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业方面的科学研究】
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1973年]
三、工业方面的科学研究
在上海工业展览馆中，我们对中国将科学应用于工业方面，获得了初步的认识。这是一个一年到头都开放的展览。展出中国工业技术上的成就和进步。我们参观时，看到了各种工作模型和产品。产品种类很多，从上海重型机器厂工人设计和制造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到手提的十六毫米的有声电影放映机，都应有尽有。这种手提放映机，可以在缺电的农村地区，用以脚踏车作动力的发电机来发电。新型汽车、卡车、拖拉机和建筑设备，摆在精密电器、电子显微镜和医疗器械的下首边。纺织机和包括人造纤维、玩具、手工艺品和乐器在内的消费品也有展出，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动人的一课。生动地显示出，中国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内，从一个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前进的程度。
我们的向导提醒我们，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中国人拥有的工业工厂是很少的，并且是由欧洲人或日本财团设计和建立的。而且在二次大战大部分时间内，这些工厂都在日本人手里。解放以后，中国曾大量依靠苏联设计和技术援助。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七月苏联突然终止一切援助为止。几乎是一夜之间，不仅必须接管所有的工厂，而且必须训练一批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我们亲眼参观的展览馆，是中国人应付（苏联）这种挑战之成功的证明。
但是，展览馆不止是向外国参观者显示自豪而已，也是使中国人民从展出模型中进行具体的和特殊的学习之一种方法。来自全中国各地的工人、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都来学习技术上的新发展，以便回去把新技术应用到他们的生产单位上去。展出品的本身，是由原制造或使用工厂的工人来充当职员，向参观者表演及解释机器操作过程。在这种方法上，展出好似一个导管。通过这个导管，使技术的进步尽可能迅速地传到一般人中去。
我们到其他工厂的参观，看到了中国工业不同的方面。在北京第三纺织厂，我们参观了居住区，看到了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怎样生活。我们也获悉了有关工业卫生和保安问题之某些事情。上海电子化学厂强调生产上废物之多方面的利用。我们参观上海的科技交流站，这给我们另一个机会看到技术的知识及其应用如何在中国人民中间传播着。（上海第二低压电工厂雇用了多数盲人和聋哑工人。那里的工人对我们说及他们残废人在工业以及在中国一般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上海机床厂
上海机床厂因其在教育上的成功、及其调动工人在技术革新上的积极性的成功，曾有人建议将该厂作为一个模范工厂。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布一个有关教育改革的重要指示：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我们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到市中心的郊外参观了这个厂。上海比我们所见过的任何其他中国城市更像一个西方城市。上海不像北京街上没有拖驮的动物。汽车和大卡车充斥道路，加上大批的脚踏车。我们的车子从欧洲人修建的市区经过。这部分市区有大型的石头建筑物，车子也驶经有两三层楼房的住宅区及有铺面和招牌（很多招牌用习见的罗马字）的购物街。黄浦江旁有一条宽大的叫“外滩”的行人道。黄浦江中的商业交通很忙，有大货船和小轮渡以及帆船。在我们离开市中心区时，街道变得更宽，而建筑物则变得较小。不时见到空旷的空间种着农作物，并有小桥架在溪上。最后，车子从一块大布告牌旁驶过，穿过大门口，驶入机床厂的中心。
我们正处于一个蜿蜒的工业建筑群的中心。这建筑群延伸至好多亩。它包括大型棚式建筑物，其中放了成排的机床和金属工作机，以及办公大楼仓库、烟囱和一个水塔。所有这一切建筑物，都散布于翠绿树林、道路和行人道中。
上海机床厂专门制造精密磨床机。这工厂是从一个小农具制造厂发展出来的。那农具厂是抗日战争以后，用联合国的救济经费建立起来的。最初是制造简单的农具。现在在十个工场中有六千工人，男女工都有，制造最先进的机床。中国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一星期工作六天。选择星期天休假的比其他任何日较多。但是，在一周内其他各日，公园和文娱场所仍有许多游客。
我们参观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地区。其温度的控制是为了制造高度精密零件。大的发亮的轴和螺旋轮，在萤光灯下工作着。在低层建筑物内另一地区，我们看到了各种的设备在使用着。高架起重机、大型平床磨机以及各式车床。在这些工厂建筑物的相互间，还设有储物室，并种上了树木。在这地址的其他建筑物，有会议室和办公室，磨床机械研究所，工人子女托儿所和病伤工人疗养院。
在我们参观时，我们跟厂革委会委员周志梓（译音）谈话，他描述了工厂所做工作的性质。他对我们说，“我们强调主动、独立和自力更生”。该厂已设计并试制了二百五十多种磨床。周说，“文化革命是推动生产的一股大力量。自从成立设计三结合小组以来，已经设计了逾百种的磨床。”
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三结合观念已经变得更重要了。并且已在很多方面应用。它的意思是把任何情况中不同的因素拉在一起，而成为一体。我们所见所闻的不同因素的结合，是老中青的结合，是干部、人民解放军的结合，及研究、生产、教育相结合。不论何时碰到了一个问题，就应用三结合的概念来解决。机床厂把它的人力资源，集中于包含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在内的小组里。干部这个名词在中国是指某人当权，或者是一个政治组织者，或者是一个经理。它指的人，我们叫作行政者。另外就是共产党员，后者的主要责任是属于政治的。
上海机床厂之单独被挑出来作为工业模范，是因为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训练计划搞得好。本来，那种训练是在三结合小组以内做的。但是，自从毛主席的指示之时起，已在厂里发展出新的训练方法。这方法是透过机器磨床研究所。因该研究所是负责发展和设计厂里的新机器的。据对我们解释的人说，为了研究所担任的每一个研究问题，成立了一个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的小组。通常参加这些小组的工人向研究所申请作某项研究，再由研究所的工人同事和领导加以衡量。他们多数有过七年以上的经验。在所里再经过了几年工作之后，他们便变成技术人员。他们的训练由小组里的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加以监督。小组里的干部组员起的作用是属于组织方面的。对设计过程提供执行上的经验，在小组已解决了特殊问题时，小组即予解散，再成立一个新的三结合小组，研究另一个新问题。
技术人员也在“七.二一工人学院”受训。这是在毛主席指示之后的两个月成立的。它是一个三年结业的技术学校，是训练工人——技术员的。这种人大致相等于我们（美国）的工程师。在我们参观时，我们看了工人学院两个班。一班是水力班，另一班是磨床机器机械学。两个教室的黑板上都写满了复杂的数学方程式，是用习见的罗马数字写的，还写上数学符号，并穿插了图解及中国字。在我们看来，正在研究的教材，相等于大学高年级或初级研究所的水平。班上约四分之一的学员是妇女。看来大约是和工场女工人数的百分比一致的。在我们参观时，恰好有五十二个学生刚毕业。另一组九十八人是属于二年级。其中有四十人来自上海其他机器厂。
像研究所的选择研究工作一样，工人学院的入学是由申请人的同厂工人和领导人决定的。申请入学的工人多过学院所能容纳的，因为班上人数受教师人数的限制，也受教室和宿舍面积大小的限制。入学的资格，必须工人受过初中教育，并且至少要有三年的实践经验。年龄须在三十五岁以下。我们听说，目前学生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六岁，有八年的工作经验。
