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六年即公元811年五月初一（甲午），唐宪宗李纯将收受成德节度使王承宗钱物贿赂的品官王伯恭处以杖刑杀死。
同时，前行营粮料使于皋谟和董溪被揭发贪赃数千缗。唐宪宗下敕赦免他们的死罪，将于皋谟流放到春州，董溪流放到封州。但他们到潭州时，唐宪宗又派中使追上，赐他们自尽。权德舆上言认为：“于皋谟等人罪当处死，陛下将他们暴尸东市，谁不惧怕律法！但不应当在已经赦免死罪后又杀了他们。”董溪是董晋的儿子。
五月初七（庚子），唐宪宗任命左金吾卫将军李惟简为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陇右凤翔节度使。陇州地方和吐蕃接壤，从前双方朝夕寻找机会，互相入侵抢掠，两边百姓都不得安宁。李惟简认为边将应当谨守边备，积蓄钱财谷物，严阵以待敌寇的入侵，而不应当贪图小利，为得到朝廷的赏赐在边境闹事求恩。因此他严禁部队妄自入侵吐蕃的境内。他购买耕牛，铸造农器，供给那些没钱购买的农夫，增加了数十万亩垦田。刚好又遇上连年好年景，因此官府和民间都有盈余，商贩还把那里的粮食卖到其他地方。
五月十三（丙午），前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裴均去世。五月十九（壬子），由于振武节度阿跌光进一贯忠诚，很有气节，长期以来屡建大功，唐宪宗因此赐他姓李氏。他弟弟洺州刺史阿跌光颜，已根据另外的敕令被赐李姓。
六月初一（甲子），唐宪宗裁减教坊乐人的衣服和食粮。六月初四（丁卯），中书门下（通鉴作李吉甫）上奏说：
“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浊。清浊的由来，就在于官职的烦省。自秦至隋经历了十三个朝代，设置的官吏还从没像现在这么多。国家自从天宝以来，在中原驻扎了大量兵员，现有可用的兵力多达八十余万。其余不必要的商贩，剃度的僧侣道士，杂色差役，总之不从事农桑的又占总人口的十之五六。这等于是全国经常只靠三分筋骨劳苦的民众，供养七分坐着等待衣食的人们。如今朝廷内外食用俸料的官员不下一万多人，其中同职异名，或不在本部门办事，或他们所在的府寺已经荒废，或只是因循守旧而保留的官宦非常众多。况且如今证敛的财富日益减少，而授任官禄照样随心所欲；朝廷设置的官职有限，而录用的各色官员却无数。这样，九流安得不杂，万物安得不烦。汉朝初年全国置郡不过六十，文景二帝的仁政教化，首先重视的并非百官。官少未必就导致为政紊乱，郡多也未必就达到天下大治。如今全国有三百个郡和一千四百个县。要么以一县之地而为州，要么以一乡之民而为县；这样的现象太多，费用庞大而责任轻微。还请求朝廷下敕，让吏部和兵部侍郎、郎中、给事中、中书舍人各取一人，认真考察这些利弊，然后详细制定裁减方案。吏员可以裁减的则裁减，州县可以合并的则合并，每年入仕的可以停减的则停减。这将增广利益，也容易求得好处；官吏少了地方也容易治理。这样多少能减少官场的浪费，也足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又有，请求朝廷根据国家原来的章典，依据官品制定俸禄：一品官员月俸三十贯，其余的靠职田禄米，大约不过千石。自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自从朝廷陷入艰难以来（指安史之乱），纲纪逐渐松弛；于是增置官员的数额，大幅提高俸钱。所以大历年间权臣的月俸有高达九千贯的，各郡刺史不论大小也都有一千贯。常衮为相时，才开始建立限额。到李泌为相时，又根据职务的忙碌程度，给予增加。当时认为通情达理，所以很难削减。然而仍然有官名还在，职能早已荒废；名额已去，俸禄却还保存的现象。闲散和忙碌之间，俸禄的厚薄一下子相差很大。如果要形成永久的格式，就必须建立常规。”
