走。当年在汉口，强壮的姐夫带着全家返乡，他想也不想，也带着自己一家子跟了回来。如果留在城市，他的日子应该会好过些。我曾多次思考，当姐姐的母爱是不是太多，反而害了他？如果小时候对他少些呵护，多让他干点儿活儿，他的身体是不是反而会更壮实些？历史不可能重来，但是有一点：我们的所做所为，影响自己，也改变别人。
印象最模糊的是大舅爹。那时候我年纪小，他的面孔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那一幕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斗笠、蓑衣、草鞋、药箱，一个七旬老人拄着棍子冒着雨从泥泞的田埂里走来。为的是一件小事：挨家挨户、一村又一村敦促农民漱口刷牙。不知到底对提高人们健康水平有没有起作用，或许当时医院领导嫌他烦而随口派给他的活儿，但是他的确这么认真地做了。当年他在渡口的那个诊所，地处交通要道，离沔阳城十几里路，简直就是常熟城外春来茶馆的位置，所以他不当地下党都难。只是不幸后来沔阳城被毁，他就成了一枚遗子。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吧！
曾经让我感到神秘的是二舅爹。“国民党宪兵少校，杀人不眨眼？”“黄埔五期，才混得个少校，不怎么样嘛！”不同的历史时期，我有过不同的想象。1985年元月，我利用一次出差机会，终于到南京拜见了老人。听说他有风湿，专门准备了一瓶人参酒带去。没想到一拿出来，他第一句话就吓了我一跳：“我不喝酒。家里虽然开酒厂，但是从进黄埔第一天开始，就滴酒未沾。”这是多么有毅力，多么意志坚强的一个人！第二天，他带我步行遊南京。先上中华门，出来后上雨花台，然后返回城里顺着秦淮河一直走到贡院、泮池、夫子庙，接着到新街口看雪松、梧桐，再一路走回他家。老人整整长我一花甲，那时我二十出头，他八十出头。我走累了，问他怎么样？他说，今天比他平时运动量略大些，出了点儿汗！令人不得不佩服。
如果家里不破落，他肯定会继续读书考大学。没有了钱，只有上师范或警校。但是受进步同学影响，决定结伴去广州。临行前，患中耳炎，回家修养了两个多月。等他再独自赶到广州时，已是中山舰事件之后，气氛大变了。他入了第五期，选择了明哲保身，断了跟原先一起行动先到的第四期湖北老乡们的联系，也就没有加入共产党。五期生没有毕业就一起出发，参加了北伐。他一路上没有放过一枪，行军到了南京。一停下来，就被任命为见习排长，带兵在中华门站岗。十年间升到少校宪兵营长，蒋委员长发表庐山谈话时，他参加了“美庐”的外围警戒，到达他军旅生涯的最高阶段。抗战期间，被派到绥远监军。晋察冀有湖北老乡带信联系，他们串联了四个人，一起去投八路，结果过封锁线时想到老婆孩子，一犹豫，掉头回来了。两个过去了的人从此再无音讯，还有一个跟他一样回了头的，后来在政协开会时还常见面。所以生死就在一念间。解放的时候随部队撤到广州后隐姓埋名，躲过了镇反，1954年向政府投诚，坐了五年牢，出来后从事文史工作。1970年下放回老家，1972年落实政策返回南京。八十年代还担任过江苏省政协委员。
几回生死转折，老人家平静的几句话带过。生命的强者，在于准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决伐。他是他们兄弟中唯一见过二十一世纪的人，过了九十九周岁后才潇洒而去的。一路上，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一生。可惜，那时我还只是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愤青，历史感太差，连个像样儿的问题都提不出。
三舅爹是最让我后悔没有在他生前作更多请益的人。老人家写得一手极漂亮的行楷，早年曾跟着哥哥在部队里当文书。不喜欢军旅生活，退伍回老家当了一名小学国文教师，曾经在洪湖到京山一带多所小学任过教。解放后，四周许多县区领导都是他过去的学生。他一辈子爱读书，也特别爱跟人家讨论书，讲书。由于这些因素，五十年代他是那几个县教育部门领导们的座上客。这样，他也看到了一些领导上不想让群众知道的事儿。每当这时，他倚老卖老，引经据典，常把一些芝麻大的事跟亡党亡国联系起来，招人烦。因此顺理成章地在1957年戴上了右派的顶子。从此，大家渐渐忘记了他王志强的名号，叫他“老右”。1959年被摘了帽子，但是大家的称呼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是“摘帽老右”，1973（或是1975？记不清了）年被平反，他十分高兴，“就说是搞错了嘛！”大家称他“平反右派”，到了1979年大家都平反时，也给他发了封信，他成了“改正右派”，他不高兴了，“我跟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一样的！”
我小时候他常到家里来，我也常在他的外孙们家里见到他。那时候，大人们都躲着他，怕被他缠上，说起来没完没了。他的外孙们捉弄他，把他的书藏起来，急得他团团转。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过这样的恶作剧，但是在一旁笑，也是帮凶之一。我自以为聪明，“一个写得一手好字的小学教师，是孔乙己吧！”1979年夏，我跟他讲了一件我在北京城听到的事：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有一个复兴饭店。据说发生了一起老外亵渎女服务员的事儿。老外强词夺理，说是“Fuxing Hotel”这个名字让他想歪了。北京市领导因此把“复兴饭店”更名为“燕京饭店”。我当时是个小愤青，觉得这个名字改得窝囊，一口黑锅甩给了毛爷爷倡导的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他对我说，给汉字注音，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康熙字典里用反切，一个“土”字，注成“他鲁切”。不识“土”字的人，多半不识“他”或“鲁”，显然不合适。早期留学生里去日本的多，回来后搞了注音符号，后来留欧美的回来，搞了汉语拼音。第一版汉语拼音出现在“五四”时期，一直悬而未决。不管怎么搞，总是有缺陷的，总得有个结论。一些洋人刁钻奸猾，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不用管他们。一席话，这个孔乙己在我心里高大了起来。是啊，想入非非，开开玩笑是正常的。我们家徐志摩先生听见人家道再见，也幻想出个沙扬拉娜小姐，写了首诗。但是用来作为耍流氓的借口，就未免太川普了吧！中国人为此改名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果硬要往歪了想，Fuxing，就当是向他们伸出的中指吧！
1981年夏，我送他到黄石上船，他给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就讲四个字：“痛定思痛”，让我受益匪浅。这次见面，是我跟他的永别。如果那时有博客，老人家一定欢喜得很，会留下很多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