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的字越来越多了。我非常喜欢看书，从三年级便看《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苦菜花》等小说。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问妈妈。后来又喜欢上外国文学，像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童年》、《母亲》，还有许多记不起作者名字的，像《欧燕妮、葛朗台》、《牛虻》、《基督山恩仇记》、《鲁宾逊漂流记》等等。总之凡是能拿到的书，我都爱不释手。
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保尔的一段话，“当你离别人世时能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还有牛虻说的，“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了，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
这两句话始终伴随着我坎坷的人生：保尔的话时常让我悔恨。牛牤的话又在我绝望的时刻给我力量，点燃我活下去的勇气。
我不喜欢基督山伯爵，如果他没有那个意外的财富，就没有他后来的一切。我喜欢冉阿让，他那百折不挠、奋勇直前的精神以及钢铁般的意志使我十分敬佩，是我行动的楷模。
看电影是当时最大的奢侈与享受。虽然那时生活十分困难，但每逢周末妈妈会给我们两毛钱看电影。最常去的是新街口和护国寺电影院。新街口是甲级电影院，一进门，大厅中挂着许多电影明星的照片，什么赵丹、王心刚、秦怡、王晓棠等，门票比护国寺影院贵。护国寺影院是乙级的，票价比新街口便宜五分至一毛钱。但许多新电影护国寺影院没有，要等甲级影院演过一段时间才会上映。就是这样，好一些的影片也是几个影院在同一天错开时间放映。有人专门负责传送，第一卷刚在胜利电影院放完，一个开着摩托车，或是骑自行车的人马上把这卷送到护国寺影院。
《白毛女》是我最早看到的电影。那是我五六岁时，松树街幼儿园阿姨带我们去看的。那个阿姨姓高，左手天生残疾，后来弟弟上这个幼儿园的时侯也是她教的。她正好坐在我后边的位子上，看到喜儿在山洞中抱着死去的婴儿那悲惨的一幕，她趴在我的后背上，哭成了泪人。泪水顺着我的脖子流到后背上，湿透了我的衣衫。全影院都是哭声——黄世仁太可恨了！从小我就憎恨地主，以至于对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也很痛恨。觉得他就是坏蛋，就是黄世仁。
懂事后，我又看了许多苏联影片。其中对《我了解他》的印象最深，该片说的是二战时一个布尔什维克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后，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最后装疯骗过了敌人、获得自由的英雄事迹。
这时我八九岁。不知什么原因，有一次老抗没和我一起去看。那次是晚场，九点半才开始，演完都十一点多了。以前我们为了近些都走影院后边，从花枝胡同回家，今天这么晚，又是一个人，我就改走大路，沿护国寺大街东行至与厂桥相接的十字路口，再左转，过一条胡同后右转到尚勤胡同，出东口左转，再走五十步就是铜铁厂了。
街灯很微弱，百米才有一盏。有的灯坏掉很长时间都没人修，那段路就更黑了。一开始我没在意，还沉浸在对电影的感慨里。行至上勤胡同中段时有盏路灯不亮，那天又没月亮，漆黑一片，万籁无声。这时，我有点紧张了。忽然我听到身后“沙沙”的脚步声，我的心“怦怦”地加速跳起来——坏了，有坏人跟着我！于是我加快了脚步，可那后边的沙沙声也跟着加快了。我不敢回头，走得更快了。这时，再走五十步就是我家胡同了。我暗暗告诉自己：别怕，到了自家胡同就好了。我家胡同口有一盏灯，到那儿右转时我停了一下，想从地上的影子来判断他与我的距离，可却没看到影子。是否他和我走在同一个角度？于是我向右前方斜着踏出一大步，还是没看到，我又急忙向左边一闪，愣是没有，可那“沙沙”声甚是清晰。啊，是鬼！我疯了似地向家中跑去。呀，大门关着，“开门！”随着喊声，我飞起一脚踹向大门，“咣嘡”一声，还好大门虚掩着。我根本顾不得关门，向家中奔去。我一头把门撞开，嘴里喊着：“鬼，有鬼！”手指着后面，趴在了床上。
妈妈被吓了一跳，顺我手指方向朝外看去——什么也没有。她回过头来，胡撸着我脑袋说：“别怕，哪儿有鬼啊？”