唐宪宗准奏，于是命令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等详细制定裁减的方案。
六月二十一（甲申），唐宪宗任命御史中丞柳公绰为湖南观察使。六月二十四（丁亥），出现太白靠近右执法（金星靠近太微右恒的右执法星）的天象。次日，唐宪宗赐御史中丞窦易直绯鱼袋。
秋七月初一（癸巳），退休致仕的尚书右仆射高郢去世。高郢字公楚，祖先是渤海蓚县人。他九岁时就通读《春秋》，能写文章。天宝末年（756），安史叛军占据京邑。他父亲高伯祥起先任好畤尉，触犯了叛军的禁令，即将被处以极刑。高郢那时才十五岁。他披头散发，解开衣襟，请求代父去死。主管官吏深受感动，把他俩都释放了。高郢后来进士及第，并在应制举时荣登茂才异行科，被授予华阴尉。他曾觉得鲁国不应当使用天子的礼乐，于是援引《公羊传》，著作了一篇《鲁议》，见称于当时，也因此被授予咸阳尉。
郭子仪节制朔方时，聘他为掌书记。郭子仪曾经很气愤从事张昙，奏请要杀了他。高郢极言争辩，多方营救，因此忤逆了郭子仪的旨意；郭子仪因此上奏将他贬为猗氏丞。李怀光节制邠宁时，奏请他为从事。他后来经累转成为副元帅判官和检校礼部郎中。李怀光背叛朝廷，将要回归河中时，高郢劝他说：“往西奉迎主上的大驾，难道不是忠臣应当做的事吗！”李怀光愤怒地不肯听从。李怀光回到河中后，又想率领全体部众西征威胁朝廷。当时浑瑊的兵力孤单，勤王的将帅都还没前来。高郢和李鄘冒死劝止了李怀光西进。刚好李怀光长子李琟来看望高郢，高郢便用逆顺的道理劝谕他说：“人臣应当为顺效力。况且自天宝以来起兵反叛的，今天还有谁在？国家自有天命，并非光靠人力。今天如果仗恃人多而要西进，那将自绝于上天。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你怎么知道三军中到时就不会有人溃散？”李琟听了后震惊恐惧，流泪泄气。翌年春季，高郢与都知兵马使吕鸣岳和都虞候张延英共同密谋，派人走小路上表给朝廷。当他们接受密诏时，事情败泄，二将立刻就被处死。李怀光于是召集将卒，厅堂上刀光闪闪，将高郢带上来责问。高郢挺然对答，无所愧疚或隐瞒，意气慨然，边上观看的人无不泪下。李怀光十分惭愧沮丧，也就不再追究他了。唐德宗回京后，命令谏议大夫孔巢父和中使啖守盈到河中去宣慰李怀光，并授任他为太保。然而李怀光依然无比愤怒，刺激自己的亲兵谩骂使者，最终杀害了啖守盈和孔巢父。孔巢父被砍伤后倒在地上，高郢还上前抚慰。
李怀光失败伏诛后，马燧聘用高郢为掌书记。没多久，朝廷征他出任主客员外。他后来升迁刑部郎中，又改任中书舍人。在任九年后，他改拜礼部侍郎。当时应进士科举及第的，大多忙着朋党交游，追逐名声。每年冬季，州府推荐选送提名到京师后，这些人只是一味追求饮宴聚会，很少人认真作学问。高郢生性刚正，尤其嫉恨这样的风气。他担任礼部侍郎后，拒绝请托，即使跟他很熟的同僚也不敢请他走门路。他一心都在经史学问上，专心负责科举考试。他掌管贡部三年，提拔被埋没的人才，抑制浮华和朋党以及任人泛滥的现象，选官部门的风气焕然一新。他接着官拜太常卿。贞元十九年（803）冬，他进位为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顺宗即位后，他转任刑部尚书，但因为被韦执谊等人忌惮，很快就被罢免参知政事，以本官掌管吏部尚书事务。翌年，他出镇华州。
