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在中国最赚钱的不是股市、房地产，而是……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现在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然而，在过去四十年里，西方学者们多次认为中国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中国经济还是没有垮。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独特性是什么？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
吴晓波认为，中国经济变革有四大动力：
一、制度创新，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二、容忍非均衡，中国从集体贫穷到让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三、巨国效应，中国的人口红利让很多企业形成了巨大优势；
四、技术破壁，技术革命不可逆，是一种新动力。
以下为演讲内容：
从1978年到2018年，这个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这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进步，也就是我们刚刚度过的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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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里的四十年
接下来我用几个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所有的国民们、兄弟姐妹们干了一些什么事。
经济总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2017年结束，我们的人均GDP达到928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鄙视的名词。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费：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
汽车：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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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或有百万律师、医生集体失业！
1、如今的世界是一个跨界竞争的世界。
做水饺的敌人有可能不是同行，而是电商平台，如饿了么、美团，因为有了饿了么、美团之后，大家都点餐了，速冻产品、方便面就没人吃了。
而过几年后，美团表示最近这段时间南京、上海、杭州、北京的订单量下降，究其原因，才发现原来竞争对手竟然是共享单车。因为有了共享单车，大家不再叫餐了，而是骑车去吃饭。
2、所有产品都可能被重新定义。
比如美国最近推出一款白衬衫，用纳米材料制作的，早上穿，到了晚上这件白衬衫会告诉你，今天走了多少路，心跳最快的时候是看到谁，一天的卡路里消耗是多少…衬衫变成人体管理的窗口，所有产品在今天都有可能被重新定义。
3、未来中国很多大型品牌都被彻底击穿。
现在的年轻人追求个性化，未来中国每一个行业都会出现无数个小品牌，小众品牌、圈层化品牌会成为未来中国消费者的主力模型，而这种模型将建立在小创业和大制造的基础上。
4、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中，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讲生产线管理，大家都说资本运作、品牌经营、销售渠道、互联网电商冲击，所有概念都是工厂厂区以外发生的变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就在过去两年里，工厂管理重新回到生产线。
广州白云机场如今70%的广告内容都是家居全屋定制，柔性化生产在今天是中国实体经济变革的第一条道路。过去两年多实践里，柔性化的生产方式和制造模型在传统制造业里基本得到了实践，传感器技术、3D打印的技术、人机协作的技术等等，都为制造业的生产线革命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
5、海尔、小米这两家企业是中国实体企业中在今天跑得最快的。
快在哪里？中国地区今天正在发生的对全球制造业有可能产生颠覆性管理思想和组织变革的理论，未来出现的景象是，可能没有一个公司会超过一万个人。大型公司在未来或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每一个劳动者将回归为创造的主角，工厂所有资源和能力通过平台化的方式与全球进行分享，组织变革对企业带来的颠覆力和风险是最大的。
6、美国最赚钱的行业是律师，律师行业最赚钱的是破产律师，IBM有一个产品叫Watson，这是他的核心竞争力。Watson把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所有跟破产有关的判决案全部记下来，你只要面对这台机器说我有多少钱、现在欠多少钱，我要申请破产，这个机器律师会给你提供最确切的律师建议。
精算师、律师、教师、医生等传统意义上认为非常高尚且高收入的行业，未来很可能都被机器替代。
7、去年我去汉诺威的时候，整个德国企业界对中国企业家朋友非常陌生；今年我们去，德国人不欢迎我们，因为过去一年中中国人收购了1400多家德国工厂，其中很多是隐形冠军。记得我4月份去的时候，中国领事馆商务处王参赞说德国政府刚通过一部法令，严管国际资本对德国公司的收购，特别是中国对德国公司的收购。
不管怎么样，中国企业利用庞大的内需市场和人民币泡沫所形成的资本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并购和降维打击的方式，获得制造环节的核心能力，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
8、保时捷加工厂今天所有的零部件部门库存是零，因为有了工业云的计算，整个工厂已经不需要任何库存。当生产线柔性化以后，用户关系通过柔性化的方式、通过C2M或B2M来完成，未来所有工厂的效能会得到极大的改造，工厂在扁平化、人机协作和信息交互方面会得到极大的改造，这个变革是一次真正的工厂革命。中国在需求端的推动和变革，不同的制造业大国正在把全球制造的价值链彻底打散。
9、中国政府正在把人民币泡沫向全世界输出，提出一个伟大的战略——“一带一路”；中国企业也正在把人民币泡沫向全世界输出，叫做消费升级。
最近中央政府对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进行了限制，主要限制三个领域，一是不动产，二是娱乐行业，三是体育俱乐部，这三件事都涉及到内贷外投。但对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在海外进行并购，中国政府采取非常积极的姿态，我们要用人民币的泡沫去淹没全世界，让全世界共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承担压力。
10、从今天的技术变革情况来看，中国乃至全球很多大学，四年你所学习的知识能力，四年后可能都不需要了。如果专业选不好，四、五年后孩子大学毕业之后，这个行业已经消失掉了，而且即将消失的行业往往是收入很高、与标准有关、需要海量知识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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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大鱼大，水好水差？
2017年，我出了一本新书，去北京参加了一场活动，周其仁老师也来参加。
我这本新书叫《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水大鱼大”就是在2017年4月份杭州的互联网峰会上周老师告诉我的。当时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关于2008年到2018年的中国经济史，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十年的话是什么。周老师一边吃着快餐一边跟我说，有一个词蛮好的，叫“水大鱼大”。后来我就拿这个词做我的书名。
他也做了一次演讲，关于我这本新书。演讲中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设问：中国经济规模发展得很大，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得也很快，经济总量增加了2.5倍，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率增加了12%，那么，这个水和鱼——所谓的水就是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所谓的鱼就是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说，如果说水不好，中国的经济环境很差，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是怎么来的？今天在座各位是怎么来到这里？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座的地方是一片农田，怎么变成梵宫的呢？如果水不好的话，怎么来的大鱼呢？在座各位口袋里的钱哪里来的？2.3亿的中产阶层怎么出现的？没法解释。
如果水很好，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最适合赚钱的国家，那么为什么那么多鱼死掉呢？我写过两本《大败局》，我认识的很多聪明人都在那两本《大败局》里，中国每年有很多企业非正常死亡，到今天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非正常死亡呢？
今天很多的中国企业家，40年来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92%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呢？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国家不安全呢？那种焦虑从哪里来的？周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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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发生了什么呢？这也是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写《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时不断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今天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1、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
