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跟奶奶上街卖酱时，就在家里跟二爹学做乡下人。
早上起来，门口屋檐下刷牙的地方，幺老妈说叫“街沿”，因为临街；而二爹说叫“干沿”，因为那里淋不着雨。虽然用洪湖话讲，二者差别不大，但是二爹说，干的就是干的，湿的就是湿的，乡下人不能像城里人那样縢着舌头说话。
据说二爹一辈子只有两次讲话被舌头挺了。1968年二爹喂了一头大肥猪，人见人爱：“爹爹，nna喂了头好猪子？”“是的咧，准备给儿媳妇坐月子用的！”按照老家继祧的规矩，我是幺房的孙子，所以我出生在哪里，二爹不会管。可是下一个男孩子，就是二房的孙子，所以必须生在他家里。这年夏天，妈妈遵照老人指示，回到老家生产。上帝却跟二爹开了个玩笑，巳时出世的是妹妹，而不是弟弟。于是二爹那头“儿媳妇坐月子用的”猪于当日午时便被二爹卖给了区供销社。村里的人们笑话二爹，说他“挺了舌头”。他放出狠话“老子反正谁也靠不上，将来死了自己爬进土里去！”这是他第二句挺舌头的话 – 1969年去世时，自己爬进土里的功夫没有练成，是村里人帮忙安葬的。老人享年73岁，是他四兄弟中最长寿的一个。在他的追思会上，全村人公认，没有一家没受过他的帮助，一辈子他只有这两句没有兑现的话。可是这乡下人的“哈数”常常让我有些后怕：妹妹出生时八斤半，万一有个什么不顺利，两条人命就要交给乡下的接生婆！
二爹每天早上天刚刚麻亮时起床，到外面路边去拾粪。过去多年是跟木匠神保的老地主父亲作伴的。可是老地主不久前去世了，所以二爹现在只好自己拾粪。跟老地主每次都要把筐里的粪带回自家的粪坑不同，二爹每次都是倒到队里的粪坑里。这倒不是因为二爹觉悟高，一是因为二爹对大田的兴趣更大些，二来也是因为家里菜园的菜吃不完。峰口没有工业，所以买菜的人不多，菜价便宜得很。二爹上过两次街，第一次大多数菜都挑回来了，第二次干脆把卖不掉的菜都送掉了。把自己的产品价值凸现出来，是二爹一辈子都没有解决的难题，他只会送，或者帮人家。老地主恰恰相反，不光会换钱，还会攒钱，关键时刻出手，用“市价”从急需用钱的人手里买下田产。两人血缘上是出了五服的叔侄，年纪只相差几岁，都是全村公认的最好的庄稼把式。可是一个是地主，另一个是贫农。
二爹年轻时受到沔阳县知名财主蔡三爷赏识，将其二侄女下嫁给二爹，成了我的二老妈。两人本是天造的一对男耕女织的天仙配，可是世道却让二老妈哭瞎了眼睛。蔡三爷名叫蔡德申，是全沔阳县闻名的慈善家，很多人将他的名字写成“蔡德绅”，在洪湖、沔阳地方志上应该留有一笔的人物。1931年阴历八月，蔡三爷惨死，导致了洪湖赤卫队一次大瓦解。蔡家也从此死伤败亡。本已是赤卫队员和妇救会干部的幺爹幺老妈，因为有亲戚关系，逃了回来，准备盘缠跑路。二爹找老地主借钱。老地主说，“钱，我有，但是不借。亲兄弟，明算账，何况我们是已经出了五服的叔侄。我出钱买你们家的那17亩3分地。”洪湖地区，低洼水田多，高坡旱地少。这17亩3分高坡地，是二爹的心肝。可是别无他法，只得卖掉，救兄弟一命。第二天，幺爹幺老妈带着卖地的钱开始了他们自己长达18年的“南征北战”。二爹依旧每天早上跟老地主一起拾粪。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几年，戊寅己卯年日军进攻武汉。一个平常的日子，二爹在田里做活，二老妈在家里做饭，一对儿女在禾场上戏耍，一架路过的飞机朝着两个孩子扫了罪恶的一梭子。二老妈哭干了眼泪，哭瞎了一只眼睛。听说过去严重时躺在床上往蚊帐上扔大便。
十年的日子熬过去了。1949年春天，“洪湖的人民见了太阳”。两兄弟再次见面，诉说衷肠。哥哥拿出新印的家谱。这个家谱本是1937年确定修的，可是付印却在1940年。短短三年，已是物是人非。大哥家只剩下老祖母和未成年的孙子；二哥只剩夫妇二人，未同弟弟商量，就把最大的一儿一女列入二房名下继祧。弟弟说，在外奔波十八年，北到老河口，南到南昌府，西至万县，东至南京，只为一件事，躲兵荒，逃战乱。可是没有躲过病菌，八个子女只剩三人。女儿一家一个没有问题，可是儿子不行。达成兼祧两家的口头协议。