在工厂中，跟我们谈话的一个人丁绿珠（译音），她是个年约三十多岁的妇女。在入学院当学生之前，她曾经是个车床工人。她申请入磨床机研究所，先由她的同工和领导方面加以考虑，然后获准入学。她告诉我们：
在文化革命前，我不可能入研究所，因为我是一个工人。那时，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进研究所。我对于研究工作曾有过困难，特别是理论方面。我申请入学院，目的在多学习一些东西，以适应党的需要。
丁绿珠像其他的学生一样，寄宿在学校宿舍。她的孩子跟她的丈夫和已退休的阿婆住在一起。她在校期内，仍获得正常的工资。在完成了学习课程之后，她将回到工场做设计工作。大约仍将跟她学习之前所得到的工资一样。工人学院中一位年纪较轻的学生——工人对我们说，他曾申请入学，这样可能使他“为社会主义而做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不是为了更高的工资。”在学院里的学生，每月的工资是四十二元到八十元人民币不等。（一元人民币约等于五角美金）在工场里的工人，工资从四十二元到一百二十四元人民币。平均大约是每月六十八元人民币。技术人员的工资有在七十元人民币以上的。有少数甚至每月赚一百多元人民币。有少数技术——工程师每月赚二百元人民币以上。
在中国，工资的差别，据说是根据工作经验。最高的薪水诸如机床厂的工程师的薪水，似乎至少照文化革命前一样。年纪较大的高工资专业工人或许仍支原薪。但年纪较轻的专业工人看来所赚的工资跟正常工人一样。在生产工人中，工资也依据经验和生产力而有所差别。
工人学院的课程，包括机械学和机械理论、数学、电力学、水力学、磨床机器设计和英文。我们的东道主说，这些课程是从基本理论及一般机械工程学概论开始的，然后再进行典型磨床机的制造，较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最后，则进行完整机床之个人设计和制造。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仍做生产工作，以保持跟工场的接触。据描述这是理论结合实践，并使两方面的水平都提高之一种方法。
学院每天的作息时间表，包括六小时上课、一小时的文娱、及一个半小时的晚间学习。教学人员有二十位来自大学的教师和三十多个工人——技术人员。我们听说，学院的教学质量跟大学一样。至于大学，自从文化革命以后，入学学生来自工厂和公社，非直接来自中学。机床厂的某些工人已经进大学受训，以便成为技术人员。
除了“七.二一工人学院”之外，机床厂还有教育活动，不过与训练技术人员无关。有一间“七.二一”业余学校，在六千工人中，有一千工人上这间学校。他们于工作之后，每星期上课两次，学习政治、技术和文化，在班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时事。另有一个部分时间的政治研究班，主要供各组的领导人学习的。据描述：工厂里所有的工人都参加某种形式的政治学习。
邻近学校的中学生跟他们的老师来这间工厂实习，有时，时间在一个月以上。在实习期内做生产工作，并出席由厂里工人担任教学的教课。大学生也同样来机床厂做工和上课。一间办在工厂里的技术中学，在文化革命期内停办，但在市政府要求之下，后来又再办下去。学生在学三年，有两年的时间，花在班上学习与实习工作两方面，各周互相轮流，最后一年则完全实习。学校有它自己的小工厂、制造车床零件，不久则进而能够制造整个磨床机器。
衡量上海机床厂的一个方法，是衡量它的出品的量和质。同时要联系到它的投资和人事来衡量。另一个方法是要考验它的技术人员的技术。它的技术人员一半以上是受过上述我们所听说的那种方法的训练。这些的评价须由机床方面的专家来提供。我们只能把我们东道主之一、厂里革委会的周志梓对我们说的话报道出来：
仍然有缺点，缺点并未包括在你们所阅读的工厂小册子中。但我们要提及缺点，以说出一个真实的观点。在我们的工作中，自动化并不那么高，所以，我们的效率也不那么高。我们可以制造逾六百种机器，但我们在管理我们的厂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在月初有时事情组织得不好，因而，制造的质量降低。我们的教育方法也仍然是实验性质的。
但是，评判一间工厂的效率，不应当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生产单位而评判其成功，而应该看它对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影响。这将包括考虑这类事情诸如在做出厂内外两方面的决定时涉及生产工人队伍的参加。
在上海机床厂，我们感觉到，这个厂除了是个生产的来源之外，也是一个教育机关。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训练对机床制造是息息相关的。而告诉我们有关厂的管理之技术方面的，是工人们自己，而不是经理或宣传人员。跟我们谈话的中国人认为这个厂不仅对制造社会需要品很重要，而把它作为学校以学习管理社会，也同样重要。
接受工人的建议与批评，这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这种态度看来是他们思想中心所在。并且这么常听到的两句话反映出这种思想，那就是，“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动力”及“科学是劳动人民的经验的总结”。机床厂的计划是认真企图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促进普通工人的积极性并创造一支技术力量。这支技术人员并不认为他们自己跟工人有何不同。在我们停留中国期内，我们的东道主一再提到文化革命前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事情。干部不听取别人的建议——或许藉此以增加他们的权威，技术人员自以为了不起——往往藉此以掩饰他们的无能，多数工人对这种情形则熟视无睹，一声不响。当我们听到中国人谈这些情况时，我们评论说。这倒很像我们（美国）国内的情形。这也显示出对另一句广泛使用的话之部分的解释。这句话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们阅读了“努力建立一间社会主义的工科大学”的小册子（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对于中国人如何批评他们自己的教育计划，总算有了一个概念，这本小册子包括一九七〇年在上海举行的一个小组讨论的副本。一位参加小组讨论者是王绍东（译音），他是一个工人——技术员兼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学院”党支部书记。在小组讨论期内王描述了工人学院学生的不正确态度。有那么一些学生说，他们被派入学院学习，主要的任务在学习设计。往往他们的态度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这种教育路线是将书本学习和实际经验划然分开，因而强调书本学习。也有些学生的态度，过于重视别的方面。王说，“有些学生首先想到，如果他们通过实践学习，他们应当回到工场，而不应当上学院。”组织了这些的讨论，是在帮助他们了解“为谁学习”（中国人的答复是为人民而学习），从而学生们逐渐了解学机床设计这一基本的任务。
据王说，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工厂中某些工场只想到他们自己的部门，不愿派最好的工人来上学，有人在会上建议，贴大字报，批评本位主义的人。因为他们不了解工人真正的学习愿望，并且眼光短浅，对长远利益，视而不见。”不愿继续学习的工人，应当鼓励他们继续学习，并学习继续革命的道理。
小组讨论了成立新教育计划的问题，包括工人中基本教育的需要。以及使这些计划这应现存教育制度的执行方法。但是，多数时间都花在改变工人和教育者双方态度上去了。
在这场讨论中，有两点是值得在这里提及。强调工人在技术方面的主动性和能力和强调工人在政治方面的主导作用。关于知识分子中间创造特别的干劲问题，在讨论会上一位代表化学工程研究所（涉及杀虫药制造）的与会者说：
在一个时期，我们某些同志的干劲消沉。他们认为不幸受过几年大学教育，要不然，他们可能成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成员。他们在受过了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不再垂头丧气了。因为贫下中农是那么热心进行科学实验。
