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
乞丐进家宅
当时三岁的我对于父亲只有概念没有印象，天天跟着妈妈念叨希望爸爸早回来，希望妈妈不再流泪。
1942年五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似乎没有月亮，我们正准备睡觉，突然有轻轻的敲门声。我们住进来后，晚上从没敲门声，没有人晚上来我家。好动的我带着极大的好奇心，赶忙向大门走去，住在大门旁边的赵老太抱着妹妹去开门，后面紧跟着外婆，我远远的站在二门口望着大门。
门开一个小缝只见一个极脏的要饭的站在门口，门外还站着一个洋车夫和他的车。保姆迅速关上门。
只听外面这个要饭的说：娘，是我。
外婆赶快边开门边喊妈妈，告诉她爸爸回来了。外婆付了车钱说了谢谢就关上大门。妈跑出来，我跟在后面，想一个很重要的人来了。
这人如此之脏，如此之弱，大长发，大长胡子，已是春末，还穿着大长棉袄，大破脏棉鞋。这个家里不可能有这样又脏又怪的人。看到妈妈竟如此的高兴，小脚的外婆走路也显得轻快了不少，保姆也很高兴。
妈妈搀扶着这人向南屋走去，我远远的跟着，不想回到我的东屋去睡觉，非常好奇的想知道这个脏人是谁。
进屋之后这个脏人突然转过身喊：老大、老二你们不认识爸爸了？
妈妈接着对我们说：叫爸爸。
我这才明白他就是我日夜想念的爸爸，他就是让妈妈成天愁眉不展流泪不止的人。他就是每周妈妈为他去送东西在监狱的那个人。我似乎明白日本监狱是一个会把人变成不象人的地方。我应当按妈妈说的做，但我喊不出来。呆呆的站在那里看着这个穿着奇怪的脏人。爸爸妈妈没有勉强我，就说天不早了回屋睡觉去。
后来几天我都没有见到爸爸，妈妈说他病的厉害，要卧床休息。每天早上妈妈向往常一样用自行车推着姐姐和我去艺文幼儿园，下午接我们回家。她的脸上有了一点笑容，但家中没有收入，祖父偶尔寄一点钱，怎样算计也不够。她不时的卖掉她的首饰和外祖父离开她们时留给她们的嫁妆和家具。
一天放学回家见爸爸穿着睡衣坐在椅子上晒太阳。这时我才相信他是我的爸爸。从这天开始他和我们一起吃饭，晚上帮助妈妈给我们清洗，哄我们去睡觉。为了节省开支，每晚的剩米饭由爸爸做成饭团。第二天早上切片，放在平底锅上煎一下，放点盐就是一顿极美的早餐，不需配其它吃食了。他想教我们英文，每天给一两个单词。在厕所时教我们“肥皂”，在餐桌上教我们“汤”。我们没表现出兴趣，妈妈也总打退堂鼓，没多久就停了。等我工作后想学英文时真后悔，当时如果好好学至少会口语或发音会比较正确。
告别与送行
爸爸身体很弱，在家里呆了半年多没出去过，偶尔有人来看他，有的是告别到延安，有的是告别去成都燕京。妈妈硕士论文导师董鲁安教授是满族人，日寇逼他到满洲国去做官，他来告别“到最光明的地方去”。妈妈听后很激动，也很想去，但儿女情长，没去。后来说起这事还感遗憾。
有一天来了一个又瘦又矮的容伯伯，开始没引起我们三人的注意，但听他说话很困难，总先说几个“点、点、点”才能往下说，我们就笑他，并且学他。他走后我们仍然开玩笑来学他。这次让我们认识到学话年龄孩子千万别学口吃的人说话。
容伯伯是文字学家容庚教授。 1927年到1941年燕京沦陷前是容伯伯最高产之年，主要是发表了九本书。其中“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是举世闻名的巨著。他的前半生奉献给了金文和商周铜器研究。可惜抗日胜利后回到广东，不能继续利用故宫博物院作研究。后半生在岭南改变原研究方向，致力于古代书画篆刻的研究。
爸爸可以出门了。有一天早上我们刚梳好头穿好衣服，爸爸说我们全家去一个人家送行。因怕他们走的早，我们先去送行，然后回家吃早饭。
这个房子很小，很矮，一个小院子。我们进去就觉得太拥挤了，由于马上离开，已经没任何家具。他们全家正席地而坐，开始吃早饭。
我们都站在墙边，早饭很简单：一大锅稠粥，和一碟咸菜。这时不到两岁最小的女儿三三，突然要上厕所。她自己站起来，还走不稳，一步就把粥锅撞倒，粥撒到她的小腿和脚上。她大哭，她妈妈不去看她是否烫伤，而是打她，骂她不看道，把走前最后一顿饭踢翻，大家没吃的了。我看后吓坏了。妈妈劝她别打三三，赶快找点吃的上路。爸爸和他们的爸爸说着送行的话。并说实在对不起，来的不是时候。说完我们就走了。
回来的路上我问爸爸他们是谁，要上哪去。爸爸说他们是我们的远房亲戚，从辈份他们的爸爸占元和我们姐妹同辈，但他比我爸爸大7岁左右。他们在这里没法生活，要去成都工作。妈妈接着说，她们的妈妈梦玉很勇敢，坚决带着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三三哥、三三姐和三三一块走。可能要走几个月才能到，一路上会是非常艰苦。
