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手互相撕逼，本来司空见惯，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拿家庭出身与血统来揭短，就显得小家子气。这种曝光“胎记”的做法，在中国已经绝迹了30年，想不到在我国还有市场，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应该禁而止之。
血统论是一种以祖先长辈的血统和身份，来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的政治思想。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年代，血统论这一腐朽思想被发扬到了极致。
北京人遇罗克，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品学兼优。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后，他考了三次大学，成绩优异，却不被录取，只因出身不好，属于右派“黑五类”，政治血统不纯。遇罗克不服，写下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批判血统主义，控诉血统论（中国民间把血统论概括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巨大。结果，遇罗克被控反革命罪而被处死。
著名的印度电影《流浪者》中也明显地阐释了一个关于血统论的主题：片中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位法官，他固执地认为：法官的儿子一定是好人，贼的孩子一定是坏人。
血统论固不可取，家庭出身也不应该成为正常人的“胎记”而被说三道四。这话说来容易，但是在中国，曾经的“家庭出身”衍生过无数的家庭悲剧。
共产党执政中国后，对全国人口进行分类，划定“阶级成分”。在农村，如果家里曾经拥有土地，家庭成员依靠地租收入或雇佣农工耕种，这一家人的阶级成分就是“地主”。地主属于被打倒的阶级，财产被充公，地主子女禁止领军饷，禁止吃皇粮，人身遭迫害，精神受摧残。1956年后，中国开始将城市人口也定出各种不同的成分，具有阶级成分后，所有这个家庭的成员都具有特定的“家庭出身”。
文化大革命中，家庭出身成为被批斗的区分标准和衡量人品质好坏的主要依据。假如某人的祖父是地主，即使他自己“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表现再标青，也会被人当作“地主崽子”而受到政治歧视乃至人身伤害。
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栏目在政府的调查统计报表中逐渐消失。换言之，家庭出身与血统论到此基本结束。从此以后，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后代，只要他有本事，能考上大学就读大学，能做官就做官。这是中国的进步。
在我国，阿末扎希指责马哈迪拥有印裔血统，马家军说阿末扎希的父母来自印尼，都不是土著马来人。诸如此类，完全是重蹈中国文革的覆辙，是可笑而可悲的斗争手法。我的胎记你的疤，念这样的紧箍咒，有何道德可言？
其实，一国公民，无论他祖籍何方，父母是谁，血统如何，都不应成为他本人为国效劳并享受国民待遇的绊脚石。政治人物总拿家庭出身与血统说事，既会撕裂种族团结，也会挑起国内矛盾，为君子所不齿，贻笑柄于大方，滑天下之大稽。
见刊《中国报》2017年8月10日C13版头条