这种因科学教育而感到跟其余人民隔绝的思想，从我们在国内的经验看来，也是很常见的。
中国人不相信，只是训练工人成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就会自动解决技术贵族的问题。毕竟美国多的是“自力成功”的人，他们现在经营商业或干专业工作，恰像他们的同事一样，并且许多工人想自行创业或取得专业性工作。我们中国的东道主往往反复地说，一个工人阶级的背景，并不确保一个社会主义的前途。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和专门人员也有话说了。沪东造船厂工人大学一位领导人说到这个问题时说：
在学生中间，有些学生认为他们是“生来红”，并说，他们在大学里的主要任务是求取专门知识。在要他们学政治时，他们便说，他们在工场里学政治可能学得更好。老师不敢批评这些事情，认为他们自己只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也有很多工人——学生是领导人员和老工人，因此，不管学生怎样说，对也好，不对也好，有些教师都听进去，不置可否。
小册子明白表示，现行教学上的实验，还不曾完全成为定型。在我们参观的时候，新计划最多还只有四年的时间，记住这一点是要紧的。从我们有限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和中国人一样，对于这些努力的前途是抱乐观的。
北京第三棉织厂
在我们驱车从北京市中心区向东行的时候，大批的烟囱开始代替了树木，成了风光之主要特色。第三棉织厂位于市的这个地段，厂的对街是厂的大住宅区。我们参观此厂，给我们一个机会，看看工业跟中国人民生活方式关系怎样，也看看他们工作的环境怎样。
棉织厂的向导人告诉我们，厂是一九五四年设计的，一九五七年投入生产。并说，该厂三千二百台自动纺织机和八万七千台纺锭，都是自己设计和安装的，并无外国援助。现在的生产水平，一年是一亿方公尺的棉布。厂里雇用了六千四百工人。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工人们穿的只是轻衣着，因为工作地区，温度温暖。这对我们从寒冷北京冬天来的人，感到惊讶。棉制工作只能在温度和湿度受到特别控制的情形下，才能进行。许多工人也戴外科面罩，以防空中棉灰的吹入。他们用正常的步伐，从一架机器转到另一架机器，以检查纺织的过程。过程是从一包包的棉花中取出棉花，然后把它制成棉布。
我们看到若干的技术革新。这种革新可与我们在西方棉织厂所习见的技术相比。在该厂的最初时期，必须先将棉花用手撕碎，然后才能把它用来制造。由于发明了一种自动混棉机，已加速了这个过程——那就是巨型的真空除尘器在棉包上滑来滑去，将棉花吸入除尘器内部加以摇动和混和。该厂还发明了另一种机器，可以将不同线轴的纱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继续纺织。而在以前，是用手接纱的。该厂还运用聪明，创造些小装置，以节省劳力。比如一种轻便的车，可以使操作者来往于各机器之间，而不必走路。这种自动机器的使用，需要某些带徒弟制的训练。但训练的时间，在文化革命之后，已从一年缩短至几个月。
我们曾听说：在一九七一与一九七二两年，各工厂贴满了有关政治的大字报。但在我们参观时，我们只看到少数的公告板上贴着与生产有关的文件。另外是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向雷锋学习”，并有一张手描的雷锋肖像。雷锋是人民解放军一位模范军人。他的一生被认为可作模范。因为他除了完成他的军事任务之外，他还热心学政治，并努力生产。不论他有任何成就，从不居功。我们的旅行，恰在他死后第十周年之时。在我们参观过的许多地方，我们都见到表扬他一生的标语和评论。
棉纺厂的对街，是该厂的住宅区。在厂革命委员会的管理之下，住宅区自成一个一万人的村子。像我们参观过的所有工厂或听闻过的工厂那样，棉织厂有诊所、工人得到免费医疗。怀孕的女工得到产前的照顾。在怀孕七个月之后，孕妇被给以轻松的工作，工作时间也缩短，每周并少做一天工作。在产孩之后，有五十六天的分娩假。当假满复工时，每天可以得到两段特别休息时间，其时间为十四个月，以便她们为婴孩哺乳。
住宅区有日间工人儿童托儿所。我们在一间房间里看见有一群六岁的孩童，手拿玩具，围坐在枱子旁边。或者手持浅色玩具动物和卡车在地板上玩耍。当他们见到我们时，便鼓掌并用中国话说着“热烈欢迎美国朋友”。另一群小朋友则为我们唱歌和跳舞。两群小朋友都显出意外的欢悦。住宅区也有小学和一间中学，是专为工人年龄较大的子女而办的。
在工人食堂里，我们被邀请参观厨房。工人食堂是一个大餐厅，直接在工厂的对街。大盘的蔬菜和肉类已摆出来准备好作晚餐之用。那是供应下午较迟时分下班工人的。这个食堂一般的菜式，有两样菜任凭选择。蔬菜餐八分钱一份，肉类餐一角五分一份。这里也如别处一样，在我们参观时，看不见什么粮食缺乏现象。一般中国人吃食地方似乎储备充足。食品商店有大批肉类、生果、蔬菜和罐头食物。在我们经过餐厅、稍作停留时，餐厅是空的，只有几个食堂工人坐在几张枱子上，开政治学习会。在冬天，这间房子每周用作放映电影一次。而到夏季，电影是在外面放映的。
在住宅区的中央，有一个大足球场。在我们参观的那个下午，有一场足球比赛正在进行。球场周围并无座位，但却有相当多的观众在欣赏比赛。棉织厂的足球队连同它的篮球队和乒乓球队，给这个住宅地区提供了体育娱乐。也有一个剧团，叫“宣传队”，从事文娱活动。
住宅区房屋，包括若干四层楼的红砖建筑物。展开在一个大地区之内。我们参观了一个住宅单位，包括大小房屋各一间，加上厨房和浴室。那是一个维修工人夫妇和三个儿女所住的。他们夫妇都在棉织厂工作。丈夫和妻子上班的时间不同。所以，有一人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像许多中国的工人一样，他俩轮班工作，分夜班和日班，每人每过一星期之后有一次调班。工人组成十人到二十人一组，实行集体轮班，同时这个组也是一个学习单位。至于房租包括煤气水电家具在内，每个月是人民币九元二角（约合美金四元六角）。丈夫每月的工资是人民币七十五元，妻子是人民币七十元（两人合起来大约是美金七十元）。丈夫告诉我们，他当纺织工人已有三十三年。十六年前从东北到北京之后，他协助开办第三棉纺织厂，做着安装机器和建筑住宅的工作。
有些退休工人也住在住宅区。我们听说，退休虽然不是强迫的，但通常是，男的六十岁退休，女的五十岁退休。妇女干部例外，她们五十五岁才退休。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集中起来——在工厂工作，孩子从托儿所到中学都入厂办学校，医药照顾，食堂，文体活动——它倒像是一个独立的城镇。但是，我们想，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中国人说，工厂的控制权是在管理工厂的工人手里。这就是他们对我们解释的情况。纺织厂的日常活动是受革命委员会的控制。在文化革命期内成立的这些委员会有普通工人，特别是那些非党员的积极分子参加，由这些委员会来管理工厂及其他机构。人民解放军的成员也被派去从事政治领导。第三纺织厂的革命委员会实行两种的三结合：干部、人民解放军和群众三结合及老中青三结合。它有二十一个委员，有七个是常务委员，其余是工人代表。
革命委员会正式受共产党组织领导。纺织厂内有八百个党员，大部分是正规工人，他们党的职务是在他们的正常工作之外。他们分为四个支部，每个月开会一次。虽然，每星期党员都有些党的活动。从我们的观察看来，无法知道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但是，从跟我们的东道主谈话看来，从跟其他访问者以及跟曾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人谈话看来，我们对党的队伍的任务，形成了某些观念。可能是党员的那种人，类似于美国工厂内一位工会活动分子，党员的地位被认为是一种光荣，并且预料党员将是模范工人。所谓模范，就是早到、迟退、工作比别人勤劳，以及领导政治学习小组及出席党的会议。在我们参观过的工厂里，党员约占全部工人百分之十。每一个工作组，或许有一两个党员在里面。当他们每周集会一次或两次从事政治学习时，可能由党员领导讨论。
我们特别感到有兴趣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文化革命的结果，工会的情形究竟怎样？一位工厂代表作了如下的答复：