妈妈说如果爸爸能离开这里，她也害怕要带着我们一起走。肯定先把我们托付给外婆，她们自已先走。
看了她们家让我知道日本人来了不仅把爸爸这些人捉走，而且把普通人的生活打乱，要去逃难，多么可恨。另外也看到因为有外婆，我们少受很多苦。我们有大房子住，有保姆照料。吃的比过去差太多，杂和面里有许多沙子，但还有钱可以买到，还没缺过顿等等。真是应该感谢外婆的照顾。
决不为白米、白面折腰
日本的统治，生活的艰难，没有工作。在爸爸出狱前有“好心人”来我家做说客，可以帮妈妈在伪大学教书，有白面吃。妈妈坚决回拒，宁可饿肚子、吃混合面，也决不为日本工作。妈妈说不能折腰。
爸爸出狱时日本人不许他离开北平，但希望他为伪政府，或伪政府办的学校工作。他和妈妈说虽然已是亡国奴，但一定不能失去自己是中国人的尊严，决不为他们干活。
日本投降后爸爸曾对他的学生说过这个煎熬的岁月。他幽默的说“沦陷那几年，把沙发都吃掉了“。的确如此，妈妈卖掉她结婚嫁妆，首饰，连外婆也卖掉她的首饰和家具，来接济我们。祖父也不时的从南方寄钱来。
爸爸的情绪非常不好，不爱说话，也不爱笑，很严肃。只是偶尔会唱几句美国歌曲，甚至在钢琴上弹几句，有时会把妈妈抱起来转一圈。这时是全家最高兴的时候。爸爸晚上写他的‘狱中杂记’，白天买菜，帮助妈妈照顾我们。
他的情绪总不好，妈妈同意他到朋友家去打桥牌，一去就是两天左右，回来后很睏，但比较高兴，他总会讲朋友的太太做了什么好吃食，有哪些人一起打的。他们聊了许多情况，这使他情绪有点好转。睡够了脸上有点笑容。
夏天的黄昏有时他把我们放到他的男车上，和妈妈一起带我们到中南海乘凉、散步。周末妈妈带上吃的，全家到中南海或中山公园去野餐。
我喜欢出去玩，但不喜欢妈妈给的吃食。最受不了的是每人要吃一个煮的很老的鸡蛋。那个极干的蛋黄，就给一点水，又没有其它东西可吃，干噎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还没吃完。妈妈催我：好好吃完，这是营养，必须吃完才会给其它吃的。而且没有凳子，坐在石头或土地上，不舒服。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不喜欢野餐，即使是在美国人家的院子里。
妈妈不会作饭，也不想学，有一天听说有什么流行病，据说吃洋葱会有帮助。妈妈买了一些，就用水炖一个个完整的洋葱，让我们每人必须吃完才能吃其它。我吃第一口就觉得太不好吃，越吃越恶心，真想吐，一个晚上只好慢慢吃，没有吃其它的东西。我看大家都不喜欢，谁也不说就是了，而且以后再也没这样吃过。
我长大后才明白切洋葱眼睛极难受，最简单就是妈妈的做法。其实洋葱做好了是很好吃的，有许多做法并不复杂，只是妈妈只讲营养，不讲味道，怎样简单就怎样做，这就是我的妈妈。
数学家和钢琴老师喜结良缘
有一天，爸爸妈妈告诉我们，姐姐的钢琴老师韩德常姑姑要结婚了。让姐姐去提花篮，让我当个小男孩端戒指。
姐姐喜欢天蓝色，就给她做了一件白色兰边丝绸上衣和天蓝色丝绸裙子的连衣裙，非常漂亮，我好羡慕。
我的是一件白色小男孩的衬衫，和黑色小男孩短裤，还有一个黑色的小领结。我一点也不喜欢。
那天，我们在家里梳妆打扮，姐姐由妈妈管。我由爸爸管，这一次真让我感到了父亲的温暖。爸爸先给我穿好衣服，戴好领结。然后认真的给我梳小分头。先在左侧分一个缝，由于我头上有个旋总也梳不好，最后就用了一点水才把头发梳好。他脸上流出满意的微笑，并没有让我照镜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样。
在婚礼上我看到极漂亮的新娘，和个子极高又瘦的头发稀疏的新郎徐献瑜叔叔。姐姐极其自信的提着漂亮的小花篮走在他们之后。我走在姐姐后面，双手捧着放在漂亮盒子上的戒指。我胡里胡涂，似乎不会走路了。只听有人叫我跟上。
当我走在礼堂中间的地毯上时，只听人们在说那小女孩是谁家的，并猜那男孩是那家的？就听有人说他也是这家的。又有人说他们家没男孩，有人接着说他是女扮男装。议论的人多起来，说我还挺像男孩的。这给我很大的鼓励，感谢爸爸把我打扮成一个像样的小男孩。使我自信、神气的走完这条长长的路，把新娘新郎送到牧师面前。婚礼后我和姐姐受到了新娘、新郎的感谢，妈妈爸爸也高兴的说真不错。
这位新郎是刚从美国完成数学专业的博士，后来成为我国计算数学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