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监狱内外
爸爸被捕
1941年12月7日我过了三岁生日的第二天，那个夜里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前几天并没有这个迹象，燕京的教授们没有半夜用无线电收音机听超短波新闻的习惯，爸爸也是这样。虽然北京被日本占领，但燕京是世外桃源。从没想到日本敢与美国开战，所以照往常一样骑车从燕东园到贝公楼去教课。
日本宪兵进驻学校，他们认为燕京是抗日的大学，有许多抗日分子及共产党员。就把他们所掌握的抗日教师、学生三十多位带走，爸爸就在其中。很快这个消息传到燕东园。日本宪兵宣布学生两天后必须清校。
爸爸被关到什么地方？怎样救他们？教职工家属肯定不久也必须搬家，怎么办？平日爸爸是一家的主心骨，妈妈不用操心，只管做学问。现在爸爸妈妈不工作没有了工资，家庭收入就成了大问题。首先不能用这样多的家庭服务员，只能保留一位。妈妈从来不会带孩子，现在自己要带三个小不点儿：五岁、三岁和一岁，实在不知该怎么办。
妈妈着急的往城里打电话，找外祖母和她妹妹商量。外祖母和姨商量后说把老二送到城里，由他们先带着，然后赶快理东西搬到他们那里一起过，可以合用一个保姆，节省开支。妈妈又到陆志韦校长太太家打听他们怎么办。他们都是江浙人，北平没有其他亲戚，只能搬出燕京先住在成府，等校长回来再说。她的五个孩子都是中小学生，可以帮她。
发疯的小老虎
姨来燕京告诉我到城里去玩，好动的我有人带着玩，只要妈妈同意就行，把我哄走。到了外婆家吃的好，外婆，姨，和保姆赵老太三人陪我玩。高兴得很。
天逐渐黑了没人说送我回家。我在那睡？为什么不见妈妈和爸爸，他们不要我了？认生，害怕占据了我的头脑。我大哭大发脾气谁也弄不了我，刚才还是一个听话顺从的小可爱，现在就象一头发疯的小老虎。边哭边跑，又跺脚，又打人，不许任何人碰我。我觉得他们骗了我，再说也是骗我，不会带我回家的。
通常一个小孩大哭大闹一会累了就会睡着，怎么已经快十点了都停不下来？他们干着急不敢打我，家里没电话，这样晚了对面店铺已关门，无法给妈妈打电话让妈劝我听话，好好睡觉。
他们想了一个主意：叫了一辆三轮车，外婆、姨坐在车里抱着我。大毛毯盖在我们身上。车夫把棉帘子掩上又把棉的车顶棚扣下来。弄好后跨上车走了。我被漆黑的夜晚弄的发蒙。
过了一段时间突然看到了五光十色的美丽的灯光，太美了，我从没见过。生活在燕京，晚饭后玩一会就必须躺在床上睡觉，好让我们的老师按时下班。这美景给我太大的刺激，让我安静下来，沉浸在美丽的夜景里，最后安静的进入了梦乡。
这一段故事是外祖母的、也是我家的老褓姆赵老太告诉我的。一直到我已经工作后，在我脑子里仍经常出现这五光十色的闪亮。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这是王府井的夜景，是各商家门前的招牌和广告的灯光。然后仔细讲了上面的故事，妈妈也证实了这段实情。她说那时太困难，让外祖母和姨受累了。这个灯光至今仍留在我的脑里，成了抹不掉的记忆。
妈妈探监
我走后妈妈又把姐姐送走，只有妹妹跟着她。没搬出燕京之前，这些同病相怜的妈妈就开始打听消息找人。找到后就一起结伴去关人的宪兵队送衣物和食品。
没过几天宪兵命令全部职工家属必须搬出燕京。妈妈就带着姐姐、妹妹和全部东西来到外婆家。原来只三人住的四合院，现在要住进五口另一家人，并且还带来一个曾装在有两层楼的房子里的全部家具。
外婆和保姆仍住在朝南的大北房。姨和全部不用的家具在西屋。我们三人住在东屋。爸爸回来后将与妈妈住在暗无阳光的南屋，这里放着妈妈出书所挣的褐色钢琴。我们的厕所饭厅也在这边。
一切安顿后，妈妈经常外出打听爸爸的消息，送吃食和衣服。两个月后知道他们已从宪兵队转到了监狱。说明要审判，且不许再送吃食，不知是否回得了家。担心爸爸受刑，担心没有正常饮食身体是否扛得住，还担心父亲最后判什么刑，是死是活，妈妈经常流泪。
我们姐妹实在太小，无法为妈妈解忧。我们都变得很懂事，不出声，不吵架，自己玩。妈妈每周一次打包送衣服。在燕京时妈妈们可以结伴去，离开后大家住的很远，只有自己去送。曾碰到日本兵撒野，幸运的是没得逞。妈妈不敢再独自一人去，东西太多又重。我们太小，又走不动。所以没法陪妈妈去看爸爸，妈妈只好每次约一位妈妈一起去。
团结抗敌
爸爸被日寇怀疑是共产党。
日寇对爸爸威胁利诱，说：他是共产党党员、去过莫斯科。有共党党员已说了很多爸爸的情况，这人已经为日本干活受到很好待遇。
爸爸识破敌人利诱的手法，机智的与他们周旋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他没做什么事，他根本不用害怕。在让爸爸交代抗日团体时，爸爸说他只知道法定团体，没参加非法团体。
气的审讯官举起右拳猛击殴打爸爸。
总之日寇总想审问时得到更多的情况，其实这些燕京人都不是共产党员。只是痛恨日本侵略中国，作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来支持抗日。在监狱中，虽然不许他们说话，他们想方设法用各种办法联系，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献计献策，来和日本宪兵进行斗争。
他们坚持在狭小的室内做操，祷告，甚至隐蔽的讨论学问，积极地生活，从没有被打倒。日寇想羞辱这些人，有时只给一只棍来吃饭，沙子多的要命，没法吃，爸爸把沙子挑出来让日本人吃。
由于没有东西吃，天寒地冻，所以陆续有人开始生病。感冒，咳嗽是小病，但传染病是最可怕的。监狱里有了斑疹伤寒，总务长蔡一鄂伯伯第一个传上了。紧接着爸爸被虱子咬后也传上了，高烧昏迷两周，几乎要死。陆校长得了急性痢疾，拉稀，没手纸，撕衣服来擦，最后严重脱水，倒在地上不能动。日本怕这些著名教授死在监狱，国际影响太大，只好提前释放这些重病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