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在天堂河的劳动很快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海淀分局学习班。依旧是乏味的饭食、肮脏的马桶、拥挤的睡铺------我已经在这里度日如年地过了两个月零二十九天，明天是三月八号，到明天就整整三个月了，我掐指计算着。这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不知为什么，这天特别想家，想妈妈。想起小时侯家里虽然很困难，但每当晚上，和妈妈、哥哥、弟弟躺在床上，聊天、唱歌、讲故事的时候，是多么幸福欢乐啊。这美好的时光能否重现呢？我知道，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哥哥去了陕北，我能否回去还很难说，家里就只剩妈妈和弟弟了。咳，其实就算我和哥哥都回家，也未必能像以前那么欢快。自文革以来，妈妈好像变了一个人，再也听不到她的欢声笑语了。人生真难，我们并没有奢求什么，只求全家能在一起说说笑笑、逢年过节在一起吃个团圆饭就行了，可现在这竟变成了一种奢望。爸爸当初为什么不去参加共产党呢？就算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也好啊。在这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株连九族的社会里，爸爸的责任太重要了。怪不得文革初期三姐和家里脱离关系呢，真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唉，甭瞎想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命吧------
过了许久，我昏昏睡去。
“沈猛，收拾东西，你妈来接你了，沈猛，听见没有？你妈接你来啦！”我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以为还没睡醒。当警察提拉着我的耳朵再一次地喊叫时，我才相信这是真的。
我跌跌撞撞地跑向了前院，一出小门，就看到妈妈正站在那里看着我笑呢。
“妈！——”我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拼命地吮吸着我十分熟悉、日思夜想的气息，这气息曾一直伴我长大。
“妈妈，你好吗？”我看着妈妈苍白消瘦的脸，心疼地问她。
“孩子，妈妈这不是很好嘛，只是很想你。走，跟妈妈回家吧。”她笑着对我说。我搀着妈妈，欢欢喜喜地和她向家中走去。
今天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八号。天上飘着星星点点的雪花，散落在妈妈的头上。她似乎没有感觉到，一路上只顾跟我说话。我听着妈妈亲切的话语，轻轻地抹去她脸上的雪水。
“你这次能回家，是因为我同意让你去插队，才能接你出来。你就在北京郊区插队，已经很不错了。老抗什么错误都没犯，不是也去插队了吗？而且一去延安就是两年多，也没回过家，你要好好向他学学。人，尤其是男人，年轻时吃点儿苦不算什么，多锻炼锻炼，对你们有好处。你知道老抗走的这两年我一直揪着心，倒不是怕他吃不了苦，是怕他的命没了。当年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时，你爸爸在那里和红军打过仗。你想，这事儿一旦被当地人发现，老抗能活着回来吗？可我又不敢对他讲，因为讲了也不能阻止他去，反而会加重他的负担。直到他来信说他在那里干得很好，我才稍稍松了口气，但我也不知道他以后会怎样。这件事你不许对任何人讲，否则会招来灾祸的。”
“妈，您甭叮嘱我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这点儿事，我懂。”我晃着妈妈的胳膊说。
“唉，文革以来，咱家的这些孩子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其实你心地很善良，为人忠厚，也很好强。但不够自信，又过于单纯。看你个子挺高，身体也挺壮，好像比同龄人大得多，实际上你很幼稚，你是那种太爱幻想、永远长不大的男人。性子又倔犟，跟你爸爸一样，为人直率、锋芒毕露，太张扬了。你别看他南征北战、戎马一生，是文武全才的大将军。但在世俗的接人待物上，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他近乎白痴。