在文化革命之前，我们曾有过真正的工会。（全国总工会，于一九七三年夏恢复）。但是，他们的任务受到刘少奇路线的干预。所以，在文化革命期内，广大工人群众起来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比方，以前的工会不组织工人直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却利用金钱，对工人提供鼓励，因而把工人带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我们知道，中国的工业劳动力，在国家事务和教育方面担任了一个重要任务。在文化革命期内，工人组织了宣传队，进入许多非工业机构，监视无产阶级政治的实行。革命委员会一位委员告诉我们，在过去，我不知道什么上层建筑，我只知道我为棉纺织厂工作。在文化革命期内，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应该对一切行使领导权。所以，我们工人进入上层建筑单位。首先是开进清华大学。
后来，这个女委员成了进入科学院的工人队伍中的一员。这些工人队伍的任务，以后在有关研究和教育的各章之中我们还要再加讨论。简单地说，北京各工厂的工人，在文化革命期内进入大学，协助解决师生之间不同派系的纠纷。现在，教师和学生都到纺织厂工作，向工人学习，并接受工人的再教育。
上海电化厂
上海电化厂在利用工业废物作多种用途的实验上是第一把手。其方针在把一种原料的所有各方面变成有用产品。它用纯化海水的电解方法制造氯、苛性苏打及其他化学材料。这个厂有两千三百个职工，被认为是个中等规模的复合体。它成立于一九五九年，初期年产一万五千吨苛性苏打，以及其他三四种产品。到一九七二年，已达到年产七万五千吨苛性苏打及二十多种其他主要产品。但是，由于生产增加，液体、气体和固体废料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厂里一位代表对我们说，在文化革命前，这个厂是一个大污染缸，但是，因为它“走刘少奇路线”，所以很少设法处理废料。
农民对此表示不满，并提出意见。但干部不加理睬，还找了一些借口来搪塞。有时，农民甚至跑到工厂里来，他们甚至吵闹，那时，领导人只是考虑生产。工人们也曾提出合理的建议，但是，领导干部只是依靠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不理睬工人的建议。
对我们说话的曹庆达（译音）本人，就是这一改变的见证。他看来还不到三十岁，是厂革委会的工人代表。约在四年前（一九六八年左右），他就当选入革委会。他说起话来，有根有据，易于了解。有时，为了某项统计数字，他看看笔记簿。另一厂方的发言人是吴兴图（译音），年纪较大，戴眼镜、帽子，还围围巾，看样子像一位大学教授。他是主持“多种用途”利用的技术人员。他引导我们参观工厂，用兴奋而自豪的神情，描述他的工作。他讲中国话时，夹杂一些英语。
该厂是设在一个耕作地区，离上海市区约五英里。行车途中，我们看到工厂、一排排的住屋和旷野。在我们的车子回避卡车、长途汽车和脚踏车时，则看到路旁堆积着工业物资。较新工业的厂址，远离市中心区。新地区房屋的建立，是早期上海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工厂建筑群，房子与设备，错综复杂，有如迷宫。我们参观时，是个阴雨的日子，把这一切拍摄下来，煞是一幅大景致。正如我们在中国别处一样，我们摄影并不受限制。
曹继续谈厂的历史及其污染问题。有些液体废料和固体废料诸如硫酸和硫酸钙，污染了河流和损害作物，乃用碱将其性能中和，但碱本身又污染水道。有些废气如氯气，从电解池中漏出时，干部曾尝试改善电解池周围的密封，将它控制，不使氯气外漏，但漏气如故。以致工人往往须戴防毒面罩进行工作，还要赔偿农民作物受到的损害。直到文化革命期内，那种单顾生产指标的态度受到指责，污染问题才获得处理。
文化革命的结果，刘少奇路线被克服了。一九七二年澳洲记者贝却敌参观了这个厂，他在同年四月十九日的《卫报》上，描述了他的参观情形，工人们对他谈到他们的清洁努力，有如下一段话：
第一步，我们派工人到田里去检查。他们对正在造成的损害，感到惊惶。此事终将影响工农联盟。我们便着手工作，主要是依靠老工人的知识和积极性，在三个月之内，用了一万人民币的投资，我们发现出怎样把坏事变成好事。
他们发现的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曹向我们作了如下的描述：每月产生的九万二千立方公尺的废料，现在已有百分之八十五得到处理了。每月二万八千吨的液体废料，处理了百分之七十五，每月五百吨的固体废料，处理了百分之九十五。总而言之，在一九七二年期内，工厂在实行了三十种的多种用途的制作规划后，从废料中获得了三千吨的新化学原料，价值六十万元人民币.
电化厂的一个组，制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氢氟酸，及其有关的液体、气体和固体废料。就是这些有毒的气体（主要是氢氟），迫得工人在走进工厂时，非戴面罩不可。氟破坏果实，且会引起植物的叶尖“焦灼”，最后则脱落。所以，这些气体对工厂附近的农作物是有害的。研究显示，废气可以转化为冰晶石，这是一种钠—铝氟，在用电解方法生产铝的时候，可以利用它作为一种溶剂。每一吨的成本平均为四千元人民币。但冰晶石的市场价值每吨只一千四百元人民币，因此工厂制造冰晶石，结果多花了二千六百元人民币。
在文化革命期内，上海电化厂“为谁”存在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辩。它应当为它自己而制造化学原料，抑或应该为全体人民？工人们懂得，第一条路是“利润挂帅”，是刘少奇所鼓吹的路线。可是，他们却同意。废料的循环利用虽然花钱，但冰晶石计划仍然应当进行，因其有利于卫生和工农的生活。一九七二年制造了三十八吨冰晶石，花了几乎十万元人民币，比每年赔偿农民作物损害所付出的钱，多了十倍。
可是，就大部分来说，电化厂注意了节约闹革命这个原则。到一九七二年底，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工人们找出了废气的另一种功能。现在，他们利用废气来制造一种液体的氟酸。在冶金提炼中是用得上它的。去年制造了十三吨氟酸，平均是七百元人民币一吨，而市价每吨却是一千二百元人民币。这一发明有助于解决工业产品有利与有害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且也有助于工厂的节约。工人还曾设计从有毒的废水中，找回重硫酸盐的方法。完全由旧的、废弃了的设备做成的几个大水槽，现在供应着四氟化碳和人造丝的原料，差不多不花费什么操作费。
废物利用，有助中国解决污染问题，不管这样做，是否有利可图。同时它又用发展新纺织厂的方法，用进一步利用现存工厂的方法、以及用更广泛地分散原料的方法、来增加生产力和工业节约。再则，扩大工人的技术和扩大机器及工场的操作，也增加了生产力。有如发展综合工业，使厂内小厂来处理较大厂的废料加工，也是扩大生产力的作法。
上海电化厂的流体氟酸工场，对这些实践做了示范展出。在工场的入口处，有一个大型的多彩多姿的展览，名叫“三废变三宝”。它用图说明了气体、液体和固体（或残余）这些工场的废料、它们的危险及其利用的方法。聚四氟乙烯（多数美国人只知道它的商标名称特氟隆）不再是这个工场唯一有用的产品，这可以从如下的图解看出：
主要原料 CaF2————H2SO4——————HF————C2F4——Teflon
废料主要构成物 废气 废液体 废残余 废气
(HF) （H2SO4） （CaSO4） （C2F4）
利用 液体 肥料 水泥 C2F4Br2
HF酸 作灭火用
以前为冰晶石
废物之多种用途的利用，与中国工业上趋向地方化之某些方面同时并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方面的传统。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帝国政权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挟他们的制造品，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发展工业。他们还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和不受保护的自然资源。工厂专建在沿海大城市，因大城市的劳力可以集中，并且从大城市将产品运往外围市场，也比较容易。