元和元年（806）冬，他再次官拜太常卿，很快升任御史大夫，并在几个月后转任兵部尚书。个把月后，他两次上表请求退休，但唐宪宗没有答应。他又上言说：“臣听说劳生佚老（语出《庄子》：‘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意即生前辛劳，老来安逸），是自然规律。昆虫蠕动，鸟雀翾飞，到日落也都休息。除非像贡禹那样精通经史，像赵喜那样正身不懈，像韩暨那样志节高洁，像山涛那样道德楷模，一般人过了年龄还不退让，那就是贪婪冒进。当然也有当仁不让，急病忘身，不只是服从君命，自己也愿意舍身的。然而臣高郢才能平庸却久辱高位，不得不披肝沥胆，真心请求退休致仕。”唐宪宗于是改任他为尚书右仆射，在这位置上退休致仕。这时他病故，终年七十二岁。唐宪宗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谥号贞。
高郢生性谦恭谨慎，十分廉洁，不怎么和人交游，任上总是奉公守法，勤勉恪检。他掌管朝廷的制诰多年，家里却没有制诰的草稿。有人问他：“前任都曾留下制诰集，高公为何都把它们烧了？”高郢说：“帝王的言论不能保存在私家。”当时人们都很看重他的谨慎缜密。他和郑珣瑜同时拜相，但没多久，唐德宗就驾崩了。当时同在相位的人中，杜佑作为元老居上，而韦执谊则因为朋党专权。唐顺宗的风痹病很严重，因此不能理政，而王叔文以翰林学士兼户部侍郎的身份兼任度支副使。当时的政事，通常由王叔文谋议，王伾转达，李忠言向下面宣布，而韦执谊负责执行。郑珣瑜自从入相以来，忧形于色，到这时觉得王叔文的权势已无法剥夺，便称病不起。高郢也就敷衍了事，终究没做什么，以至于最后罢相。舆论以此评价他的优劣。
七月二十八（庚申），唐宪宗追赠刚去世不久的银青光禄大夫和太子宾客裴垍为太子少傅。裴垍字弘中，是河东闻喜人，垂拱年间宰相裴居道的七代孙。裴垍二十岁弱冠时就举进士。贞元年间，朝廷制举贤良极谏科，裴垍对策第一，因此被授予美原县尉。任期满后，许多藩府交替要聘用他，但裴垍都没应聘。后来他官拜监察御史，转为殿中侍御史和尚书礼部考功二员外郎。当时吏部侍郎郑珣瑜请裴垍担任考词判。裴垍在任上坚守正气，不受请托，他主持的考核时及第的人都必须凭据真才实学。
元和初年（806），唐宪宗召他进入翰林成为学士。他接着转为考功郎中兼知制诰，很快又升迁中书舍人。李吉甫从翰林承旨的位置上拜平章事。诏书即将下达的那个晚上，李吉甫感动得流泪，跟裴垍说：“我从尚书郎的位置流落远方，十多年后才得以回归，马上便进入禁中的官署，至今才满一年。朝廷的后进人物，我都不大认识。宰相的职责在于选拔贤俊，如今我却是十分懵然，不知大臣的能干与否。你有知人的明鉴，今天朝廷的才杰，还请你为我举荐举荐。”裴垍当下就取笔书写了几十个名字，结果选中了三十余人。数月之内，这些人几乎都得到任用。当时人们欣然称赞李吉甫有知人善任的明鉴。元和三年，唐宪宗下诏举荐贤良。当时皇甫湜在对策时发言激烈恳切；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极力鞭笞时政。考官杨於陵和韦贯之将他们的对策都评为上第，裴垍作为覆审，也没有不同意见。当权贵为此向唐宪宗哭诉，要求朝廷对皇甫湜他们治罪时，唐宪宗不得已，将杨於陵和韦贯之贬出了京城，同时罢免了裴垍的翰林学士，改任他为户部侍郎。然而唐宪宗知道裴垍的正直，对他更加信任。同年秋季，李吉甫出镇淮南，唐宪宗便让裴垍代他出任中书侍郎和同平章事。