他总以为，只要心底无私就行，以为谁都和他一样，直到死的时候他都没能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落得如此悲惨的境地。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也是我觉得最对不起你爸爸的地方，就是我没能帮助他改掉这些，哪怕能让他收敛一点儿也好。像他这样的男人需要一个女人来约束，可我没能做到这一点。这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因为我也有和他相同的地方，我喜欢这样的男人。解放后，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也是我心里存有幻想，认为毛主席、共产党是一时犯糊涂，会明白过来的。是我放纵了你爸爸，不然他不会那么早就走的------哎，也难说，就是那时躲过去了，也很难逃过文革这一关。文革前我还没在意，因为那时候社会基本是正常的。可现在我非常担心，我怕你破罐子破摔、一条道儿走到黑啊！”
“妈，您放心吧。这回我一定会在那儿安下心来，好好劳动的。我不会像我爸似地跟谁都说心里话，最后被人家给整死。我可没那么傻。”我为了让妈妈放心，就极力地说着她喜欢听的。这前半句是实话，我很珍惜这次能够回到正常人生活中的机会，虽然是插队，我也很高兴。但这后半句纯粹是为了安慰她，因为到现在，我的脾气秉性一点也没改。正应了那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们到家后，弟弟还没放学回来，趁着妈妈去做饭，我跑到自己的小屋，想看看我藏的钱和手表。一看都在，我想：怎么处理这些呢？扔掉是不可能的，交给公安局？那是自掘坟墓。花掉它？可这么多钱，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花，一时半会儿又花不掉。明天就要去插队了，农村里更用不着钱了。我想来想去，把它又藏了回去。
“小猛，你回来啦？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是弟弟回来了。
“那天早上我刚要去上学，刘大妈就告诉我，说夜里来了好多警察，把你哥抓走了。说这回够你呛的，可能得进监狱。吓得我做了好几回梦，都是梦见你在监狱里挨打呢，一下子就把我吓醒了。我喊妈，妈不在，才想起妈上班去了，我知道这是在做梦，可再也睡不着了。”弟弟说着，眼圈有些红了。
“听她瞎说呢，我这不回来了嘛。我不在，有人欺负你了吗？”我们刚搬家到这时，常常有人欺负弟弟。每次我都会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从此记住：这是我的弟弟，欺负他是要付出加倍代价的。
“现在没人敢打我了，都知道我哥是沈猛，还老跟我套瓷呢。不过就是有，我也不用你管了，我不想你再被警察抓走。”他真诚地说。
“没事儿。没人欺负你就好。可要是有人打你，你就跟我说，我照打不误。明儿我就插队去了，我不能老往回跑，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写信，听见没有？”我摸着他的脑袋说。他点了点头。
“小猛、小沉，吃饭啦！”妈妈做好了饭，叫着我们。我俩一起走过去吃饭。好久没吃妈妈做的饭了，真香，我一连吃了两大碗。
“你的被褥、衣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看看还需要什么？如果家里没有，咱买去。”
“行了，没什么需要的。今儿晚上您上班吗？要是上，您吃完饭就睡会儿，我来收拾。”我对妈妈说。
“班肯定得上。你明天早上九点到学校报到，正好我下班，能送你去。”
“不用，您到家就睡吧。我就在郊区插队，我姐她们和老抗走那么远，您都没送出过院门儿，我您就更不用送了。”我不想让她干了一夜活还去送我。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妈妈就回来了。看我俩还没起床，她又出去买了油饼豆浆回来。吃完早饭弟弟上学去了。我让妈妈睡觉，她怎么也不肯，非要送我，我只好同意了。我将被包背在肩上，把脸盆、牙具放在网兜里，用右手提拉着，左手搀着妈妈，向学校走去。
到了学校后，我没看见一个拿行李的同学，进了工宣队，贺大头正等着我们。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所有的喜悦之情消失了：“还真来了啊？我以为又跑了呢。”
妈妈为了我，强作笑颜说：“不会的，他这回能去插队，很高兴，跟我说要在农村好好干呢。还不快叫贺师傅。”妈妈拽了拽我的衣角，催促着我。
“贺师傅。”我不情愿地叫了一声。