另一方面，地方分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特点。从三十年代的根据地——即被红军解放的山区——开始，毛泽东的身经百战的游击队发现，在地方分权时，他们的微薄工业生产以及政府行政都发生了较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沿着这条路线的实验也增加了。从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政策之一是。鼓励每一县要在“五项小工业”中做到自给自足，此五项即化肥，钢铁、水泥、机械和能源。
负责人向我们解释了发展小型地方化工业的几个理由。一个是，它们对广泛分散的资源，提供较完整的利用。大型工业往往需要集中在大矿源所在之地。小型工业也可以适应中国广大的、不同的特殊地方需要。诸如亚热带的服装和山区农地的工具。或许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农业发展的统一调配。这种统一调配能为工业提供各种有增无已的原料，也为农业提供了机械和化学装置，从而使生产率得到提高。中国社会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废除中国人所称的“大差别”：工业与农业的差别，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差别，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中国人说。除非削减了这些差别，否则，人民享受不到社会平等的好处，也不能把他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为社会做出贡献。趋向地方化和多种用途的利用，这两种倾向都有助于这些差别的克服。
废物利用最普通的产品之一是肥沃的灌溉水。在华北河北省石家庄周围地区，干部，农民、工人和技术人员利用工业废水、已实验了十年。现在，这个城市每天把四十万吨下水道的水，将之加工作为肥料，以灌溉一万二千九百三十顷的农田。前此缺水和缺肥料的公社，可以种稻了。有些田的生产力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个市通过下水道处理的计划（回收了化学、酸素和染料废料），一年节省的处理费几近一百万元人民币。同时农业废料诸如棉花种籽的壳，玉米穗轴、甘蔗渣和动物的内脏，又成了发展公社办的工业原料。因此，工业废料经加工之后，可以促进农业发展，而农业废料的利用，则可以扩大工业化。
地方化反废料之多种用途的利用，除了使工农业打成一片之外，并用以控制工业污染。像工厂厂址的迁移，污染控制，一般都由地方上的通力合作来进行。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市和区多种用途的特别设计团体，其成员包括行政干部、技术人员，工厂工人和在工厂附近种田的农民，这些团体统筹废物利用计划。将一间工厂的废料和另一间工厂废料利用的能力相比较，并依据污染法规，加以监督。
中国工业促进废料广泛利用之另一方面，是着重综合工业。鼓励大厂将设备多样化，或利用新设备创造不同的操作程序。一九七一年访问中国的人类学家弗兰克.基哈尔。曾对我们谈及大规模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之中型轧钢厂的情形。在文化革命期内，工人们显然否定刘少奇路线，决定利用废热发电（刘少奇路线则认为排出加热炉的热力是合理的），他们得到邻近工厂的协助，于两个月内，建立了一个三千瓧的电力厂。一年替工厂节省了三万六千吨的煤。
在这次成功的多种用途利用后面，有着工业上的中央政治在起着作用，特别是中国人所提到的群众路线的主导作用。毛主席在《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九五五）一文中写道：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三结合的成立，有利于发挥广大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领导层不用再受“专家发号施令”之苦——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有理论无实践的专家身上。
“两条腿走路”这句话应用在工业上，说明了进行工业废物利用的另一个方面是要通过群众路线。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内，广泛地发展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那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取得的设备，进行小规模生产，以补现代工厂大规模生产之不足。这一运动的结果，使全中国的小型生产和加工厂像雨后春笋般产生。
看来中国人很喜欢用模范事迹来解释他们的政治理想。来自华北的有山西省昔阳县老“废人”的榜样。虽然，他从婴孩时期起即残废，并且在解放前是个乞丐，却仍然下定决心为生产作出贡献，为中国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服务。他在村子周围，搜集废铁，用那些废铁在他所住的窑洞做了些磨碎萝卜的擦子。他把他所做的成千个萝卜擦子，由他的生产队卖给国家，因而，成了创造和自力更生的模范。
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农场、街道以及校办工业，已经成为比较复杂的工业。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这些街道工业现在成了中国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使较大的工厂能解放出来去进行更复杂的操作，并使成百万的中国人明白了解工业设计和工业生产。举一个例，在天津附近的大沽捕鱼公社的年轻妇女，在光秃秃的一个海滩上，搭了一个草棚，开始搞一个多种用途的工厂。经过了多次实验之后，她们设计了一个方法，从附近一间化学工厂的废渣中提炼医用氯化钠。并且扩大生产，一个棚已扩展为二十个房间。用两条腿走路，已成为中国人充分利用他们国家的资源所采取的方法。即使道路并不平坦，总比等待重工业化的魔术棒出现为好。他们“要变废物为财宝”。
另一个常常提及的榜样，是山东青岛雷锋化学厂。这个厂通常收购家庭废铁和破玻璃，作循环利用。该厂五十位老工人决心尝试从破热水瓶和破镜中提炼银，他们得到了一个土锅和一个破瓶作坩埚和通气管，以价值一美元的试制开始，经过了约两百次的实验，他们的技术有所发展，他们能够从工业废水中取银，犹如从废弃的胶片和破镜中取得的一样。自从文化革命后，四年来他们已提炼了一千二百五十公斤的银，还利用他们自己发明的方法，从废水中找回其他七种物质，其中包括金、铝和硫酸镁。
促进废物广泛利用之一个最后的方法，是技术和工业机能的多样化。这个作法，进一步扩大了对工厂生产极端专门化及工业之严格的分工的抨击。有如祁威（译音）在“多种用途的利用”一文中所叙述的，“变有害为有益”，该文刊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北京周报）上。它说：
一间工厂分为几个部门，一种原料作多方面利用，一部机器作多种用途。一个工人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能够做多种的工作（译者按：国内叫多面手），一间工厂在主要从事某种生产之际，同时也可以制造许多东西。
祁威引了广东省江门蔗糖化学厂的例子。这间工厂每年只有半年开工生产蔗糖。它的甘蔗废料现在用来制造化学品、纤维板及几种类型的纸张。一度闲了半年的这间厂，现在充满了更多化学品，建筑材料和医药的制造，而用的设备，则是和生产蔗糖一样。
要正确评价废物利用运动的积极性和深度，需要从哲学上和意识形态上加以分析。在中国人讨论多种用途利用时，往往使用“一分为二”这句重要的话。这是说，我们往往只看到一物或一个过程的表面，而未认识到每一样事物有它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废物的特性显然不仅是消极的，也必然还有某些有利的方面。只要详尽的辩证的分析。就会把有利的方面发掘出来。《北京周报》一九七一年二月五日的一期，有一篇论多种用途利用的文章，有如下一段陈述：
在制造一种产品时，资源部分地披制成了这种产品，其余则变成了“废料”。问题在用何种观点与何种态度看待这种废料。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废料是不可能使用的，应当将它抛弃。相反，唯物辩证论的观点则认为，何者为废料，何者不是废料，是相对的名词。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废料。在一种情况下是废料，在不同情况下可能是有价值的……在被制造和利用之后，废料仍然可以成为……有用的物质。