土改，我们全村除了一家地主外，全部贫下中农。二爹觉得这个贫农成份是对他农业技术的否定而不服。找工作组扯皮：“你们十里八乡访一访，我吕家老二哪一样农活输人？凭什么我是贫农？”工作组跟他讲政策：如果只是你们夫妇，可以评为富裕中农；甚至还可以把嫂子一家和弟弟一家算成你的雇工而评为富农。但是这都不符合事实。你们是平等的兄弟三户九口，平均一下是三家贫农。二爹无法，只好接受这个事实。私底下常叹：不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兄弟拖累，我也是个富裕中农哩！贫农，就要夺回被地主剥削的土地。于是那17亩3分地被人民政府重新分给了幺爹。合作化成立高级社烧地契，有传言说二爹用四个鸡蛋贿落小办事员，收起了一份。二爹说：“瞎讲！”
解放后，二老妈病情略有好转。从我记事起没见过她犯病，但是只见过她一回笑脸，那是弟弟出生的时刻。东厢房也是以中间为界一分为二：后头是二爹二老妈的卧室，前头是二老妈纺线的地方，他们的厨房是在房子前面东边搭的偏舍。二老妈做的饭，完全是农家特色。每日两餐。米煮得差不多时用锅铲往前一推，饭熟后前面干的二爹吃，后头稀的二老妈吃。两人牙齿都过早脱落，所以平时一般不炒菜，只煨汤。冬天萝卜汤、白菜汤，夏天冬瓜汤、南瓜汤，秋天有藕汤。一个单耳汤罐，放进菜和水，切上两小片腊肉，盖好盖子，用灶耙子钩住罐耳朵送进灶膛里。饭好汤熟，上午吃新鲜的，晚上吃剩的。效益很高。
有时候二老妈也要为我这个“特权阶级”服务。要给我加一个早餐，通常是鸡蛋花加熘粑。午饭也要加炒菜。我爱吃的有韭菜煮青豆，红苋菜，糊南瓜等等。有时还可以吃到小麦粑。二老妈的糊南瓜是所有尝过的人都赞不绝口的美食。二老妈的小麦粑，是农村版的枕头包子。用酵发的面，比馒头面稀很多，摊在南瓜叶上，贴在锅周围，中间煮饭，盖上盖子，饭好粑熟。可惜那时候我们村不许种麦子，说好的跟邻村用米换麦子的“计划经济”，因为公社领导换了人又变成了求人的事儿。所以，二老妈的小麦粑也是亲戚们团聚时才有的稀罕。
二老妈除了偶尔带着佛珠到河边走走外，所有时间都在纺纱。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摸黑纺，她用的“灯”，就是一调羹油放一根棉捻子。纺好的纱，她要拿出去亲手织成布，别人织的都不好。她拿回来的布，只有一种花色 -- 蓝底宝瓶花。我十岁时，老人家亲手为我缝了件花褂子，扣子都盘成花样。放在今天，是绝漂亮的艺术品。可是，十岁的我，却觉得这东西是如此之土，根本穿不出门。妈妈无奈之下，把它染成深蓝色，改成了我演李玉和的戏服。焚琴煮鹤的事，许多人怪年代，骂政党，辱领袖。但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深处，不该反省吗？当我看到油画《我的前夫》时，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没有人用同样的标题画一个老外呢？
二爹去世后，二老妈跟我们一起到“城”里住。不习惯，又跑回乡下。听人家议论儿女不孝，又跑回来。几经折腾，中间甚至有段时间回去跟个“齋供婆婆”（被迫还俗的尼姑）住在一起。直到1973年才最终放弃挣扎，到我们家“坐牢”，“吃点儿挨霉食”。二老妈1981年春去世，享年81岁。去世前有一口上了锁的小黑箱子，指明钥匙要交给我。我打开后，里面有一张盖有洪湖县峰口区人民政府大红印的土地所有权证明，是那17亩3分地的代用地契。不知道这东西现在还管不管用，真想退休后回去在那里起上一幢比胡家爹爹更威武的青砖大瓦房，铺上老红军都没有用过的地毯。可是，洪湖的故事，还有人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