“行了，走吧。”贺大头冲我说，又对妈妈讲，“你回去吧，我送他去插队那儿。”
“怎么，就他一个人插队吗？”妈妈惊讶地问贺大头。
“人家都去了一个多月了，他这是后补的。要不我也用不着单为他跑一趟了，你以为我愿意受这趟累啊？”贺大头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
“哦，那谢谢您了！再见。”妈妈恐怕惹贺大头生气后拿我撒气，便不再多问，冲我摆了摆手，走了。
“妈！再见，您慢点儿走！”我在妈妈身后喊着。
贺大头带着我坐331路公共汽车到中关村，又换332路到颐和园，最后坐46路到了温泉。下车后他让我在路边等着，说十二点有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来接。
终于，手扶拖拉机来了，开车的是个小伙子。他问我们是不是来插队的，贺大头说是，他就让我们上了车。小伙子车开得飞快，从温泉向北去不远又向东转，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车子颠簸得非常厉害，小伙子减慢了速度，又开了十来分钟，最后停在了一个土打的围墙大院中。到了，这就是我插队的地方：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公社，苏一二大队六小队。
队部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中等个，瘦瘦的，左眼瞳仁是一团白，可能是小时候被树枝扎的。他用一只眼上下打量我，说：“这就是那个从学习班儿来的吗？”
“就是他。沈猛，这是六小队的指导员，以后就由他来管你们了。你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认真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贺大头说。
我没说话，我什么也不想说。
“小五群儿！”指导员大声地冲外喊着。
“来啦——”随着一声应答，跑进来一个一米来高的人。他剃了光头，圆脑袋、圆眼睛、圆鼻子，处处都给人圆的感觉。听他的声音、看他的动作，好像年纪已经不小了，可看他的个头和神态还像个孩子，我觉得他很奇怪。
“你带这个新来的知青去他们住的屋。”指导员对小五群说。
“跟我走吧。”小五群仰着脸对我说。我跟着小五群，来到了我住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在村东头，是一个塌了一半土围墙、有内外院的西屋。内院和外院隔着一道土墙，里面住着一家老乡。土墙中间用秫秸扎成了一个门，外院没有门。西屋又矮又黑，里塌外斜，一进屋右首还有一个门，通向里间。里间堆满了秫秸稻草等杂物，是用来堆放东西的。外间两间相通，贴着南墙有一个大土炕，几乎和屋子一样大，挨着土炕有一个柴灶，这种结构是为了省柴，烧饭时顺便也把炕烧热了。土炕东墙，也就是和门相连的那面墙上有两扇用纸糊的窗户，窗纸有一半都破了，耷拉着，随风跳舞。
这就是我的家，我以后就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小五群等我把行李放在炕上，说：“这屋里有四个人，他们出工了还没回来。快了，等老爷儿（太阳）落了就收工了，现在天儿短，老爷儿落得早。我走啦。”
我数着炕上胡乱卷起的被褥，果然有四套。今后我就要和这四个人一起生活了，对，先收拾一下屋子吧。我找了半天，竟然没有笤帚。我只得把所有的被褥叠放整齐，就算是收拾完了屋子。我听到院子里有动静，忙向外看去。
他们收工回来了，看上去疲惫不堪，将镐头放在墙角窗下后，双脚拖地耷拉着脑袋向屋里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大眼睛高鼻梁，长得很漂亮的瘦小伙子。他一眼看见了我，稍微一愣，眼里马上露出友善的目光，惊喜地叫道：“嘿，沈猛！我们早就知道你要来，怎么今儿才到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说我昨天刚出来，太难为情。说别的，那不是骗人吗。我张了张嘴，没说什么。
“我叫刘驰，这是李金林，这是廖雷，他叫侯和平，是69届的，分东北军垦时有病没去，就跟咱们70届的一起插队了。”听着刘驰一一地介绍着，我笑着冲他们点着头。
李金林中等个，眼睛不大很有神，两个胖嘟嘟的脸蛋嘟噜在腮前，显得脸下半部明显地宽过上半部。廖雷瘦小得像个十三四岁的孩子，除了眼睛很大，什么地方都小。他的嘴总是微张着，这使得他看上去似乎总想问点什么，仿佛时时在探索着人生的秘密。侯和平个子不高，黑黑的，很壮实。举止很稳重成熟，说话时总是先笑一笑，给人的感觉很忠厚。