那种初看起来像是完全坏的情况如工业废料及其污染，实际上有两种的可能性存在。一种是有益的，另一种是有害的。若听其自然，则工业副产品是有毒的和污染的。但若将废料组成的分子加以研究和操纵，就可以取得有用的原料和产品。那么，废物处理问题就可以变成废物利用问题。某棉花厂一度将其棉花种籽壳烧掉。工人们开始分析壳的特别成份。现在工人将壳加工，制造糠醛（一种有机的化合物）。一种挥发性液体丙酮，是从废气制造出来的，葡萄糖是从糠醛生产的废渣中制造出来的。葡萄糖剩下来的渣滓，还可以制造甘油、酒精以及人造香料。
有几种物质，仍然含有潜在的废料特征。这或者是因为它们的有益方面还不曾了解。要不，就是因为还没有发明适当的技术去利用它们。在中国，人们相信，一切废物的“矛盾”，终将得到有利的解决。所以这么重视要解决这些矛盾，其原因在于它们是工业上有利与有害之重要的矛盾。废料损害作物，污染空气，毒化河流，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有危险。虽然，一般说来，废料是工业生产中之较少的部分，但它们的有害影响是决不可忽视的。而且它直接跟工业的根本目的相背违。因工业的目的在制造物品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
工业废料之多种用途的利用，是全面看问题的一个例子。个别的工场和工厂在废物利用时，也许要蒙受损失。但是，将所有的成本和利益都算进去时，人们就会向前迈进。《中国建设》一九七三年二月份这一期，有篇《工业发展和污染》的文章，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想法：
在我们国家，在一切要做的事情中，凡是有利于人民、国家及全体的，都首先给予考虑。因此，某些地区和某些企业要指定他们经费中某部分，作为处理下水道和其他废料之用。这对他们也许不会产生什么利益或根本无利益。但是，从全局的观点来看，从防止空气河流和水源污染、从保护水产和支持农业的观点来看，这其实是大有好处的。
作为辩证唯物论者，中国人相信。真实世界中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支配这种关系的法则，是可知的。废物利用已成功地有助于终止污染问题，并且大大地推进了工业和社会的发展。多种用途运用的实践是与提高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意义相连结的。这是一条节约闹革命的道路，这就是充分利用资源，保障中国人民的健康及他们的环境的措施。这就意味着，人力、物力、机器和自然作物能以最合理的方式共同协作，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充分的利益。
上海科学和技术交流站
在上海四处走走.我们往往打从长长的行人道上的展览品经过，有数以百计的人看这种展览。我们听说。这些是科学、医学和工业之最新发展之工作模型展览，其展出在供上海人民学习、讨论和评论。这是科技交流站工作之一部分。
交流站是科学交流所的一个分支。交流所是个全国性的组织，它的任务是在中国人民大众中间传播科技知识和经验。交流所在全国各城市和农村有分支机构。每一分支机构都适应解决各地技术问题的需要，并交流科学知识。上海有几个这样的分支机构，我们留在上海最后的日子，参观了其中的一个交流站。
我们参观的交流站，是设在以前的一间社交俱乐部里，那是解放前法租界的娱乐中心。房间里有高高的天花板，有镶木的地板，且有豪华的雕刻品和塑造品。但这里，现在不再是帝国主义分子享乐的场所。而是为普通人民提供了一个中心。以参加他们国家的科技发展。
交流站的工作进行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有专家的发展组，专家们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那里有上课、开会讨论和出版刊物，主要是在科学方面增进人民的知识，还有大批的陈列品和在青年宫所做的作品，这二者的对象都是一般公众。在上海的交流站，一共有六十三个发展组。发展方面包括电镀和激光技术。各发展组共有四千多个会员，他们一部分的工作是使新技术和方法。在工人和技术人员中间普及化。我们参观的那个站，强调利用统计和系统分析，以选择最好的生产方法。各组在他们自己的大楼内，举办了展览会，展出三结合所取得的成果，通常有参加者来讨论他们的工作。在我们参观的时候，刚好有本地利用微生物的展出。五个月内，有三十万人看过这种展出。当需要解决一个特别问题时，工厂工人和技术人员即来交流站，跟发展组或与有关方面有经验的专家商量。
我们所看到的工作，多数是在教室或会议中进行。交流站每年至少有十次会议，讨论科技上的特殊问题，参加会议的共有两三千人。一九七二年，交流站开办了六十九种课程，许多课程，由有经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教授。一般来说，上课时间从两个月到五个月。去年共有四万人上课。
我们参观了一个组，该组正在讨论使用激光治疗视网膜剥离的手术。我们还参观了正在利用激光进行治疗的手术。这个组有三十五个成员，每星期开会一次，是由同数目的工人、技术人员和政治干部组成的。然后，我们在一间大讲室中坐下来，聆听有关电算机记忆的演讲。这门课程包括在工业控制系统中利用电算机，上课时间为六个月。学生学习某些基本的电算机理论。学习电算机的硬部件与电算机的软件，并调查工业应用电算机的例证。班上二百个学生中有一半是工厂工人，另一半是技术人员。
这座前社交俱乐部一个装饰华丽的餐厅，已经改为一间戏院，正在向班上放映一部有关工业废料多种用途利用的影片。影片显示工厂利用废料各有不同的经验，并特别集中于从烟中收回固体物质，作为制造砖和肥料之用。影片显示，人们怎样由于向工厂工人提出问题，从而被卷入了控制工业污染问题上。在电影里，三结合的工厂工人与技术人员一起研讨问题并辩论污染控制的政策。生动的讨论，说明了各种控制方法的作用与过程。在触及技术问题时，认为动机跟技术同样的重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技术教育方面，“只重专家”的态度是遭到鄙弃的。
此外，写下来的书面材料也传播着科学和技术。在这个站里，由上海医院和复旦大学不同学系组成的一个组，正在编写一本有关现行在医学上利用放射同位素的书。这本书的编写一方面为了农村地区的流动医疗队，他方面也是为赤脚医生提供基本的理论和实际上的应用。编写组为了了解农村方面的情况，往往放下在城市的工作，到农村地区去做调查工作。
交流站通过各种方法，在中国人民中间传播技术知识及其应用。要使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享受科学的成果，则此种交流是绝对必要的。
工厂卫生与安全
我们参观了北京第三纺织厂之后，有一位东道主告诉我们：
虽然在过去数年，我们达到了某些目的，我们的工作仍有缺点。比方，在清洁和整理我们工场的工作中，有些棉花飞到空中。并且工场的声音也太嘈杂了。所以，我们正在组织工人就这些缺点做出建议。
织布车间和一间棉纺车间的确很嘈杂。过度的嘈杂是令人不舒服，也使人疲劳的。它还不只是令人生厌，而且可能引致某种不能用助听器来加以校正的耳聋。职业性嘈杂，会使耳朵对高音响失去感觉，但对低音响则并不失去感觉。而且，不能用助听器的放大来恢复感觉。因为，助听器是不分高低地放大所有的音调的。因此，或者是高音调将会变得太轻听不到，而低音调又觉得太高。因为语言是由不同音调的全部音域组成的。凡是因职业而丧失听力的人，是无法了解别人说话的。
棉花尘也是危及健康的。许多人会对某部分灰尘的敏感，而患上某种喘哮。继续暴露于棉花灰尘之中，其结果，可能损害肺部而患一种叫“棉屑沉着病”或叫“褐色肺”的病。这些危害，在美国以及在世界其余地方的工业史上，都曾习见。特别是在西方最现代化的纺织厂，都存在这个棉花尘问题。
因此，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我们自然最感兴趣。中国的工人是要受听力测验的，这是工厂医疗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的东道主说，多数工人的听力都无问题。但是，有少数听力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们不安的是获悉听力有问题的并不曾获得换班的照顾，即从较嘈杂的工作，改作较静的工作。据说，这将会损害工作的质量。我们也注意到，工人在纺织厂或其他工厂未戴耳塞。领导方面说，工人不喜欢戴耳塞，也不曾劝他们戴耳塞。我们的一位东道主谈到工厂领导方面对嘈杂问题的态度时说：