翌年，他加授集贤院大学士和监修国史。裴垍上奏说：“集贤御书院的官员配置请遵照《六典》：五品以上的登朝官将成为学士，六品以下称为直学士。除非登朝官，其他官员不问品秩都应是校理。其余的名目请一律取消。史馆请求登朝官入馆的，都将是修撰；不是登朝官的，都只能是直史馆（即在史馆当值）。并请求将此作为永久规定。”唐宪宗全都听从了他。元和五年，他中风病。唐宪宗非常嗟叹惋惜，派去看望他的中使络绎不绝；至于给他的医药和膳食，都让中使向朝廷详细汇报。因病一直不好，他只好罢相，改任兵部尚书，并进阶为银青光禄大夫。翌年，他改任太子宾客。他去世时，唐宪宗为他取消朝会，赐给他家的丧事赙礼分外有加，并在这时追赠他为太子少傅。
当初，裴垍在翰林承旨时，正值唐宪宗刚平定了吴、蜀的动乱（即淮南的李锜和西川的刘辟）。他励精求治，所以将朝廷的机密要务，全都交给裴垍。裴垍也小心谨慎，办事很令人满意。当他入相之后，恳请朝廷甄别善恶，杜绝请托门路，整顿法律制度，严肃考课吏治，唐宪宗全都听取了。吐突承璀自唐宪宗在春宫当太子时就侍奉在身边，所以得到唐宪宗无比的恩宠眷顾。吐突承璀趁机有所进言时，唐宪宗害怕裴垍的批评，经常警诫他不要再说。他在禁中经常用官名称呼裴垍而不喊他的名字。杨於陵任岭南节度使时，和监军许遂振不和。许遂振于是诬奏杨於陵，唐宪宗因此将杨於陵召回，想任命他为闲官。裴垍劝道：“陛下不能因为许遂振的缘故治罪一位藩臣。”因此请求授任他为吏部侍郎。严绶在太原时，政事全由监军李辅光负责，严绶只是拱手敷衍而已。裴垍将这事具体奏闻，请求让李鄘代替他。裴垍的事，包括在征讨成德的王承宗等事上的作用，前面都已细说，就不赘述了。
裴垍虽然年轻时就身居相位，然而他严肃庄重，做事总是遵循法律和制度；即使前辈高官，登门造访时都不敢以私事请托。谏官因为总要议论时政得失，所以通常掌权的大臣都不喜欢他们太称职。裴垍在中书省为相时，独孤郁、李正辞、严休复自拾遗转为补阙。当他参拜谢恩时，裴垍在厅堂上跟他们说：“独孤先生和李先生两位成为补阙值得恭喜。你们孜孜不倦地进献谏言，今天得到升迁，也不愧朝廷对你们的酬劳。严补阙为官的业绩，或许更为优异，昨日的提拔，不无太迟的感觉。”严休复既吃惊又有点不好意思地退下。裴垍在翰林时，举荐李绛和崔群一同掌管枢密。身居相位时，他起用韦贯之和裴度掌管制诰，提拔李夷简为御史中丞。这些人后来都接踵入相，也都有很好的名声。其他被他量材启用的官员也都符合人们的期望。他铨选官员的精明，前后代都没人能比。舆论认为，裴垍为相，才干适应时势，知无不为。他当政时朝廷没有佞臣，台省各部都得到治理。遗憾的是他拜相才两年就因病辞职，不久就谢世，朝臣无不感到可惜。
八月初一（癸亥），户部侍郎李绛上奏说：“请朝廷将各州空缺官员的职田禄米，以及现任官员的职田里抽出十分之一，收贮在当地的府库，以备水旱灾害时作为赈贷。”唐宪宗准奏。八月初三（乙丑），唐宪宗任命天德军防御使张煦为夏州刺史兼夏绥银等州节度使。两天后，他宣布取消先前设置的荆南永安军。八月十九（辛巳），唐宪宗任命常州刺史崔芃为洪州刺史兼江西观察使。
九月初一（癸巳），唐宪宗任命蜀州刺史崔能为黔中观察使。
九月初六（戊戌），富平县人梁悦为父复仇，杀了仇人秦杲，然后到县衙自首请罪。唐宪宗下敕说：“复仇的事，根据《礼经》则是义不同天，依据法令则杀人者死。礼经和法令二事，都是王教的大纲，其中的区别，自然必须让大家辩论是非。现命令都省集中意见奏闻朝廷。”职方员外郎韩愈议论道：“法律没这条规定，并不是因为粗忽遗漏；实在是因为如果不许复仇，那将不但伤了孝子的心，也违背先王的训导。如果允许复仇，那么人们会凭籍法律擅自杀人，朝廷将无法禁止开创这一先例。所以圣人在礼经里反复叮咛这一道义，而在法律里故意含糊其辞，用意就在于让法吏凭籍法律断案，而让精通礼经的士人得以引经据典，加以议论。所以朝廷应当下制说：‘凡是为父复仇的，在事情发生后，都必须向尚书省具体奏报，然后集中商议处理决定后，奏闻朝廷，酌情处置。’这样礼经和法律就都不会失去本意了。”于是唐宪宗下敕说：“梁悦处以杖刑一百，流放循州。”