在妈妈的抚摸下，我有了安全感，我慢慢转过身来说：“我一直听到后边有‘沙沙’声，可就是看不见人。我快它也快，我停它也停，就这样——”我站起来往前走着学给她看。“沙沙”——咳！原来是我的条绒裤子摩擦出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作怪，我摸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件事让老抗嘲笑了我好几天。“还老吹什么都不怕，看晚场电影都差点吓出屎来！”
三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和常在一起踢球的伙伴牟逢儒一起去景山，报考北京市少年宫足球队五三班（1953年出生）。报考的人很多，招考官是我们后来的翟瑞斌教练。他先让每个人单独做一些基本动作，停、传、顶、盘、射门等。然后挑选出十四人，叫三个坐在场外，剩下的十一人上场和五二班（1952年出生）比赛。
面对比我们大一岁、又经过一年正规训练过的正规军，我们自然以惨败收场。但我们还是进了一个球：十一比一。
当时翟教练安排我踢右前卫，那会儿都踢四二四阵形。这个球是在终场前两分钟进的。我接到大门发出的球后，带球趟了十来步，对方来阻断，我斜传给右边锋。右边锋想带入禁区，遭到对方俩人包抄。这时我已补位到右边角球位置，没人看我，右边锋机智地将球传给了我，然后直插门前。我将球一脚吊至门前，右边锋一个鱼跃顶球，擦柱破网。
“好，不错不错！”翟教练说。
从此，我、牟逢儒和那个右边锋就成了好朋友，他叫吕希中，每到星期天，我们仨就结伴到少年宫练球。有时我还带着小沉，他从五六岁就跟着我和老抗在胡同里踢，极具足球天分，七八岁时就踢得相当不错。只不过他体质差、个头较矮。他从小有疝气，阴囊一鼓起来比平时大两倍，涨得很硬。用手摸感觉就一个蛋子儿。一生气时就更大了，憋得他脸通红。不知道他怎么会得这个病。“会不会那年他拉了一裤子屎，被我俩扔菜窖里搁的呢？”我常常这样想。
每个星期天，他都跟在我屁股后面，去少年宫练球。看球时，他能一声不吭地从头看到尾。
一次，教练让我们分成两组比赛练习，这天有一人没来，我对翟教练说：“让我弟弟上吧！”翟教练以前是北京工人队的，和焦国忠认识，我在他面前说话比较随便。
“他行吗？”翟教练不放心地问。
“行，他踢得挺棒的。不信您问牟逢儒和吕希中。”他们俩也连声说：“是不错，要不您试试！”
小沉上场了。他标准的动作、灵巧的过人、强烈的射门意识征服了翟教练，竟破例允许小沉以后和我们一起训练。自此，我们五三班训练时，末尾跟着的一个小蹦豆常常会引起围观人好奇的目光。
我们的运动服老是堆得乱七八糟，有人还常常反面朝外往那儿一扔。每天换衣服时找自己的号码都要半天，而小沉每次都第一个换好，等在那里。原来他有窍门——那袖口发亮、胸前湿了一大块的，不用看准是他的。他的鼻涕、哈喇子为他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一两年下来，他的球技越发成熟，个子也高了许多，腹肌处隐约显现出“井”字，神奇的是他的阴囊也不再涨大了，疝气好了。
我们是这么深爱着足球，直到文化大革命停止了我们的足球生涯。据我所知，以前和我共同练球的小伙伴，长大后没有一个进专业队。只有一个叫温远的，最后进了北京队，来自比我们大三年的五零班。
小沉小时候爱和院里的孩子玩弹球、推铁环、抽汉奸。我们看书时，他还不认字，所以每当晚上我和老抗看书做功课时，他就在院里和几个小孩儿玩这些打发时光。
有一天很晚了，他还没回来。我和老抗做完功课在看小说。妈妈在院里喊了他两声都没人回答，让我去找小沉。我刚走出院门，他回来了，手里端个破盆让我看：“小猛，你看我拣了这么多煤核儿！”
“你拣它干嘛？”
“给咱家烧火用！小二平说煤核儿也能烧火，这样可以给家里省钱买别的。他天天都去拣，我以后也天天和他去，给妈省钱。”他边说边向家里跑，颠出了一两个煤核儿掉在地上。
“妈妈，我拣了好多煤核儿！”他兴高采烈地把煤核儿放在炉子旁边，掸着手说。他的手本来就因玩弹球、拍三角等户外活动弄得很脏，年年冬天都裂许多口子，这会儿再沾上煤灰就更热闹了，动物园的猴爪子都没那么黑。
“你给我冲墙站着。咱家再穷也不至于让你拣煤核儿啊！你说，谁让你去的？”妈妈把他拽到墙根下，转过他的身子，让他面向墙站着。
“谁也没让我去，是小二平说拣煤核儿可以给家里省钱，我也想给家里省钱，就跟他去了。”小沉委屈地说。
“用不着！你不学有用的东西，尽学这没出息的事。今儿你给我站一夜！”妈妈从没跟小沉发过火，看来今天这事让她很生气。小沉面冲墙，掉下了眼泪。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妈妈打了盆温水，把他拉过来给他洗：“妈不缺这钱。你要把这些时间用来学有用的东西，长大了才有本事养活自己。记住没有？以后不许去拣煤核儿。”
小沉哭着点点头：“嗯，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