织布车间的嘈杂声音，主要来自梭子碰到机器的声音。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实验一种新机器。这新机器是无声穿梭织布机。西方有几个国家以及日本，已使用了这种无声穿梭机，我们尝试从那种实践中学习，藉以减少嘈音。换句话说，要解决嘈音问题，有赖于机器的改革。
过度的嘈杂与棉花的灰尘，形成一种特别的威胁。它们那种无法改变的坏影响，是慢慢地出现的。往往受害者本人或他周围的人，要一直到情况相当严重时才会发觉。在情况显著前，先有长时期的嘈杂，一直到听力便得严重损害，或肺部机能有足够缺陷时，受害者才感觉得到。虽然，大部分的工人或许受到此种危险，但是，只有小部分工人显出病象，给人注意到。
这样说来，经验是极其重要的。有足够的工业经验，就知道在一段时期内调节劳动力，有足够的医疗经验，就能察觉医疗的效果。中国对这两种经验都还很有限，特别是有关工人群众的医疗制度。自然，在国际医疗文献上，却有相当的这方面的材料。中国人暗示，他们正在利用这些材料。我们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在我们看来，这种事情纯粹靠自力更生，或许会对中国工人有不良的影响。
职业健康问题。在美国因环境运动的关系，近来倒是大大推进了一步。对环境中比较低量的危险化学物中所含之毒素，像杀虫药和空气除污剂之类，人民已开始忧虑。一旦公众开始忧虑那种不能马上看出的健康问题时，人们就广泛宣传工业环境中的危险。在美国，许多人对这种威胁所表示的攻击态度，或许跟他们不信任工业的动机和方法有关。根据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我们毫不怀疑中国工人是不会允许这种公害保持下去的，也不会强迫自己对这些危险的存在保持沉默。相反，倒是因为工人控制了制度，他们对问题将能够加以衡量，并定出优先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工厂医疗制度和工人组织，在处理紧急医疗问题和意外事件时，看来工作做得好极了。上海机床厂一位工人，给了我们一些有关该厂计划的资料。他说：
在这个厂里，有个专业的安全组，以防止意外事件。这个组常常进行有关安全和保险的教育，并且告诉工人们，必须按生产规定工作。该组还动员工人利用空余时间去防止意外。如果一件意外发生了，该组就组织本地区工人去讨论它，并用这宗意外去教育别人。这就是运用毛主席的教导，把坏事变成好事。
受伤工人在疗伤期内是支全薪的。需要疗伤多久，就照支全薪多久。伤奸了，再复工。如果需要留院，医疗费连同特别副食津贴，也一并（由厂方）照付。自然，意外事件比暗藏的健康威胁要紧急得多，并且容易引起工场的注意。但是，从厂内工人参与这些问题的调查，以及提出新工作规则的建议显示出，工厂领导方面并不企图草草了事，或缩小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上海厂的医务工作者告诉我们，暴露在镍或其他金属之下的工人，则给以正常的验血，如果血里出现这种金属，则调换其他的工作。他们还告诉我们有关用苯作为漆的溶解剂的生产方面的情形。“它会使工人头痛，并使工人感到疲弱”。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采取一些措拖，改善通风设备，使操作的环境凉爽一些，以减少苯在空中的散发。苯是一种特别有毒的物质，它会引起血癌及其他的血病。我们建议，在可能的时候，尽量用毒性较少的溶剂来代替苯。就这件事情来说，这是另一个例子，用控制机械的方法，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即改善工作环境，使之更安全，以解决当前的问题。
在机床厂里，有关工业卫生和安全的三结合小组，对工作环境已做了彻底的调查。机床制造恰好属于卫生问题较安全问题为少的一类工业。
从我们参观各工厂看出来的一点，关心工人的健康现在已成了中国一个政治问题。上海电化厂革委会一个姓曹的工人代表，给我们叙述了有关此事的一些背景：
在文化革命前，当新工人招进来时，领导人不敢告诉他们哪一类的化学品对人民有害。领导人不愿讲真话，是担心工人不愿在厂里工作。在工人中毒时，领导人也不敢告诉工人他们患的是什么病。
领导方面这种态度所带来的损失，可以从十四个工人被发现中毒这件事上来加以评价。这些中毒事件，发生在工厂开办与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这段时期之间。曹说，这些工人曾足够地恢复了健康，并且复工了，虽则做的不是同一工作。
现在，新进电化厂的工人，予以一星期至十天的课程，将厂里的情形介绍给他们知道，包括有关工作的知识、医疗知识、工作规程的学习以及有关所用危险化学性能的讨论。课程也包括政治学习。工厂的医疗计划方面，特别重视化学工作所涉及的健康上的危险。诊康所的三个医生主要关心职业病。他们监视一系列的工人定期检查。包括肝的验视、肺机能的验视……及对那些做二硫化碳工人的特别的神经验视。如果在检查期内，验出有问题的迹象，接着就作更全面的检查和医治。在发现了有不良影响之后，通常是调换工作。如果需要上床休息。厂里也有一个疗养院。曹告诉我们，文化革命以来，已设立了三结合小组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大大地改善了卫生情况。曹说：“自从那时起，没有一个工人患过职业病。”
残废工人（上海第二低压电器厂）
（译者按：即上海徐汇区低压电器厂）
先看残废工人一段话：
一九五九年，我到这个厂参加生产。解放前，我做了七八年的算命者，但我从没有吃饱过。现在我在这个厂工作，我结了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分别在小学三、四年级读书。在旧社会，我不会读也不会写。但是，解放之后，我进了学校，学会了盲人点字法，现在，我也可以学习了。我感受最深的是，在旧社会，我们盲人被别人轻视，而现在呢，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和所有其他的人平等的。我得到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帮助，能够出席全国盲哑聋人会议。周恩来总理虽在百忙之中，但他抽出时间来和我们开会。我们盲人把我们得到的大幸福，归功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在旧社会，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幸福。旧社会的痛苦，使得许多正常的人目盲、耳聋或残废。现在，我们残废的只是身体，但我们的手和心是健康的。我们不仅参加生产劳动，我们还有文化活动，并和正常的军人、农民和工人一起写诗，歌颂我们党的领导。
上面这段话的谈话人，是厂里年纪较大的一个工人，是一个高个子，他从儿童时代起就盲目。我们在参观上海第二低压电厂时，会见了他。这个厂向我们显示中国工业另一不同的方面。这间厂的主要任务，是把盲、哑、聋人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在全厂四百零九个职工中，有一百一十七人目盲，八十五人聋哑，四十人残废。有一百六十七人是正常的。这个厂建于一九五八年，开办时只有十一个工人，生产米突尺。现在，厂的主要生产品是电插头和插座，以及所有适合肓哑工人特点的机械，目盲工人主要制造铜零件，聋哑工人集中于塑料零件的制造。再则，他们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以帮助他们对待他们的身体问题。文化革命以后，在电厂内有残废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我们听说。目盲和耳聋的工人，已开始参加厂的管理工作，并且现在在所有各领导层，都有他们参加。
这个目盲的老工人继续说他的故事，描述解放前残废者所受到的压迫：
我想到旧社会的辛酸，当时我们的国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我记得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是无工可作的。那时候，我们盲人特别被别人看轻——因为无工可作，我只得靠算命维持生活，甚至在天冷和下雪的时候，我也得扶着拐杖出去。有时，我可以得到一点钱和食物，但是，我经常挨饿。我们不仅要受冷挨饿，而且还遭受流氓的压迫。不管我们是否得到了一点钱，我们要孝敬流氓。如果不付钱给他们，他们就不准我们上街。我们盲人中间有一句话，最大的恐怖是冷。在下雪的时候，街上的人不多，没有人给钱我们，所以许多盲人不是冻死，便是饿死。