九月二十二（甲寅），吏部上奏说，根据朝廷六月的敕令，通过合并和裁减，节省了朝廷内外官员总计八百零八人，各部门九品流外的官员总计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发大水，冲坏了城墙。黔中观察使窦群征用溪洞蛮人去修复，但因为督役太急，导致辰、溆二州（《旧唐书》作辰、锦二州）的蛮人起来造反。窦群派兵镇压，但无法平定叛乱。九月二十六（戊午），唐宪宗因此将他贬为开州刺史。
冬十月初，唐宪宗任命前夏州节度使李愿为检校兵部尚书、徐州刺史，出任武宁军节度使。十月初七（戊辰），他任命户部尚书韩皋为东都留守兼判东都尚书省事；任命太子詹事李藩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任命东都留守郑馀庆为吏部尚书。
十月初八（己巳），唐宪宗下诏说：“朕正要求执事百官和朝廷各部澄源清流，以责成办事的实效。转运是重要任务，必须专门委托使臣；每道也都有转运院，分别监督自己的责任。如今陕路的漕运已全部归属中都，然而尹守的职名仍然和以前一样。又有，诸道的都团练使已经足够掌管武备，安定地方；却又增加其他官职，因此也增加官吏的俸禄。这些既然都是虚设，因此颇为浪费。朕思考如何去掉烦琐而遵循根本，期望节省事务以任用能人。现下令将河水陆运、陕府陆运、润州镇海军、宣州采石军、越州义胜军、洪州南昌军、福州靖海军等使的官府，一并取消。为此收缴上来的大使以下官员的俸料，将委托本道取代百姓上交两税的缺额，并将具体数字奏闻朝廷。”
十月十七（戊寅），他又下诏说：“帝王治理黎元，就像爱护自己的儿子，生怕他们受到伤痛。如果遇到风雨不时或稼穑不稔，则必须除去烦琐，尽量简朴，珍惜劳力，让百姓安宁，让事业繁茂。何况邦国之内，百业之中，即使朝廷抚恤百姓的命令得到实行，而朝廷和地方官府的供求也照样很广。加上今夏的炎热和秋雨的连绵，南方的农田误了播种的时机，西边的垦田也没有丰产的希望。朝廷内管民间的口粮，外牵王室的徭役，不但有转运的担忧，还有饥荒的忧患。这都是因为治理的正道依然堵塞，和祥的气氛尚未通达。朕每次谈到这事，总不免感到疚咎慨叹。京兆府每年所配的谷粟二十五万石应该开放，卖给民众。家有谷粟的百姓如果愿意出售，应该在时价之外特加优惠。今春百姓借贷的义仓谷粟，因为正值灾年，可以宽容到丰收年再交纳偿还。元和五年以前的各色拖欠租赋一并取消。百官的职田数目很大，今年因为水灾，各地道路不通，应让所在地直接贮藏。度支的费用，百官根据数目可以到太仓领取。遭受水旱灾害的地方，请官府估计损失，朝廷将给予除免，不必复查。治理朝政的根本，在于安定民众。你们诸如京兆尹和城邑长吏，其实都是黎民百姓的寄托，必须经常访问民间的疾苦，承奉朕的诏令条款，心怀体恤恻隐。千万不能怠慢政事，不要为了私利而盘剥下民和欺软怕硬；务必使得乡闾市井全都安宁，孤儿寡妇也得到周济。希望你们各勉忠孝，满足朕的心怀。”
十月二十五（丙戌），唐宪宗任命谏议大夫孔戣为皇太子和诸王侍读。
要想知道唐宪宗的后来，请看下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