2、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政府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3、巨国效应
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时两个人聊起来的。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飞到香港，站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
别的没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张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4、技术破壁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断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吴晓波频道在很长时间里是新媒体领域传播新中产者、消费升级的一块重要阵地。我们所呼唤的、所关注的商业模式，都跟这部分有关。
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你看，所有的这些变化，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老天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的话，1978年以来，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大家说对不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
所以说，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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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们致敬
四十年的中国改革，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向哪些人致敬呢？
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农民工。今天有一个词叫鄙视链，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向下鄙视，可能在众多阶层中农民工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农民工。
中国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但是他们要进入城市的时候，发觉这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然后他们退回去，洗脚上岸创办了中国的乡镇企业。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今年年初，我曾到上海去参观一座大楼，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安徽的农民工，砖瓦工，参与建造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时候，他老家的未婚妻来找他，问他这两年在上海干什么？那个小伙子说，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到了浦东陆家嘴。
站在马路对面看着600多米的大楼，那个小伙子对他女朋友说，这个楼是我建的。但是，我没有钱带你进这个楼，里面的东西没有我买得起的，可是没关系，在这栋楼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浪漫故事，对吧？他就是一个大忽悠。总经理跟我讲，上海中心的顶楼，刻了8000人的名字，就是这些农民工的名字。所以，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们的血汗，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这些人。
第二个需要致敬的群体，他们站在鄙视链的最顶端，但是仍会被我们鄙视——说1个亿还是一个小目标——这是我们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业家。
在1978年以前，大家在这个270度环屏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存在的。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多少呢？2000万。中国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很多人觉得，这一拨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我接触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我也觉得，你们为什么要经商，为什么要做企业，因为爱钱。没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不爱钱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些热爱金钱的人，把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几十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
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个产业，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所以这些人的出现，以及容忍这些人出现的制度环境，是我们第二个需要致敬的。
第三个需要致敬的群体，大家看到可能觉得很奇怪，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这一部分人，在今天其实挺郁闷的，甚至很多关于中国改革史的文章说，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是什么呢？是人民崛起的结果。在人民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些被革命者，一些被改革者，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望四十年，这部分人，同样是需要我们致敬的。
有一个词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这个词是我们的一位老前辈张五常在他的《中国经济制度》书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说你到欧美国家去，只要是有点知名度的人，一个地方的市长、州长都能够接待你，花半个小时聊一聊。而中国的县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忙得跟狗一样。
所有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GDP、财政收入。所以张老师说中国的情况是，每一个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所以他说时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大家看到这个很瘦的老头子叫谢高华，他曾经在浙江中部的一个县——义乌当过县委书记。今天的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但你在中国地图上看，要找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打死都不会想到义乌，那个地方交通不好，旁边也没有什么产业基础，就是金华中部一个特别小的县城。为什么它今天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
没有什么道理，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小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里面第一个允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雨、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一个棚吧。这个棚搭起来，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谢高华。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到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市里去，你问他们市长是谁啊，有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市长是谁，但是会记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某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这些人，决定性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他们手上有比欧美国家市长、州长大得多的权力，但是同时他们的创新、他们的努力也需要比欧美的市长、州长承担更大的责任。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民在马路边摆摊这件事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是需要拎着乌纱帽去干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要致敬这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博的地方干部改革者。
第四个需要致敬的群体，他们的名字叫做创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