我愿意告诉你们：我是怎认识到算命是不真实的。最初，我对这点还看不清楚。我们盲人算了多年的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命怎样——为什么我们要受别人的压迫。我只知道，我们是不幸的，别人有的，我们却没有。我只想到，资本家的命好，根本不知道什么阶级斗争。解放以后，我们进行了许多政治运动，特别是一九五二年和五三年，我们批评了偶像和反动统治阶级。因为他们利用拜神来压迫人民。经过这种教育之后，我提高了我自己的觉悟。
在十四岁之前，我的眼睛是正常的。一九三八年，我得了某种并不严重的眼病，但我们没有钱看医生，所以，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我的右眼瞎了。但我的左眼仍旧可以看见。我母亲很穷，并且相信拜神。她请了一个拜神的人来看我。他说我的眼睛的巩膜应当去掉，把它贴到一只鸡的眼上去，这样，我就可以重见光明。母亲竟让他这样做，这一来，连我的左眼也瞎了。从我自己的经验中，我懂得了导人迷信，是多么错误的事情……
我们开始学习政治和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正在通过他们自己的斗争，改善他们的命运。我开始认识，“命运”并不是由于幸运，我懂得了何以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受苦受难，何以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毛主席说，如果被压迫人民想赢得他们的解放，他们必须首先自己发动斗争。然后，他们必须赢得别国人民的支持。世界上有许多人仍然受压迫，我们必须替我们自己斗争，也为他们而斗争。
这间工厂有一个诊所，卫生工作者在诊所医治普通的疾病，并在工人当中做卫生教学和宣传工作，在工厂的幼儿园替幼儿做免疫工作。因为这工厂有八十五个聋哑者，所以，诊所一部分的工作，跟同类工业诊所不同，一个从工人中训练出来的卫生工作者，对聋哑者做针灸治疗。新针疗法始于一九六八年华北一个军医组。他们在他们自己身上经过反复的试验，找出了影响听力的神经部位。于是派出针灸组到全中国各地去成立学校，并向现存的医院推广针灸的新方法。
在我们参观这个诊所期内，一个聋哑工人正在接受针疗。近耳的一个部位，受针的刺激。我们听说，那一个部位，比之远在手和手臂的部位所取得的疗效，较为迅速，但效果是暂时的。若在手和手臂上用针刺，所得的疗效虽较慢，但比较经久。有些患者经过一两针之后，就有反应。而另一些病人则需时较长。有些则根本没有反应。卫生工作者告诉我们，青年人疗效较好。所有聋哑者不分年龄，一律予以医治。报告显示，在医治的病例中，有百分之九十，都取得一些成功。这种病例，其患聋哑都是童年患病的结果。据《攀登医学高峰》（北京外文社出版一九七二年）这篇文章描述说，在辽源聋哑学校，有一百六十八个学生，于一九六八年都接受过军医组的诊治。其中有一百五十七人恢复了听力，有一百四十九人能够说话。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在接受了针疗之后，站起来唱“东方红”。他发音清楚，声调也正常。他唱完之后，满面笑容对着我们。他紧握拳头，高呼“中美人民友好万岁”。
聋哑人民在旧社会也是遭轻视的，如今也解放了，并有了自信和自豪感。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正常的。像其他工人一样，每天工作八小时。在空余的时间，则打乒乓球和看电影。在会见时，有翻译员替他们翻译，但是，除此之外，多数的事情，他们都可以自己做。他们自己买菜和烧饭，他们结婚并过着家庭生活。
在低压电厂我们所听到的最后的一个人故事，是一个女工讲的，她除了目盲之外，还要克服另一种压迫，因为她是一个妇女。她说：
今天是三月十一日。三天前是国际妇女节。我们盲人也有理由庆祝这个节日。我们听说——一九〇九年芝加哥的劳动妇女为争取男女平等，举行了一次示威。而今天我听说。在这里的美国朋友中，有一半是妇女。所以，我们的感情更加亲切。我听说，美国的劳动大众有着丰富的革命传统。今天，是我们向你们学习的一个好机会。你们已学得很多。
本厂的工人，有一大半是妇女。刚才，我的同志已告诉你们。新旧社会对比，旧社会是痛苦的。我们盲女人对这两个社会的差别，有深厚的切身感受。毛主席曾说过，在旧社会，男人受三种力量或三座山的压迫，即政治、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思想。但是，妇女还受夫权的痛苦。所以在解放前，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不可能跟男子享受平等的权利。但是今天在各方面，我们都跟男子享受平等的权利了。我想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
在工作时间以及在机器的操作上，我们妇女跟男子是平等的。在我们空余的时候，我们去上政治课和文化课。自然，这些对我们有许多困难。第一是在工场里因机器的开动有许多的嘈杂。最初，我们盲人是很害怕的。在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在学习了《愚公移山》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之后，我们建立了正确的思想，去克服这些困难。有经验的正规工人手把手地救我们。我们只是用耳朵听他们说话，用我们的心记住事情。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手去摸机器，经过一两个星期训练之后，我们自己也会开动机器了。现在，我们不仅开机器，还能够搞些小修理。
在学习如何读写方面，我们也经历过困难。我们得用手去摸字，由手来感觉字。字是用五十二个字母写成的，每个字有六点。最初，经过几分钟的摸字之后，我们觉得头痛。碰到冬天寒冷的时候，就难于说出点与点的不同。而在夏天出汗的时候，我们对字的感觉就会出现差错。但是，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之后，我们才懂得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是辩证的，同时对困难也有所认识，并且懂得了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去看一切事物。于是我们在困难中，发现了某些有利的方面。第一件有利的，是布雷尔点字法跟文字不同，每一个字都是用手摸，才能阅读的。如果在冬天的寒夜，我们可以把书放在温暖的被窝里去摸读。因为我们是用手摸读，所以，不需要扭开电灯。我们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时间，我们都可以学习。在认识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之后，我们对克服困难充满了信心。
现在，所有的盲人都阅读毛主席及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也能利用布雷尔点字法（译者按，俗称盲文）写批判反动路线及歌颂今天幸福生活的文章。我们很喜欢在厂里，我们在家里也很幸福。现在盲人长大成人时，他们也可以结婚，做些家事。在旧社会，我们是被别人看不起的，但是在新社会，所有的人都照顾我们。当我走路的时候，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带我过马路，带我到公共汽车站，或者甚至带我回家。社会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我们厂里，甚至菜市场和银行，也派人到厂里，给我们办事。我们深深知道，只有在新社会，我们盲人才能有这种幸福。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美国朋友来参观我们的工厂。
一直到我们在回美国途中经过香港的时候，中国残废人民解放的全部意义，才真正感动了我们。香港的盲人和残废者是成排地坐着乞食的。我们很常听到的一句话：“人民不会看不起那些残废的人”。这句话跟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完全符合。甚至在农村偏远地方，无腿人用手推动车轮，驾驶脚踏车和轮椅。盲人则经常得到别人的帮助。彻底地使残废者参加这个庞大而仍然贫穷的社会工作，是另一令人难忘的印象。它显示出，今天的中国，正在克服废人废物的想法。那就是认为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