“今天咱们吃什么？沈猛刚来，咱别吃贴饼子了。”李金林说。
“行，那咱就吃烙饼吧。”侯和平说着就去洗手，转过头来又说：“你们谁烧火去？我和面。”
“我去。”刘驰应声到里屋去抱柴禾。
“就吃贴饼子吧。我喜欢吃农村的饭。”我对他们说。
“咳，今后有的是贴饼子让你吃。我们一礼拜才吃一回白面，天天吃贴饼子，吃得让你吐酸水，等你吃腻了就知道了。”廖雷挤眉弄眼地说。
“不是有分配到工厂和服务行业的吗？你们怎么也来插队啦？来多久了？”我一下子把心里想问的都问了出来。
“我们都来了快三个月了，分工厂？咱没那命。我爸是军事测绘学院的大叛徒，说是去苏联学习时就叛变成苏修了。李金林他爸是国民党特务，年轻时就参加了三青团。刘驰他爸是走资派兼臭老九。70届的绝大部分都分在了工厂和服务业，只有百分之五的插队，不让我们这样儿的来让谁来呀？咱这儿要不是有个69届的侯和平根儿正苗儿红，整个儿就是一个狗崽子窝了。”廖雷阴阳怪气、内含酸楚地说。
“什么根儿正苗儿红？我爸不过是个淘大粪的。一辈子老老实实，这回还给划到石传祥那边儿去了。我是不响应毛主席号召，没去北大荒，罚我来插队的。”侯和平擀着烙饼，苦笑着说。
我听了他们的诉说，心想自己的出身就甭提了，是这里最坏的，而且又是青少年犯罪学习班出来的，能来插队还算不错呢。
“你呢，你爸是学校大喇叭里说的什么国民党大官儿吗？”李金林问我。
我脸“腾”地一下红了，怕他再问我什么。可不回答又好像不信任他们，便勉强点了点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你想，70届插队的，哪儿有出身好的？咱们这是臭味相投，这就叫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说谁黑。”他俩大脸蛋往上一耸，自我解嘲地笑着说。
“饼熟了，沈猛你先吃。呦，怎么没弄菜？”侯和平摊着两只沾满面的手说。
“我刚才就想去洗菜，可一看什么都没有，就没说话，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李金林对侯和平说。
“吃了没有啊？是不是又都躺那儿不动了？”随着话音走进来一位中年农妇。她左手拿着一棵大白菜，右手端着的碗里有俩水疙瘩，身后还跟着一个四五岁的小丫头。
“二婶儿！”他们几个同时叫道。
“早上我过来叫你们起床，就看到你们什么菜也没了，想好了下午给拿过来，让这孩子一吵给忘了。正好你们还没吃呢，快熬锅白菜汤，老不吃菜可不行。”她说着把菜塞到了李金林手里。
“嗬，这是谁呀？”她看到来了陌生人，便问道。
“他是新来的，叫沈猛。这是二婶儿，对咱们可好了。经常给咱们送些吃的、用的来。”李金林对我说。
“咳，还不是拿点儿咸菜、窝头、针头儿线脑儿的。看着你们这点儿岁数就离开父母受这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谁不心疼啊？哟，这孩子个儿真高，也壮实。多大啦？”她笑着问我，让人感觉很亲切。
“十七了。二婶儿，您好。”我回答她。
“嗯，一看就是个厚道孩子。家里都有什么人呢？父母都好吧？”她跟我拉起了家常。
“二婶儿，您坐炕上。”李金林让二婶坐下后，就洗菜去了。
当二婶听我说父亲很早去世、哥哥姐姐都分到外地、家中只剩下妈妈和弟弟后叹了口气，说：“唉，家家儿都有本难念的经啊。你妈妈不容易，长大后你可得好好地孝敬你妈妈。”
听着二婶的话，感到她是善良、厚道又有同情心的人，我不断地点头说是。
“好啦，你们吃饭吧，早点儿睡，明儿好有劲儿干活儿。”二婶走了。
我们几个吃起饭来。吃饭的时候他们谁都顾不上说话，一个个狼吞虎咽。看他们大口吞烙饼、扬起脖子喝白菜汤，我想象到他们来这儿后所过的生活。
晚上躺在床上，还没说几句话，他们都已经睡着了，李金林的呼噜还打得山响。我也许是在学习班天天睡觉都睡足了吧，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插队的生活从今天就开始了，不管今后多么艰难，我也要坚持下去。我决定，没有什么要紧事绝不回城里，虽然离得很近，但我必须克制自己。接触什么人学什么，环境是能够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同屋的几个人很好，目前的环境不错，我要好好利用。尤其是在劳动上，我要不怕脏和累，努力锻炼自己。毛主席不是说“劳动创造一切”吗？我就不信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不能劳动，我也要用劳动创造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